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行贿的38名律师及律所被处理的通报。

也就是说，涉”张家慧案“又有进展，尽管时间有点长，不是新闻了。

海南省司法厅2021年12月在官网发布《关于律师队伍专项教育整顿与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情况的通报》中称：

“我厅对涉张家慧等案件的38名违法违规律师进行严肃查处：4名律师和1名隐名合伙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家律师事务所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9名律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取消会员资格（终身禁业），21名律师被停止执业、中止会员权利，1名律师被罚款，3名律师受到行业警告处分。”

2020年的12月4日，张家慧涉嫌受贿、行政枉法裁判、诈骗案落槌宣判，昔日“最富法官”一审获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二年后，近期又曝“张家慧案”：女法官落马，多位律师卷入行贿，由于与张家慧案极为相似，所以，此案被舆论称之为湖南版“张家慧案”。

案号为“(2021)湘0211刑初47号”判决书显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县级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詹支粮，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9月2日被抓。

詹支粮，女，汉族，1961年2月出生，湖南益阳人，函授本科学历，1981年7月参加工作。

随着日前此案的公开宣判，詹支粮受贿案细节被曝出，舆论发现，此案与曾轰动一时的“张家慧案”极为相似：都是女法官，一大批律师行贿涉案。

张家慧案一审判决书显示，一批律师先后直接或间接向张家慧行贿超过2000万元，包括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涂显亚、吴镇等人。

而卷入詹支粮案的律师也不少，近20人，经审理查明，詹支粮非法收受44个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473.3万元；利用影响力收受39.5万元。

此外，另有2111万人民币以及2.1万美元无法说明来源。

今年8月31日，该案做出判决：被告人詹支粮因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万元；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

时空转换，谁人料到：法庭上原本居中裁判席位的副院长张家慧、副处级员额法官詹支粮，竟然坐到了被告人席。

张家慧、詹支粮案件，掀起法律界波澜、刺痛公众神经的，我们从表面上看，是法官玩弄法条、换取利益的贪腐；但深层次思，则是对这背后连根拔起利益链条的盛怒，是对“司法掮客”围猎“司法权力者”的震惊。

张家慧、詹支粮之流，知法犯法、枉法裁判，陷入司法腐败的泥淖，居然织起一张法官、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网，干起权力寻租、贪赃枉法的勾当。

这两起司法腐败事件也隐约折射出当地法治生态方面的问题，这从数十余名律师行贿之举也可见一斑。

如何整治“司律不当交往”的司法顽疾并非一日之功，国人常有“遇事找关系，什么事情都靠关系摆平”的观念，这也是司法人员不正当交往的重要诱因，但改变这种文化并非一朝一夕的。

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单独或联合发布过多项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等接触交往的规定。

事实上，一方面司法人员与律师不正当交往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二者还有着强烈的正常诉讼沟通需求。

其实，司法实践中不正当交往的行为通常难以界定，且场合又比较私密，司律人员多出自同一所或几所高校，本身有同学、师生、同事，甚至夫妻关系，一律隔绝接触也是不可能的。

圈子并不大，工作经历可能存在交叉，比较明显的是有的人在法院、检察院工作多年，之后再做律师。

在司法生态中，律师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势，现实中很多法官和律师都希望彼此就案件有正常充分的沟通，但沟通常常不充分，很多律师认为案件进展信息公开不够及时。

现有的回避制度有时候难以完全阻隔司法人员与律师不正当的交往，假如某人“有一定关系”，他完全可以在律所的地方分所工作，且不以职业律师身份出现。

当少数不良律师成为腐败“催化剂”，与少数贪婪法官形成腐败“默契”、分成“行规”，联手作案，必然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将不复存在。

作为案件代理人，律师尽可能多地寻求被代理人的利益，是职责所在，但任何代理行为都应依法行事，不能逾越法律底线。

在各地公堂里，一记法槌敲响，震动的应该是新生与希望；法律赋予法官司法权、律师辩护权，守护的是司法公信。

司法公信，既是珍贵品，但也是易碎品，需公心、良心和善心呵护，而丧失公心、良心和善心，必遭惩罚，跌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