前言

乔良少将曾经说过：“打仗就是打后勤。”正所谓“外行谈武器，内行谈后勤。”对于这样的观点，理应毋庸置疑。

长平之战，秦国之所以能够取胜，关键就在于它比赵国拥有更充足的后勤保障；

官渡之战，与袁绍实力相差悬殊的曹操，因为摧毁了乌巢这个大粮仓，从而占据先机，取得胜利；

楚汉争霸，西楚霸王项羽并不是败在战场，而是败在后勤，最终丢了江山，只得乌江自刎，一代英豪就此陨落……

图丨奸商王康年被逮捕

正如老祖宗告诫的那样，“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一场战役来说，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以我们熟悉的抗美援朝战役来说，如果我军的后勤补给没有受到敌人的破坏，哪怕前线的志愿军战士能够再多一点的补给，当年取得的胜利成果，一定也会更大。

然而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居然有一位奸商却大发国难财，大肆售卖假药给志愿军，致使2万多名志愿军战士身亡！

此人罪恶滔天、人神共愤，他就是臭名昭著的王康年。

一、“要命”的急救包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迎来了最为艰难的四、五次战役。

志愿军取得了前三次战役的完胜，不但成功占领了韩国的首都韩城（今朝鲜），并且还将“联合国军”赶到了“三七线”附近。

然而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志愿军将迎来一位最难缠的对手——李奇微。

李奇微在与志愿军进行几次战役后，发现了我军后勤不足的致命问题，由于志愿军后勤短缺，每次战斗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也就是所谓的“礼拜攻势”。

李奇微充分利用我军的这一缺陷，引诱志愿军深入追击，从而实现他的“磁性战术”。

对于“联合国军”的这一反常战术，彭德怀发现了端倪，并立即下令志愿军后撤，但与此同时，李奇微也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很遗憾，志愿军的后撤还是晚了一步，面对“联合国军”的疯狂反扑，大量志愿军倒在了敌人的猛烈火力之下。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志愿军第63军的战士们在铁原一带构建起最后一道防线，以及其沉重的代价，抵挡住了“联合国军”的进攻，为大部队的转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图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的志愿军战士

待志愿军重振旗鼓之后，又同“联合国军”展开了近50多天的第五次战役，以伤亡8.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联合国军”8.2万余人，重新将“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拉回谈判桌。

然而与此同时，在志愿军前线战地医院内，一件件怪事开始接连不断地发生。

由于“联合国军”在战役后期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轰炸，志愿军战士的伤亡人数开始急剧增加，受伤的战士们很快便被转移到了战地医院中进行救治。

在接受治疗时，一些原本只是受了轻伤的志愿军战士，在包扎、处理完伤口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

甚至一些原本只是轻伤的战士，到最后却不得不通过截肢手术来保全性命，而那些原本伤势很重的战士，大部分直接倒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起初，由于战事紧张，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但后来随着伤员事件频发，医院方面才开始重视起来，大批志愿军战士接连倒下，事态已经到了及其严重的程度，彭老总也开始警觉起来。

彭老总立刻下令派人调查此事，结果发现志愿军后勤部门运送来的医用纱布，竟然存在重大问题。

这些纱布、绷带不但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处理，并且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棉花制成，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被二次使用的“黑心棉”。

不仅如此，调查人员还发现一些止痛药竟然掺杂了大量面粉，结果很明确，有人将劣质的医疗包送到了前线！

得知此事后，彭老总大发雷霆，立即命人向国内发送了一封电报：

“由于后勤药品质量劣质，前线成千上万名志愿军战士因感染问题而牺牲在了后方医院之中，目前二十万个劣质急救包已就地销毁，希望后方单位能够严查此事！”

图丨战地护士在为负伤的志愿军战士包扎

与此同时，一个劣质的急救包也被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国内，交到了周总理的手上。

北京周总理办公室内，一个打开着的急救包摆放在办公桌上，散发着浓浓变质的味道，身旁的聂帅立刻变得暴跳如雷，拿着急救包就冲向了毛主席的住处。

了解完事情的原委后，毛主席愤怒地说道：“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被假药害了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奸商，该杀！”

主席立刻下令彻查此事，所有涉事人员一个都不能放过！

很快，随着调查的深入，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进入调查人员的视线当中。

此人究竟什么来头？他又到底是不是此次假药事件的始作俑者？

二、奸商王康年

1924年，王康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家境殷实，自幼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7岁时，在家人的介绍下，进入上海大亚电视台当练习生，后来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电台报告员。

不但工作轻松稳定，而且每个月还有丰厚的工资，在当时，王康年这样的履历可以说引得无数同龄人羡慕，但他却对此感到不满。

也许是每日重复的工作令他产生了倦意，时间久了，王康年开始产生了跳槽的念头。

王康年当时工作主要是跟经济、金融行业有关，在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下，他也开始做起了一日暴富的美梦。

1942年，王康年结了婚，而他的岳父正是当时上海滩公共租界的巡捕，在这层关系的帮助下，他开始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

不久，王康年便在上海西藏路生吉里租赁客堂间开设了一间名为“大康行”的杂货铺，主要从事着倒卖毛巾、袜子、雪花膏、万金油等生意，生意虽然不是很火爆，但也能够有一笔稳定的收入，显然这并不能让王康年满意。

图丨王康年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后期，战争规模开始不断扩大，随着越来越多伤员的出现，国内的药品行业成为了“香饽饽”，尤其是受到西方列强限制的西药行业。

王康年发现了这个商机，随即便将自己的店铺改名为“大康西药行”，并迁至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做起了西药生意。

然而，西药行业虽然利润颇丰，但也并不是一般人就能够搞定。

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然而在当时列强封锁下的环境下，这一点很难实现；其次就是需要就充足的资金，否则根本无法周转。

很显然，对于上述两点要求，王康年一条都办不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在超高利益的驱使下，王康年竟然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为了吸引进货方，他向对方许诺出了高出市场价数倍的价格，漫天报价，以此来骗取货物，而对于收购方，他则又开出了比市场价还要低的价格，来捆绑对方，从而骗取款项。

就这样，在王康年的这一顿操作下来，他手里的资金得到了迅速地积累，也算是狠狠地赚了一笔。

与此同时，王康年还用一部分骗来的资金制作假药，比如用玉米粉改为表飞鸣、阿司匹林粉等药物出售，他认为这样不会闹出人命，不会有人来找他的麻烦，再加上当时战乱不断，也很少有人会与他计较。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事情败露，每当到了与买方规定的交易时间，王康年便开始编造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到最后甚至直接明目张胆地进行赖账。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康年又将大康西药行迁至汉口路456号三楼306室，并改名大康药房，继续从事着专营西药投机贩卖的“买卖”。

图丨“奸商王康年”宣传画

在王康年这样肆意妄为般的行为下，他的大康药房也开始变得声名狼藉，由于投机、抛空头栈单，到期无货兑现，他已经负债累累，药房也不得不面临破产地风险。

据资料记载，在上海解放前夕，当地法院就曾收到过“职业新药”老板严广骏对王康年的诉状。

严广骏称他曾在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寄存过一批价值2亿元（旧币，下同）的药品，但是到了规定时间后，王康年并没有给予归还，到最后甚至玩起了失踪，找不到人。

当两人对簿公堂时，王康年并没有进行狡辩，然而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是他却以自己生意破产为由，拒不归还对方存放的药品。

王康年这种无赖般的行为令严广骏无可奈何，再加上当时正值上海迎来解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已经是自顾不暇、乱作一团，也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关注王康年这件事。

随后王康年果真宣告了破产，私吞了这批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而此事最后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三、肆意妄为

也许是之前的经历让王康年产生了一种可以肆意妄为的错觉，他不但没有及时收手，反而准备开始重操旧业。

当时的上海正值解放，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央实行了“扶持工商，鼓励开业复业”等一系列政策，这对于王康年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再加上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仍在实行经济封锁，西药仍是一种市场急缺的物资，在当地工商等部门的调解下，王康年与严广骏之间也达成一致，将这批资产作为大康药房与职业新药之前的债务，就这样，王康年的大康药房获得了“新生”。

图丨丧尽天良的盗窃犯王康年

随着市场逐渐稳定下来，经过两年的时间，大康药房的营业状况迎来了好转，总营业额也一度达到了350亿元，然而其中与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之间成交的就有近300亿元，占到了总额的80%。

据统计，当时王康年的大康药房的欠债已经达到了3亿多元，而他店内所有的财务资产只有不到2亿元，能够凭借如此脆弱的资产实现翻身，完全依靠了国家机关的“接济”。

按理说得到国家这么多好处后，王康年应该认识到自己之前所犯的错误，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但是贪婪是他丧失了理智和人性，他不但没有回报国家，反而恩将仇报，开启了更加疯狂的“敛财之路”。

一次，某机关单位来到上海采购必备药物，在他人的介绍下，这名负责采购的人员找到了王康年，当表明来意以及所需采购的物资后，王康年当即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王康年也收取了对方的货款，但此时在大康药房的仓库内，根本就没有这种药物，很显然，王康年又搞起了之前使用的把戏！

当晚，王康年便立刻召集工人，使用复方大黄酊以及自来水，按照3：1的比例来制作这批假药。

后来，皖北军区来到上海采购药品，同样找到了王康年，这一次的货物是300磅的止咳糖浆药剂。

按理说，止咳糖浆并不是什么昂贵药品，但是王康年却依旧没有提供给对方真药，取而代之的竟是他从市场上低价收购的已经过期的糖浆。

图丨大康西药房

面对对方的质疑，王康年竟然大言不惭道：“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

再加上“周围人”从中调解，此事竟然又不了了之。

至此，很多人开始疑惑，王康年如此行事为何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还能够接到新的订单？这便是王康年另一“高明”之处。

四、王康年的“外勤部”

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窃取国家资财，王康年可以说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贿。

据事后王康年自己交代，他曾经在大康药房内部设立了一个名叫“外勤部”的机构，而此机构的主要职责便是负责行贿国家机关干部。

在大康药房1951年的账目本上，曾记录着这样一条数据——“交际费”：一亿九千余万元，而其中90%的花费，都用在了向机关干部行贿上。

比如在大康药房重新开业时，王康年为了吸引一些国家机关到他这里采购，不仅利用各种糖衣炮弹去拉拢机关干部，并且还为自己编造了一段“曾到过革命老区卖药”，以此来展示自己对革命做出过贡献。

在他这样一顿吹嘘之下，很多机关干部都中了他提前布置好的圈套，以至于后来经常派人前去大康药房采购。

而发现货物有问题后，由于从王康年手中收受了“好处费”，再加上事情也没有严重到出人命的地步，也就都变得不了了之。

由于大康药房所在的店铺比较小，所以有些干部起初也并不认为王康年能够提供大量订单，但王康年随后便拿出了伪造的多份大额订单后，对方也才打消了顾虑。

除此之外，王康年对一些机关干部的私人生活比较了解，一旦哪位领导家中遇到困难时，他便立刻会打去一大笔钱，说白了也就是行贿。

图丨奸商王康年劣迹败露

这样一来二去，让那些被腐蚀了的干部对王康年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以后遇到采购药品或者医疗器械的订单时，自然也就会第一时间想到王康年。

后来，王康年手下的员工回忆道，王康年曾经十分自豪地对他们说：“大康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这便是王康年为了发财，所展现出的丑恶嘴脸，此时的他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以至于连前线志愿军急需的救命药物，都敢进行盗骗的勾当！

五、十恶不赦

1951年11月，抗美援朝前线战事吃紧，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物资短缺严重，为了尽快筹集到物资，志愿军某部派人专程来到上海采购医药用品。

当王康年听说此事后，立刻打起了这笔生意的注意，并通过关系与志愿军的采购员见了面，并特意组织了一场饭局，以此来宴请志愿军同志。

采购员本着尽快筹集到物资的目的，与王康年见了面。

见面后，王康年表现得十分热情，又是拉着采购员拍照，又是赠送手表，令采购员十分尴尬。

除此之外，王康年还将大康药房中一些卖不掉的冷门药物赠送给志愿军部队。

不明缘由的采购员被王康年表现出来的热情所蒙骗，同意了在大康药房采购这批医疗物资，并一次性将采购费3亿元交给王康年，王康年当然是欣然接受，双方规定好了交货日期，便各自离去。

但其实当时大康药房的仓库中，并没有志愿军所需要的这批物资，按理说面对这种局面，王康年紧接着应该做的是立刻筹集物资，但他并没有这样所，反而是将这笔3亿元的货款用来做投机生意。

图丨负伤的志愿军战士

没有人知道，王康年到底是怎样想的。

很快到了交货时间，王康年自然是一件都发不出去，由于前线伤员激增，志愿军方面开始不断催促王康年，但王康年却以货源紧张为由，提出了修改发货日期的请求，志愿军方面最终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期间，大康药房的装货员实在是看不下去，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而他们却迟迟拿不出物资来，便将仓库缺货的情况告诉了志愿军的采购员。

王康年得知此事后，立刻解释道：“我已经在广州买好了一批物资，就快要到了。”这才暂时打消了采购员的顾虑。

然而几天之后，王康年所说的那批物资却迟迟没有出现，无奈之下，只向志愿军发送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药物及废旧医疗器械。

对于前线战士最为需要的救命物资，王康年却迟迟不肯去采购。

大康药房的职工们实在是看不下去，纷纷质问王康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牺牲，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我们在后方连按期发售药品的工作都没有做好，你还有良心吗！”

对于员工们的愤慨，王康年竟然大言不惭道：“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这事我是拿得稳的。”

由于时间紧迫，采购员先行带着一批物资前往朝鲜，临行时特别叮嘱王康年要在短期内将剩余的物资发货，王康年满口答应了下来。

但王康年已经铁了心不交货，以至于后来直接对志愿军的催促不予回应。

然而更令人气氛的是，在王康年交给志愿军的几十万个医疗包中，没有一件是他从正规工厂和药企收购的，其中一部分是他通过低价所收集到的临期药品，另一部分是他将回收到的废旧纱布以及医疗棉布，未经任何消毒清洁，自行配置的“医疗包”。

图丨上海市人民法院

而这也正是导致数万志愿军遭细菌感染身亡的罪魁祸首！

六、罪有应得

“医疗包事件”东窗事发后，相关部门通过细致侦查，于1952年2月4日，依法将王康年逮捕。

据调查，“贪”极一生的王康年通过盗窃、欺诈国家资财总计26亿元之多！并且大部分钱款已经无法被追回。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十款、第六条第八款判决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同时追缴他所有的违法所得。

有人疑惑，为什么罪大恶极的王康年在被捕之后，历时一年时间才被判处死刑？

这是因为，王康年一案涉案资金之大，显然不是他一人之力就可完成，其背后一定还隐藏了许多帮凶。

据调查，王康年向国家37个党政机关人员进行贿赂，数额高达2亿元，待所有问题都被查清之后，这位十恶不赦的奸商，才能受到人民的审判。

结语

王康年的可恶之处，不仅在于他奸商的本质，最令人气愤的是他在面对国难时，仍不知悔改，致使数万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客死他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生而为人，我实在不能理解王康年当时是如何思考此事，当他将志愿军的这些救命钱用来肆意挥霍时，他的心中难道就没有那么一丝悔恨之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