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卡夫卡|寓言|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汉娜·阿伦特|罗马|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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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

作者丨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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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被遗留给我们，没有任何遗嘱”（Notre heritage n‘est précédé d’aucun testament）。法国诗人兼作家雷内·夏尔（René Char）将四年抵抗运动对于整整一代欧洲文人的意义，都浓缩进他怪异而支离难解的格言集里，而这句格言或许是其中最为怪异的一条。对于这些文人来说，法国的溃败是全然出乎预料的事件，它日复一日地掏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将它留给无赖与笨蛋们上演的傀儡滑稽剧；而那些从未参与过第三共和国官方事务的人们，却被一股真空般的力量吸入政治之中。接着，毫无征兆地，或许还是违背了他们自觉倾向地，他们身不由己地建构起一个公共领域：这里没有任何官场的设备布置，也避开了朋友与敌人的目光，所有关乎国家事务的活动都是借由行动（deed）与言词（word）来进行的。

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没过几年，他们就从原本视作“重负”的状态中解脱，并被抛回到他们如今觉得轻如鸿毛、无关痛痒的个人事务之中；他们再度因“忧愁的不透明”（épaisseur triste）而与“现实世界”分离，而这私人生活的“忧愁不透明”除了自身外，其他什么都不关注。如果他们拒绝“回到〔他们的〕的起点，回到〔他们〕最贫乏的行为模式”中，就只能退回到对立意识形态之间那古老而空洞的争斗；在共同敌人被击败后，这种争斗就再度占据政治舞台，将先前的同袍战友们分化成无数个甚至称不上派系的小圈圈，并让他们卷入纸上战争的无尽争吵与诡计之中。当真正的战斗仍在进行时，夏尔就已经预见、已经清楚预料到的事情，如今已然发生：“如果我幸存下来，我知道我将不得不与这关键岁月中的芬芳决裂，并沉默地拒绝（而非克制）我的珍宝”。他们已经遗失了他们的珍宝。

这珍宝是什么呢？正如他们自身所理解的，它似乎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他们发现任何人“只要加入抵抗运动，就会找到自我”，他会停止“在赤裸裸的不满足中笨拙地追寻〔自我〕”，他将不再怀疑自己“不真诚”，不再怀疑自己是个“吹毛求疵、疑神疑鬼的人生演员”，也就是说他能够“坦荡前行”（to go naked）了。这赤裸坦荡摘除了所有的面具，这些面具有些是社会配置给其成员的，有些是个体在对抗社会的心理反应中自己制造出来的；而在这赤裸中，自由的幽灵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首度造访。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正在对抗暴政以及更甚于暴政之物（尽管这对任何联盟军队中的战士来说，都是真确无疑的），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挑战者”，已然采取了主动，因此就算不曾知晓、甚至未曾留意，他们也已经开始在他们中间，创造出让自由得以显现的公共空间。“在我们共进的每一餐，自由都被邀请入座。虽然椅子总是空着，但那个位置始终设立。”

在遗失其珍宝的人之中，欧洲抵抗运动的人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从费城的一七七六年之夏与巴黎的一七八九年之夏，直到布达佩斯的一九五六年之秋，这一段革命史政治性地道出了现代最深层的故事。这段历史可用寓言的形式讲述成一个关于古老珍宝的故事：这个珍宝在极为多变的环境下，出人意料地兀然显现，接着又在不同的神秘条件下消失无踪，有如镜花水月。事实上，我们有好些不错的理由去相信此一珍宝并非真实存在，而仅是海市蜃楼，相信我们在此处理的并非任何实质事物，而仅是梦幻泡影；其中最好的一个理由就是，此一珍宝至今仍无名可称。若某物并非存在外太空，而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存在于大地上的人间事务之中，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那么这样的事物果真存在吗？独角兽与仙后恐怕都比革命的遗失珍宝更为真实。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这个时代的开端，尤其是在它之前的那几十年，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十八世纪的大西洋两岸尚拥有此种珍宝的名字，这是一个被遗忘、遗失已久的名字，它甚至可说在珍宝自身消失之前就已失落。在美国，这个名字是“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其中暗示着“德行”（virtue）与“荣光”（glory），我们对它的理解不见得会强过其法国版本，即“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对我们来说，困难之处在于，两者都将重点放在“公共”之上。

无论如何，当诗人说遗产被遗留给我们，却没有伴随任何遗嘱时，他所暗示的正是遗失之珍宝的这种无名状态。遗嘱告诉继承者什么将会正当地为他所有，并将过去遗赠为未来的财产。若揭开这个隐喻，则遗嘱正是传统；传统拣选、命名，并传递、维系，传统揭示出珍宝之所在，揭示出其价值为何。如果没有这遗嘱或传统，那么恐怕在时间中就不会有意志的延续性存在；继而对人类来说，不再存在过去与未来，只剩下世界中的永久变幻与生命体的生物循环。因此，珍宝之所以遗失，并非是由于任何历史境遇或现实灾难，而是因为没有传统来预见其显现或现实存在，因为没有遗嘱来将它遗赠给未来。无论如何，这种在政治现实中或许不可避免的遗失，乃是借由遗忘，借由记忆的挫败来达成的；这种命运不仅会降临在继承者身上，还会降临在那些行动者、见证者，简言之，就是生活于彼时的人们自身（living themselves），纵使他们在稍纵即逝的时刻里，曾将这珍宝握于掌间。因为回忆尽管是思想最重要的模式之一，却只是思想模式的其中一种，回忆只要离开指涉对象的预设框架，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而人类心灵只有在少之又少的状况下，才会记住毫无关联的事物。因此那些最先想不起珍宝是什么模样的，正是那些曾经拥有珍宝却又发现它如此陌生，以至于无法为之命名的人们。这在当时并未让他们感到困扰；如果说他们并不知晓自己的珍宝，那么他们却充分了解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也明了这是超乎成败的：“对于生者而言有意义的行动，唯有对死者而言才有价值，唯有借由那些继承、追问它的心灵才得以完成。”国家整体的解放，几乎是必然地摧毁了隐藏的那些自由岛屿，这一无论如何都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并非悲剧的开端；而是当不再有心灵要去继承、追问，去思考、记忆时，悲剧才真正开始发生。关键在于，每一个发生过的事件，其“完成”都必须借助于那些之后去讲述其故事、传达其意义的心灵，却躲开了他们；不借由这种行动之后的思想完成，不借由这种回忆所达成的接合，就不会留下可被讲述的故事。

在此情境中，并无全然新颖之物。对于伴随着理性、思想以及理性言谈，而一再循环爆发的激情怒火，我们已再熟悉不过；这是相当自然的反应，当人们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思想与现实已分道扬镳，了解到思想之光已无法穿透现实的晦暗，了解到思想由于无法像圆形环绕其圆心那样与事件相捆绑，进而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只能不断老调重弹那些早已丧失其具体现实关联的古老事实。甚至对于困境的预见性认知如今也开始让我们觉得熟悉。对于新世界（the New World），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极为睿智地知道如何予以描绘、分析，因此他的作品得以成为经典，并历经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纪而不衰。当托克维尔从新世界归来之时，他十分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夏尔称作行动与事件之“完成”的事物，仍躲避着他；而夏尔所说的“遗产被遗留给我们，没有任何遗嘱”，听起来就像是托克维尔这句话的变奏：“由于过去已不再将其光芒投射到未来，人的心灵因而徘徊在晦暗之中。“当然，据我所知，对于此种困境唯一精确的描述存在于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则寓言中。从这一角度来说，卡夫卡的寓言或许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真正的“启示”（παραβολαί），它们像光线一般投射在事件周边，这种光线并不照亮事件的外在表象，而是拥有揭露其内在结构的X光之力量；在我们的讨论中，正是这种内在结构构成了心灵的隐秘过程。

卡夫卡的寓言如下：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方、从源头逼迫他。第二个则封闭了向前的道路。他同时与这两者作战。确切来说，第一个对手因为想要将他往前推，而支持他与第二个对手战斗，同样地，第二个对手则因为要将他向后驱赶，而支持他与第一个对手战斗。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这两个对手在那里，他自己也在那里，又有谁真正了解他的意向（intention）呢？他的梦想是，在某个没人防备的时刻（这会需要一个比以往任何一个夜晚都更加黑暗的夜晚），他将跳出这战斗的行列，并凭藉他在战斗中获得的经验，而得以跃升到仲裁者的位置，以评断那两个相互战斗的对手。

就问题的内在逻辑而言，为这个寓言所叙述、洞悉的事件，正紧随着我们在雷内·夏尔的格言中发现的事件。实际上，它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这就是我们的开放性格言脱离了那仿佛悬吊半空的事件序列的时刻。当行动的过程已经耗尽自身，而作为其结果的故事等待“那些继承、追问它的心灵”来予以完成之时，卡夫卡的战斗就开始了。心灵的任务是去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种理解乃是人与现实和解的方式；其实际目的是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麻烦在于，如果心灵无法带来和平、催生和解，那么它就会直接陷入它自己的战争之中。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二十世纪至少有两种行为（而不仅一种），先行于现代心灵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在此选取雷内．夏尔作为其代表的世代，发现自身从文学追求被抛入行动承担，而比它稍早的世代则为求解决哲学上的困惑而转向政治，并试图从思想逃离到行动。正是这个稍早的世代后来变成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存在主义”的发言人与创造者；因为至少依其法国版本来说，存在主义首先正是从现代哲学的困惑，逃离到无可置疑的行动承担之中。而且，由于在二十世纪的处境下，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作家、思想家、艺术家、文人之类的人，他们唯有在革命之时才能够找到进入公共领域的路径，因此正像马尔罗（André Malraux）曾注意到的那样（在其《人的命运》〔Man‘s Fate〕中），革命开始扮演“曾由永恒生命所担当的角色”：它“拯救了那些制造它的人们”。当哲学被证明未能将其自身规则适用于政治事务领域时，作为哲学家对于哲学之反叛的存在主义，尚不至于出现；这种柏拉图早就已经理解的政治哲学之挫败，几乎跟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历史一样古老；甚至连哲学同样未能执行黑格尔与历史哲学所设立的任务，也就是概念性地理解、掌握历史现实以及那些形塑了现代世界的事件这一任务时，存在主义仍尚未兴起。然而当古老的形而上问题被证明毫无意义时，情况就变得令人绝望；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刻，现代人开始发现在他所要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里，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传统甚至无能提出有份量、有意义的问题，更遑论为其困惑提供答案。在这种困境中，伴随着涉入、承担以及介入（being engagée），行动似乎维系着希望；这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希望，而是像沙特（Jean-Paul Sartre）曾说的，是得以与之共存下去而不沦为一个伪善者（salaud/hypocrite）的希望。

一旦人们发现，由于某种神秘原因，人类心灵已不再适当运作，则我们在此关注的故事的第一幕也就随之上演。虽然有些简略，但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一幕，是因为若没有它，我们就会错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的反讽性。雷内．夏尔在抵抗运动的最后几个月中写作，当时解放（在我们的脉络下，这意味着从行动中解放）的曙光已然朗现；作为其反思的结论，他呼吁为未来幸存者而思考，这种呼吁之急迫热切，绝不逊色于对那些冲在前面的人们的行动。如果有人准备撰写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史，同时不打算依循后继世代的形式（这种形式中，历史学家必须时刻维持理论与态度之序列的正确无误），而是采取单人传记的形式，仅仅致力于以隐喻的方式，来接近在人们心灵中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人的心灵就会展现出，它曾不只一次、而是曾两度回转：第一次是他从思想逃入行动，而接下来则是行动或行动的终止，迫使他再度返回思想。由此我们会不乏关联性地注意到，对于思想的呼吁恰恰出现在古怪的“之间”（in-between）时期；有时候，当不仅后来的历史学家，而且那些行动者、见证者，那些生活于彼时的人们自己，都开始在时间中意识到一个全然由“不再之物”与“尚未之物”所决定的“间距”（interval），则这个时期就会将自身镶嵌进一个历史性时刻。在历史中，这些间距不只一次显示，它们或许蕴含着真理的时刻。

现在让我们回到卡夫卡。在这些问题的逻辑序列，而非年代序列中，卡夫卡占据最后的位置，却又同时像是位居最前。（凭藉身后三十五年间持续增长的名望，卡夫卡已然跻身一流作家之列，而有关他的谜题至今仍未解开；这一谜题主要在于一种对经验与思想之既定关系的惊心动魄的反转。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具体细节与戏剧化行为之丰富性，必然与既定现实经验相关联，而心智过程则为求秩序与精确，将以抽象的苍白为代价；然而卡夫卡则凭藉知性与精神想像力的纯粹力量，在赤裸、抽象的最小经验限度中创造出一种思想景观（thought-landscape），这种景观在不失其精确性的前提下，囊括了“真实”生活所特有的一切丰富性、多样性以及戏剧性要素。由于对他来说，思考构成了现实中至关重要、最为生气勃勃的部分，因此他发展出了如此不可思议的预言天赋，以至于即使是在经历了充满前所未有、不可预见之事件的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会让我们瞠目结舌。）这个故事以其彻底的单纯与简洁，记录了一种心智现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思想事件”（thought-event）。其发生情景，乃是一个过去的力量与未来的力量相互冲突的战场；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会发现那个被卡夫卡称作“他”的人，此人若要站在他的地基上，就必须同时与这两种力量作战。因此，这里同时持续进行着两种、甚至三种战斗：“他的”两个对手之间的战斗，以及站在中间的那个人分别与这两者进行的战斗。然而，战斗之所以存在，似乎完全取决于那个人的在场；人们怀疑，如果没有这个人，那么过去的力量与未来的力量早就会彼此中立，或相互摧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未来（“未来的潮流”），过去也同样被视作一种力量，且它并非像几乎所有譬喻所描述的，是一种人不得不肩负的重担，其致命的重量是生者在朝向未来的前行中，能够或必须予以摆脱的。用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话来说，就是“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并未过去”。更有甚者，这个一路返归起源的过去并不向后拉，而是往前推，而且与人们预想的相反，是未来驱赶我们返回到过去。从总是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距中的人看来，时间绝非一个连续光谱，绝非一个不受干扰的序列之流；它从中间，从“他”所站立的节点断开；而“他的”站立点，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在，而是一个借由“他的”持续战斗、借由“他”与过去、与未来的对抗，而得以维持的“裂隙”（gap）。惟当人被置入时间之中，且站立于其地基之上，无差别的时间之流才得以断裂为不同时态（tenses）。这种置入（insertion），用奥古斯丁的术语来说，就是开端之开端（the beginning of a beginning）；正是这种置入将时间连续体分割成各种力量，这些力量由于聚焦在赋予其方向的不同质点或身体之上，而开始相互斗争，并以卡夫卡所描述的方式发生在人身上。

在不扭曲卡夫卡的意思的前提下，我认为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卡夫卡描绘了人的置入如何打断单向的时间之流，但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改变传统图像，而根据这种图像，我们会将时间思考为在一条直线上的运动。由于卡夫卡保留了线性时间运动这一传统譬喻，因此“他”仅有站立的空间而已；而当“他”思考如何跳出战局时，“他”就会梦想一个超出战斗行列之上的区域。这个梦想、这个区域，不正是从巴门尼德斯（Parmenides）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早已梦想过的古老梦境，亦即作为思想之适切领域的，无时间且无空间的超感觉领域吗？显然，在卡夫卡对思想事件的描述中，缺少的是一个空间面向，让思考无须被迫全然跳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得以发挥作用。在卡夫卡故事的宏伟壮丽之中所存在的麻烦是，如果时间的单向之流被打断为指向于、作用于人的对抗力量，它就不可能再维持线性时间运动的概念。由于他打断了连续光谱，因此无论多么轻微，人的置入都必然会使力量在其原本方向上发生偏转；如果情况确乎如此，那么它们就不再会正面相撞，而是会以某个角度交会。换言之，“他”站立之处的裂隙至少潜在地，不仅仅是简单的间距，而是类似于物理学家所说的力之平行四边形（a parallelogram of forces）。

理想上来说，在卡夫卡的“他”辨识为其战场的力之平行四边形中，那形塑了这个战场的两股力量的行为，应当会产生出第三股力量，而这合力而生的对角线将起始于不同力量相互冲撞、作用的节点。这一合力会在某个方面有别于催生它的那两种力量。那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都在其起源之处不受限制，一个来自无限的过去，另一个则来自无限的未来；但是它们虽然没有确知的起点，却有着确切的终点，亦即它们相互冲撞的那个节点。与此相反，这种合力则是在起源处受到限制，其起点就是对抗力量的冲撞点，但其终点则会是无限的，因为它源自两股有着无限起源之力量的协同行动。这种合力的起源是确知的，其方向亦为过去与未来所决定，但其最终的终点却存于无限，这正是思想活动的完美隐喻。如果卡夫卡的“他”能够沿着这种合力来施展力量，以等距于过去与未来的完美角度行走在这个对角线上，就像在向前与向后的作用力下，依循著作为思想列车之恰当运作方式的缓慢而有序的运动形式；那么他就毋须像寓言所要求的那样，跳出战斗的行列，跃居于混战的上方，因为这一合力虽然指向未来，却始终关联于、扎根于现在。但他应当会发现那为过去与未来的力量所创造、限制的，浩瀚而变动不息的时空；而在被他的对手们所迫入的唯一方向中，他则会适当地看到、了解到自己所拥有的最为本真的事物，什么事物仅仅因为他、因为他自我置入的显象而生。他将会在时间中找到一个地方，一个与过去与未来保持足够距离并为“仲裁者”提供位置的地方，借此他能够以无偏私的（impartial）目光，来对相互斗争的不同力量进行判断。

但是有人会想要补充说，这“仅仅是理论上如此”。正如卡夫卡在其他故事和寓言中通常会描述的，更有可能会发生的是，由于无法找到那个合力来引导他离开战斗行列，并进入理想上由力之平行四边形所构成的空间，这个“他”将会“衰竭而亡”，将在持久战斗的压力下耗损殆尽。他会遗忘他的原初意向，仅仅意识到时间中这一裂隙的存在，即便这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个战场，而非家园，但只要他一息尚存，这就会是他必须立足的地基。

为免引发误解而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使用这个意象，是为了隐喻性、试探性地解释思想的当代处境，此意象只在心智现象（mental phenomena）的领域内有效。一旦放在历史的或纪实传记的时间，这些隐喻便毫无意义，因为时间中的裂隙并没有在那里发生。唯有当他开始思考，也就是说当他不为岁月所扰（ageless）时（卡夫卡如此正确称呼为“他”，而非“某人”），人才真正以其具体存有的完满实现，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间裂隙中。我猜想，这一裂隙并非一个现代现象，它或许甚至不是一个历史定点，而是始终与大地上的人之生存相伴相随。它或许正是精神之域，或是由思考所铺设出的路径；在有死之人们的时空中，思想活动击打出这非时间的小小轨迹，借此，思想、记忆与预言的列车得以拯救它们所触及的，那些来自历史与传记时间之废墟的事物。这个位于时间正中心的小小“非时空”（non-time-space），不同于我们降生于其中的世界与文化，它只能被指引（indicated）出来，却无法从过去那里继承、传递过来；每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每一个将自身置入无限过去与无限未来之间的新生人类，都必须重新探索，重新将其缓缓铺就。

然而麻烦的是，对于这个思考活动，对于这个安居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中的活动，我们似乎既未筹措好装备，也尚未做好准备。在我们的历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依循罗马所立之根基，并由罗马概念所确立的数千年之中，此裂隙乃由我们自罗马时代以来就称之为“传统”者所架接。当然，随着现代的演进，此一传统早已被耗损得越加薄弱，这个事实已不是什么秘密。当传统的经脉最终断裂，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就不再仅仅是特属于思想活动的处境，不再限于那些将思考作为首要志业之少数人的经验。它成为了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具体现实与困境；也就是说，它成为了关乎政治的事实。

卡夫卡提到了这种经验，亦即“他”站立在过去与未来相互撞击的波浪间的地基上，所获得的战斗经验。这是一种思考中的经验，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寓言涉及的是一种心智现象，而且正如我们从所有实作经验中获知的，唯有通过实践、通过习练（exercises），方能获胜。（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思考有别于演绎、导出、得出结论这样的心智过程，后者具有不矛盾与内在一贯性的逻辑规则，一旦习得，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适用。）接下来这八篇文章（essays）就是这样的习练，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获得如何思考的经验；它们并不包含要去思考何事或要去主张何种真理的指示。它们尤其不打算进行的，是重新捆上中断的传统经脉，或发明出某些新奇替代品来填补过去与未来间的裂隙。在这些习练中，真理问题始终维持悬置；我们仅仅关注如何在这一裂隙中移动，此裂隙或许是让真理最终得以显现的唯一场域。

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些政治思考中的习练，源自政治事件的实际现况（即使这些事件仅仅是偶然被提及）；我的假设是，思想自身乃是源自生活经验中的事件，而且必须始终与它们维持连结，将它们作为指引方向的唯一路标。由于这些习练运作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因此它们既包含批判也包含实验：但这些实验并不试图描绘出某种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对于过去、对于传统概念的批判，也并非旨在“揭露”（debunk）。此外，这些文章中的批判性部分与实验性部分固然无法彻底切割，但粗略来说，前三章的批判性多于实验性，而后五章的实验性则多于批判性。这种重点的逐渐转化并非绝对，因为在对过去的批判性诠释中也存在着实验性成分；这种诠释的主旨在于探索传统概念的真正起源，以便再度从中提取出它们的原初精神，这种精神已可悲地从政治语言的关键词（像是自由与正义、权威与理性、责任与美德、权力与荣光）中流失，仅仅遗留下一些空壳来应付几乎所有的事务，而全然罔顾它们背后的现象实在。

我希望读者会同意的是，对我而言，文章作为一种文字形式，似乎与我心目中的习练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就如同所有文集一样，这本习练之书显然可以收入更多或更少章节，而不致影响其特质。它们的统一性，亦即对我而言将它们以书籍形式出版的判定标准，并不是整体的统一性，而是一种运动序列的统一性，就像一套音乐组曲，依照相同或相关的关键主题来书写。这一序列是由内容决定的。在此方面，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传统的现代断裂，以及现代希望借以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概念。第二部分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政治概念，亦即权威与自由；它需要以第一部分的讨论为前提，因为诸如“何谓权威？”、“何谓自由？”这样基本而直接的问题，只有在传统所传递下来的答案不再适用、不再有效时，才会产生。最后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则试图将本书前两部分所尝试的这种思考，应用在我们每日面对的那些切身而备受时下关注的议题；这当然不是为了找到明确的解决之道，而是希望能够厘清争议，并能更有信心去面对具体问题。

汉娜·阿伦特｜著，本文选编自《过去与未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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