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发现没有，历史的发展就和人走路一样，得“左——右——左”轮流迈步，不然就要“顺拐”栽跟头。

所以每个时代，总会有人念叨前代的好，感叹今不如昔，这倒未必说，当年真有多好，更有可能是，他们那群人或左或右，刚好踩在上一个时代的步点上……

比如公元前81年，这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伟大的汉武帝已经去世6年了，汉帝国刚刚经历了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的燃情岁月。

不过激情总这么燃烧着，太费油了！

后来人也在反思——

为了我强汉开疆拓土、大国崛起，现在国库空虚，民间财富凋零，有的地方甚至盗贼群起……

这国怎？

定体问！

亏总民~

于是，继任的汉昭帝让各地公选一批知识分子，来长安座谈，PK前朝汉武帝的钱袋子、帝国财税政策总工程师桑弘羊，研讨政策问题。

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总结起来，其实就四个字：“国退民进”，具体诉求大概有这么几条：

一、调整帝国的盐铁专营政策，让利于民； 二、取消均输和平准的计划经济体制，搞活民营经济； 三、打击官商勾结的官僚权贵集团，抑制权贵经济……

这里解释一下，盐铁专营是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一项悠久传统，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就这么干了，算不上汉武帝“理论创新”。

当然，管仲的做法比较宽松，称为“官山海”，也就是把矿山和盐场圈起来，收归国有，但是开放盐池跟冶铁作坊，给民营资本承包经营，然后国家掌控定价权，对盐铁产品统购统销，抽取大约三成的利润。

汉武帝玩儿的就比较绝了，盐业太分散，照旧承包经营，冶铁产业则完全由官府垄断，各郡县设置铁官，从勘矿、冶炼到铁器销售，都由官府完成。这些官办铁器作坊，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央企”了。

至于什么是均输和平准？

均输的本意，是隶属中央九卿大司农之下的厅局级官员：均输令，还有各地的均输官，这套班子有一点点像今天的供销合作总社。

打个比方说，今年东北大米丰收了，为防米贱伤农，均输官就代表官府，保底价收购——反正你也要交粮纳税吗，卖了这些米折价，就是算是交过了，农民就只管种地，省了储粮、运粮、售粮的麻烦；反过来说，海南今年年景不太好，粮食欠收米价上涨，均输官就把东北收的大米运过去，按市价销售，同时稳定市场。

这两边的差价，就是官府的盈利了。

至于平准，本意是隶属大司农之下的厅局级官员：平准令，职能有一点点像今天的商务部。

打个比方说，咱都知道市场有个“猪周期”，这个周期价格波谷时，平准令就代表官府大量收购，用作中央储备肉，过一段价格高峰时，再拿出来集中抛售，平抑物价。

这里当然会有个差价，也归到官府的盈利了。

从字面上看，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不用加税还能充实财政，为啥社会贤达们要求废止呢？

其实不用解释，咱们代入进去想一想，就知道了。

比如铁器专营制度，我是一家地方网点负责人，供部队的军品当然不敢怠慢，那民品呢？会不会用心打磨，严把质量关？

放眼周边郡县，你只能买我一家的，质量好不好、款式适不适用，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啊，甚至残次品也不成问题，反正我就是完成官府的统购统销“计划”——所以啊，你必须买，还不能讲价！

再比如均输制度，假如我是某地的均输官，根据我的“判断”，今年东北大米太多了，收购价只能给这么多、不能再高了，反正你只能卖给我一家，否则没法交皇粮；反手运到海南，根据我的“判断”，今年大米紧俏，我就卖这个价、不能再低了，反正供销网络就这一个，你敢走私“黑米”，破坏朝廷的大米供销“计划”，官府就要法办你……

总而言之，咱们能想到的，官府垄断经营的各种弊端，两千多年前，一样也不少。

那能不能把这些政策一并废除，回到汉初，那个民营经济的“田园时代”呢？

别眨眼——背景音乐响起，此时桑弘羊缓缓站起，他的话语在历史上不断回荡，这就是无解的“桑弘羊之问”：

你们说的都对，我也无言以对，但是有几个问题，拜托各位专家了：

第一、我大汉太大了，每年需要巨额财政支出，那点农业税根本不够，不执行这些“弊政”，钱从哪里来？ 第二、以上只是常规开支，如遇战争、灾荒等等计划外突发事件，按照你们的要求，“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国库却拿不出钱来，怎么办？ 第三，无论财政还是军事，如果中央不对地方形成压倒性优势，地方势力一旦割据，甚至起兵造反，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其实贯穿了中华帝国的始终，儒生们只能像今天的网络喷子一样喊口号，“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就是拿不出对策来。

直到一千多年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廷和殿辩论”，反方辩友司马光仍然坚持，要以农为本、节俭度日，就是不说，财政怎么增收。

不过你因此就说，司马光他们迂腐，桑弘羊有多英明吗？

其实也不对。

还是咱们开篇说的，社会发展总是要左——右——左，两条腿轮流用力，才能往前走。

西汉王朝也不是开局就这么“反动”，而是搞过一段完全开放、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自由市场经济。辩论会上很多社会贤达，也是吃过看过的，所以才感叹桑弘羊“开历史倒车”，必须批斗。

那个“田园时代”有多美好？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当时的社会风气是：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大概就是，种地不如手艺活，手艺活不如去经商，当“厂妹”给老板刺绣，不如开门店自己卖——至于卖什么？反正全民皆商，你懂得。

朝廷藏富于民，民间豪商大贾满天下，有名有姓能进《史记·货殖列传》的，就有8位，其中4位主营冶铁业，1位主营粮食产业，1位主营畜牧养殖业，1位是交通运输业，1位金融借贷行业。

这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有些领域，至今民资也不能进。

所以有人就提出，中国民营经济充分发展，完全控制资源型、支柱性产业的时期，也就是西汉初年和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这两个时期。

从字面上看，这是好事啊。

即使是民国，1912—1927的北洋时期，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5%，这在国际上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很奇怪，国家却是一盘散沙，军阀混战，“政令不出四九城”，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遗老遗少，老百姓还真没啥好日子。

西汉这边好一点，因为外敌是匈奴，不像西方帝国主义，咱憋屈一点，跟他和亲，勉强还能韬光养晦； 内政上，皇帝不像大总统可以随便换，所以政局还算稳定，地方实力派又都是刘家二代、三代，血缘关系还不算远，不至于撕破脸乱斗。

这才搞出个“文景之治”，但后期也免不了一场“吴楚七国之乱”。而且咱们大胆预测，如果再不转换步点，继续“顺拐”下去，恐怕汉朝早晚也是民初的局面。

原因大概是这么几个。

首先，自由商人集团崛起，实际上控制了帝国的经济命脉。

你说商人的思维是什么？

就是“唯利是图”吗！

这么说不是贬义，你满脑子“舍生取义”，没人拦着你，但你肯定当不了一位优秀的商人。

所以对商人集团来说，共富贵容易，共患难就比较困难，除非你是秦庄襄王子楚，在吕不韦那里“奇货可居”。

比如汉朝刚开国的时候，楚汉战争打得国民经济一塌糊涂，商人集团就没起啥建设性作用，反而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牟利，米价给搞到一万钱一石，一匹马要换一百两黄金，这才招来了汉高祖的严厉打击，还被征以重税。

不过中国历史有个常识，开国太祖一般都雄才大略铁腕治国，几代以后，接班人没那么高的威信和能力，很多政策就要反弹或者转向，后来汉惠帝和吕后时期，就重新放开了对商人的管制，这才有了后来司马迁笔下，民营经济的盛世。

然而在盛世，商人还是不大靠得住。

比如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朝廷那么多列侯封君，都要去往关东平叛，没有军费路费怎么办？金融大鳄无盐氏就站出来了，按照1000%的利率，给大家放贷——你没看错，就是十倍利，所以几个月后叛乱平息，他的本金坐地就翻十番！

这些钱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平民老百姓买单，这不就是发国难财吗？在中央帝国，这种事很难被容忍。

说这个，并不是讲商人坏话，你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放活民间，拜托商人集团把蛋糕做大，命令性计划经济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但是在古代社会，以商人为基本盘，最多是搞成威尼斯那样的城邦共和国，世界上最早的战争国债，就发源在这里，但这样的体制，明显不适合中华帝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

在中国，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只要在任内，能完成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下一步一定是经济体制改革，抑制商人集团的发展，或者招安成为“红顶商人”，将经济命脉牢牢抓在手上。

还是举西汉初年的例子，大商人刀闲（有的地方写成刁间，这个不重要）就像教父唐·柯里昂那样，一手资助各色人等去做渔业、盐业等暴利生意，打造商业帝国；一手结交权贵，和地方诸侯、郡守盘根错节，积攒政治资源。

其势力之大，当地人甚至说——

能进刀大人家当马仔， 给个官爵也不换。

这就是赤裸裸的跟皇权争夺群众啊，简直太“反动”了。

等到各州各郡，都有了“刀大人”这样的人物，距离“政令不出长安城”，也就不远了。

更不要说，那些地方实力派。

汉初搞自由市场经济，连铸币权都放开了，吴王刘濞的封国里，就有铁、有盐、还有铜矿，铸的铜钱成色足、信用好，天下通行，吴国简直就是个会印钞的“小美帝”，日子比皇帝都豪，后来果然就造反了。

但社会贤达们怼桑弘羊，要求打击官商勾结的官僚权贵集团，其实是打不死的。

只不过，汉武帝时官商权贵集团在朝堂，被皇帝所用，桑弘羊就是商人出身，现在普京在俄国也是这么搞的，而汉初搞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官商权贵集团分散各方，到处都有“刀闲+吴王刘濞”的利益联合体。

如果“政令不出长安城”了，那中央拿这些地方势力集团怎么办？

民国就是个参照。

北伐过后，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虽然政治上还很松散，但经济上很快就开始收权，金融业、资源型能源型支柱产业，迅速集中到官僚资本几大家族手里，从此再也没发给民间。

你先别管执行效果怎么样，但和汉武帝盐铁专营的集权思路，应该还是一致的。

反过来说，如果后来汉武帝不改革、不集权，就这么一直“放活”下去，让西汉“躺平”成民初那样，就没有后来威震西域的“强汉”了，也未必能延续，司马迁笔下的那种“好日子”。

最近的这次，就是长者当领导的时候，1994年搞分税制改革，收拢了中央的财税大权，之前因为放权搞活经济，地方上八仙过海，中央财政却成了“讨饭财政”，不改革的话，就不能像后来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所以咱们开篇才说，历史就是这样“左—右—左”，两条腿轮流迈步，才能走起来。

所以说，历史时代没有啥绝对的“好”或者“坏”，有人所谓的“黄金时代”，其实埋藏了深重的危机，已经到了变革的前夜，有人感叹今不如昔、生不逢时，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轮转，也许不久之后，又会翻转回去。

相同的政策和人物，你让不同时代的人来评价，也许会很有意思，能得到截然相反的态度和结论。

最近这段时间，人们缅怀长者，抛开具体政策不谈，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助推了历史脚步的轮转，可以说，圆满完成了历史交给的任务。

未来会怎么样？

西汉开国71年后：

刘彻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相的惯例，开了先拜相、后封侯的先例，扩大了御史大夫的检察权，此后，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作用大大减小。

西汉开国83年后：

对匈奴发动漠北之战，霍去病封狼居胥，从此海内一统，“漠南无王庭”。

西汉开国98年后：

发动第二次远征大宛，一路血洗轮台、斩郁成王，汉家军旗插上帕米尔的雪峰，西域尽在天汉羽翼之下，今天我们所谓的“自古以来”，不过是当年老祖宗的遗产罢了。

而盐铁辩论会之后，汉昭帝取消了官府的酒类专营，缩减了盐业专营范围，但其余政策一切照旧。那个民营经济的盛世，除了在民初的北洋时代“回光返照”一下，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东汉开国后，因为前朝的战乱，盐铁专营被地方所把持，中央无力收回，历史进入世家豪强尾大不掉的时代，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