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代，列宁格勒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作为俄国历史上伟大的彼得大帝一手打造的“欧洲之窗”，这座城市一早就成为了俄国民族和国家精神的象征，是国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相当多的俄国百姓甚至不愿承认新首都莫斯科，甚至在二战时期的列宁格勒战役结束后，市民庆祝胜利时还宣称：并非苏维埃政权带领他们取得了这场伟大胜利，而是流淌在这座城市血液里的传统的俄国精神。

正是因为有如此强烈的“独立”意识，谁来掌握这座城市一直是历任苏联一把手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被派往列宁格勒担任一把手的，不但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与魄力，更要备受最高领导人宠信。换句话说，能来这里任职，本身就是能力和地位的体现。提起列宁格勒，我们总能想到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作为“基洛夫事件”的受害者，他的悲剧也直接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那场历史上著名的大灾难。不过，基洛夫的存在似乎也仅限于充当一根“导火索”，他的名头甚至还不如“基洛夫空艇”大。咱们这篇文章就来看看，这位年轻的政治新星是如何博得斯大林青睐，能够跻身苏联政治漩涡核心的。

1934年1月26日，莫斯科召开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这场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集会”，斯大林终于在对手们的围追堵截中笑到了最后。不过老是说，从文献中记载的样子来看，这场会议显然是有些“腻”：人们在会议上疯狂地称颂新的国家最高领袖，仅“斯大林”仨字就出现了1500多次，几乎每隔几句话都要来一声赞美，这种强度的“轰炸”，恐怕连斯大林同志都顶不住。

在这场会议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某个间隙，一伙人在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家中秘密举办了一场小集会，与会者中有不少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会上，众人提议绕过斯大林，让基洛夫当老大，不过，后者十分理智，面对权力的诱惑断然拒绝了。不久，在大会投票表决阶段，当选举委员会统计出结果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呼声最高的斯大林比全额少了近300张票，而基洛夫要比他高得多。最后，在一番“特殊操作”下，委员会宣布只有3人没投斯大林，而声名正盛的基洛夫则获得了4张反对票。

这段历史被视为基洛夫的权位一度与斯大林持平甚至反超后者的“证据”，两人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相反，恰恰是1934年的会议后，基洛夫在核心权力圈的排名也仅列第8位，甚至还不如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高居三甲，权位可谓是相当稳固。实际上，仔细看看那段历史我们便很容易发现，人们对那段历史存在着许多误解不止如此，对于斯大林而言，基洛夫远说不上是一个致命威胁，而两人的“战友情谊”也没有后来渲染得那般亲密。

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基洛夫”是他从1909年后开始起用的一个笔名。一战爆发后，年轻的他就成了一把利刃，对外抗击沙俄专政，对内还要应付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结束时，他年仅31岁，不过已经被当成“救火员”来用了。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哪个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出现危机，哪里突然冒出了刺头，基洛夫都被高层顶到前线，他也总能圆满完成任务。能力是磨练出来的，在积年累月的斗争中，基洛夫变得老持稳重，收放自如，他甚至敢于只身一人深入平民百姓之间做演讲。要知道，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民间的“反对派”还是不少的，被拖到人群里挨闷棍，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925年底，履历满满的基洛夫被调回阔别已久的列宁格勒，次年，他实际上已成为列宁格勒地区一把手。进入20世纪30年代，基洛夫由于极为出色的政绩和能力被选为中央委员，正式跻身核心权力圈。当时，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们正同对手们斗得难解难分，双方频频抛出宣言和条规，从马列著作中“引经据典”，都试图用大帽子扣倒对方。在这个过程中，基洛夫显然更倾向于支持斯大林，不少资料将其描述为“狂热的斯大林支持者”，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

正如咱们之前所说，列宁格勒向来是个是非之地，这儿就像是一潭泥沼，哪怕仅仅从这经过都要惹一身污秽，更不用说长期在此经营了。要知道，在1926年以前，列宁格勒是属于季诺维也夫的，后者也自然不甘心把如此重要的根据地拱手送人，很快就放出大招。

1929年9月，《真理报》刊文，含沙射影地指责基洛夫有“右倾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突然冒出许多人，口口声声地说基洛夫曾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有勾结。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如此低劣的手段却在政治场上屡试不爽。关键时刻，斯大林一锤定音：“基洛夫在《捷列克》报工作时犯有错误，他承认这点，但他有权同自由派报纸合作。提交呈文的同志没有正确评价基洛夫和正确看待他在列宁格勒的有益工作。”大佬不愧是大佬，眼见基洛夫朝不保夕，斯大林的一番话就让原则性错误变成了“犯有错误”这样轻描淡写的小失误。然而，得了便宜的基洛夫似乎并不怎么懂得卖乖，虽然在大面上总是跟在斯大林身后，但他却常常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比如在处置落败的政治对手时，基洛夫坚决反对下狠手。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基洛夫也尝试着主动补救自己的失误。

在有惊无险地度过一劫后，他立刻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除社会异己”行动，手段之迅速丝毫不逊于后来的那场大灾难。在推行某些政策时，他的做法也相当原始，例如在改善贫苦大众的生活时，他坚决对富裕群体下手，没收这些人的家财田产，匀给穷苦百姓。只要不是无产阶级，所有人都有可能被赶出宅邸，腾出的房子无偿提供给穷人居住。被赶出寓所的“异端分子”则被派往各地“支援建设”，例如，在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时，当局一次性就发动了25万劳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列宁格勒。

对于基洛夫和斯大林的关系，史家有诸多渲染。有说有一天，两人促膝长谈到很晚，基洛夫没地方去，斯大林当即把唯一的床让了出来，自己抱着枕头被子睡沙发；基洛夫遇刺后，斯大林亲自赶赴列宁格勒，还当场对接站的工作人员发飙。也有许多资料把基洛夫描述成能力、人品都纯洁无瑕的完美的存在，实际上，无论是他还是与他相似的图哈切夫斯基、托洛茨基等人，每个人离完美都差了许多，只不过出于某种宣传的目的，他们有缺陷的一面被极大地掩盖了。总而言之，基洛夫有想法也有能力，在任何人的庇荫下，他都足以成为一位得力干将。然而，当时的斯大林更需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这样的角色，这也直接注定了基洛夫永远不会成为后者的绝对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