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各政权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仅十余年，立国时间都不是很长。各政权所占地区也大小各异，有的占有整个北方地区，有的仅居不足一州之地。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十六国各政权的政治状况也大不相同，一些立国时间短，占地面积小的政权，匆匆十几年，说不上有什么作为，政治上无可称述之处。另外一些立国时间较长，占地面积大，因而对历史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政权，在政治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也颇有可称述之处。因此，以几个较大的割据政权为主，其政治状况如下。

从统治方式上说，十六国各政权主要采用胡、汉分治，或沿用汉制两种办法进行统治。

胡汉分治以前，前赵最为典型。匈奴汉国在刘聪任国主时,灭掉西晋，占领了广大中原地区。随后，刘聪在其统治区内“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

这里所设立的司隶、内史，便是专门用来统治汉人的，而所谓的“各领户二十余万”，则都是汉族百姓。与此同时，刘聪又在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单于左右辅及都尉，是专门用来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所谓六夷，即指匈奴、羯、鲜卑、氐、羌、巴人六个少数族，（一说为有乌桓而没有巴人）。

立两套官吏班子,分别统治汉族和各少数族，这就是所谓的胡汉分治。在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下，国主以皇帝的身份为最高统治者。此外，由于少数族的传统，在皇帝之下又设大单于一职。

大单于地位权势极高，仅次于皇帝而高居于百官之上，并常掌握重兵，一般由皇太子或其他亲近宗室成员担任。如刘聪在即位前，就曾任大单于，其即位后，又以其子刘粲为大单于。在十六国各少数政权中，大单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位。在胡汉分制的方式下，各政权除大单于、左右司隶、单于左右辅外，也设有其他官位。如刘聪就曾设置太尉、相国、太师、大司马等七公,并设有各种名号的武官。

后赵石勒时，也采用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并为提高本族地位，规定称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使羯人高出汉人一等。

沿用汉制即沿袭汉族传统的统治方法，这在十六国各政权中有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完全沿用汉制，以赉人建立的成汉和汉人建立的前凉等政权最为典型。如成汉，李雄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成都称成都王后，采用的是传统汉制。又前凉本为晋凉州刺史张轨之治地，至其曾孙张重华时称凉州牧、假凉王。张氏建立的前凉，沿袭的也完全是汉制。

十六国中另外一些政权，虽然也大体沿用汉制，但由于其少数民族的传统，又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这类政权以前燕、前秦、后秦等为代表。

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是各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他们在起事称帝王之初，都同时自称大单于，以证明自己是这一民族的最高首领。在建立政权后，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大体沿用汉制。

如依汉制设立百官，地方上以州郡长官治理百姓。虽然他们曾一度保留大单于这一名号，并使其仅处于国主之下，有极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势，但其设置都未能保持很长时间。如前燕慕容廆在起事之初，即自称鲜卑大单于，后其子慕容皝于威康三年(337 年)称燕王，并接受东晋授与其“单于”的封号，慕容皝之子慕容儁也是身兼大单于、燕王两种名号。

前秦苻健起事之初，也是自称大单于、大秦天王，及至其于永和八年(352年)称帝时，将大单于名号授与其子苻苌。

后秦姚苌起事之初，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但他即帝位后，即废除大单于这一名号。上述几个政权所设大单于名号都未超过3世，前燕在慕容儁后、前秦在苻苌后、后秦在姚苌后，便不再设置大单于。这一类政权虽曾一度设置大单于，但未能长期保持下去，这是由于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数族，比那些实行胡汉分治的少数民族学习汉制程度要广，因而实行汉制比较顺利。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在政治上一般以自己部族的少数贵族组成统治集团,以自己部族的部民为统治基础及主要的军事力量，用以统治和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其中有些政权也吸收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来维持和加强其统治。大体说来，除前秦、后秦等几个政权的某些时期外，各政权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缺乏有效的执政措施，因而也无建树可述。在这方面稍有作为的是后赵主石勒、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兴诸人。

后赵主石勒出身于下层，在位时比较留心政治。他在取得司(治今河南洛阳)、冀(治今河北临漳西南)、幽(治今北京西南)等州后，曾“阅实人户”，实行固定数额的征收田租户调的办法，改变了以前大肆掠夺百姓的作法。

他在夺取中原的过程中，注意吸收汉族士人参预政权，并一度采用魏晋的九品官人法，实行选举制度。此外，他在国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

石勒还常“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石勒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兴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

他自己也亲自巡行州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石勒励精图治，他曾“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窜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傥言也”。并下诏说“有疑难大事，八坐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

前燕苻坚在位时，重用汉人王猛，实行打击氐族贵族势力，加强前秦中央集权的政策,其结果大见成效，“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

此后，苻坚又在王猛的辅佐下，推行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兴办学校等措施。如他曾“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他又“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苻坚曾数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史称他执政期间，“ 留心儒学”，“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 -亭，四十里一驿， 旅行者取给于途， 工商贸贩于道”。

后秦姚兴在位期间，也勤于政事，实行了不少改革措施。他在用人方面，以其叔父姚绪、姚硕德掌军事，以汉人尹纬为谋主，并广泛招揽人才。史称他“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他还曾进行法律上的建设，“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之廷尉”。当时“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姚兴自己也常“临谘议堂听决疑狱，于时号无冤滞”。

姚兴也很注意提倡儒学及佛学。当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当时“学者威劝，儒风盛焉”。天竺人鸠摩罗什，是著名佛教大师。姚兴将他迎至京师长安，亲自听他讲说佛经，并使他翻译佛经三百余卷，亲自参加新旧佛经的考校。在姚兴的提倡下，后秦的佛教也很兴盛，“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此外,姚兴还曾下令，各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

姚兴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在他执政时期，后秦是当时北方最为强盛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