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4日的《京报副刊》。 （资料图/图）

1925年1月4日的《京报副刊》上刊出启事：“一九二五年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 △青年必读书十部”。启事中作的说明是：前面的那一项，“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后面的那一项，“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哪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2月21日刊出了鲁迅答卷，后来收在《华盖集》里。全文如下：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 （资料图/图）

鲁迅的这篇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相关材料在鲁迅的《集外集拾遗》收了许多，赞成的反对的都有。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10月24日，林语堂在中央大学讲《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重提鲁迅的这篇文章。他说：

现在中国的思想是混乱的状态。外国文化，且不必说，本国文化也难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但没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就不能建立。举一例，以前鲁迅说中国书看得教人昏睡，外国书看了就抖擞精神。他说外国虽有颓唐派，但是有生命的颓唐派，中国虽有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但只是没有生命的入世士大夫。主张愤激的话，不能叫做认识。说贾宝玉做和尚是无生命，而《罪与罚》的主人翁自杀是有生命，是不通的话。左派作家说中国书有毒，《三国》《水浒》忠孝节义的话都有毒。现在从抗战来看，大后方的老百姓，所听的就是关羽武松的戏，全没受过上海租界消过毒的洋青年的洗礼，然而抗战的力量，反而靠这些老百姓。你说中国书本上忠孝节义的思想有毒，试想怎么四千年传到今还能产生并保存这样的好百姓，可见左派理论与事实不符。一味抹杀固有文化的理论，为抗战的事实所驳倒。这个哑谜摆在眼前，大家赶快搔首，用脑想吧。所以这种愤激之论，不能称为认识，只能称为迎合青年心理。何以言之？今日青年，或者未读古书，于心有疚。你告诉他：古书读不得，因为有毒，岂不是使青年对自己说，幸哉我未读古书，幸哉我未中毒。《论》、《孟》读也未？未也。于是恭喜。《史》、《汉》读也未？未也。于是恭喜。所以大家不但不内心有疚，还应额手称庆。所以这叫做迎合青年心理。或谓古书有毒，或谓古书是封建思想，或谓经书未经整理过以前读不得。总而言之，理由很多，正如我们不愿意到朋友约会，也必有许多理由。至于左派前辈作家，自己躲在床上偷看古书，似乎十分歉意，也必造出许多理由，或者说，我是整理古书，不是读，或谓我明知是毒药，但是我是医生，有经验，还无妨看看，至于你们后进青年后生小子是万万吃不得这毒药的。（载1944年11月《天下文章》第二卷第四期）

这里林语堂有一点说得不准确，鲁迅是在1928年、1929年和创造社、太阳社争论停止以后才成为左翼作家的。他作这篇答问的时候还不是左派，这篇不过是表示他赞同当时那一股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而已。

鲁迅的说法、林语堂的说法，在当时的多元文化氛围里，都有其合理性，正不妨有人钻西学另有人钻故纸堆。到后来主张大家读经，就未必合理了。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