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位中国人，从当时的世界顶级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急匆匆回到了内忧外患的祖国。

那时，并没有谁会预料到，这位看似平平无奇的年轻人，将在此后燃烧自己的一生，彻底改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他叫陶文濬，出生于安徽徽州一户穷苦人家，他很早就展露了对学习知识的强烈渴望。

但由于家境过于贫寒，他不得不辍了学，去山里砍柴卖钱为生。好在老师爱财心切，免去了学费，陶文濬这才有了学上。

就这样紧巴巴过了十几年，陶文濬的求学之路引领着18岁的他，来到了那座改变他一生的城市——南京。

当时的京表面一派祥和，实则摇摇欲坠。陶文濬在读书期间，亲眼见到了政府的无能，见到了比自己的身世还要艰苦，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的底层百姓，陶文濬心急如焚。

这位爱国心切的年轻人，在读书之余，也以自己的方式 ，探索着救民于水火的良方。

同鲁迅先生一样，陶文濬也曾学习了一段时间医术。

当他在金陵大学，接触了现代科学和人文思潮后，他开始深刻的意识到，医术只能治疗病患的身体，但学习和教育，却能唤醒一个蒙昧之人的灵魂。

而当一个又一个蒙昧的灵魂被唤醒时，中国就有了希望。

于是，“教育救国”的理念，开始在这个18岁的青年身上生根发芽。

1914年，陶文濬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名的碾压成绩毕业，这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穷小子来说，已经是极为傲人的成就了。

父母也劝他回家安心做个小老百姓，但他却从未忘记，自己在毕业论文里认真写下的那句话，“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治之。”

陶文濬说，“教育救国这条路还没有人走，我要替全体中国人去走一走。”

两个月后，陶文濬告别父母，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这里拥有当时世界上，研习教育学的顶级学府——哥伦比亚大学。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在这里找到答案，但现实的压力，并没给他任何喘息时间。

国外高昂的生活成本，瞬间让陶文濬无力支撑，他又没有像胡适那样殷实的家境背景，万般无奈他只好向学校求助。

好在院长罗素第一时间帮他申请了奖学金，陶文濬这才缓过气来。

此后两年是他知识体系迅速搭建的两年，他先是受自己的导师、现代教育学之父杜威的影响，逐渐认可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理念，同时也意识到，传统中式教育的僵化死板，开始主张充分释放学生的个性等等。

此时的陶文濬，已经初具一位现代教育家的素养。

1917年，陶文濬学成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东南大学任教。

他一开始便展现了强烈的教育改革意识。在担任教务主任期间，陶文濬创造性的提出了“教学合一”的理念，也就是老师不应该站在讲台上，干巴巴的念稿子、读教案，一位合格的教师，必须要走到学生中去，用尽一切方法，去激发学生内在的求知欲，让学生自己想学、愿学，满怀期待的探索科学和人文的浩瀚世界。

这样的教育理念和课堂氛围，即便放到百年后的今天，也会让我们心驰神往。

那段时间，陶文濬还积极引领学生运动，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言论，大力主张不论男女均可录取，还规定了录取女生的比例。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次公开招收女生，向持续了数百年的封建糟粕，挥出了有力的一拳。

由于海外归国人才极度稀缺，陶文濬很快获得了学校的重用，日常交往的也都是上流人士。

但儿时那段艰苦的贫民时光，始终刻在陶文濬的脑海里，使他不敢忘记，也不能忘记，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

在给妹妹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

1923年夏天，陶文濬正式辞去东南大学所有职务，开始了他“平民教育”的薪火之路。

他先是与朱经农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编录了1300个常用汉字，无任何基础的人，每天学一小时，不到四个月就能摘掉文盲的帽子。

之后，陶文濬两年内，在南京城办起了31所平民学校，让大量群众获得了基础教育，让他们第一次睁开眼看到了这个世界。

但这还不够，陶文濬深刻意识到，城里的贫民只是少数，广大的乡村农民，才是中国的主要人群。要想让四万万中国同胞，都能接受到教育，学校就必须要开到乡下去，开到农民的孩子中去。

1927年3月5日，时隔四年，陶文濬怀揣着东拼西凑来的2万多元建校资金，来到了南京郊外的一片土地上。

那一天，中国第一所试验性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正式诞生。

但这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广大农民祖祖辈辈，都只与土地打交道，从未有过什么上课的经历。

陶文濬就身体力行，与农民们同吃同住，白天锄地，晚上睡在牛棚，一见到乡亲就笑盈盈的说，“和牛大哥同睡”，“只闻牛粪香，不觉办学苦。”

看到陶文濬放着大学教授的位子不坐，居然真能跑来农村安营扎寨，人们开始逐渐对他产生信任，晓庄师范的第一批生源也顺利招满。

从任何角度看，晓庄师范都不像是一所传统学校。多数情况下，学生们并不会坐在教室里上课，而是深入到自然与社会中。

比如生物课，老师会带领学生去后山采集标本，看到什么动植物，就讲解什么动植物。

到了物理课，老师就会请村里的木匠，来教大家做凳子，并在制作过程中，向大家适时讲解压强、摩擦力等知识。

此外，学校的日常管理也全部由学生负责，甚至连报刊宣发、出纳、会计都是由学生轮流担任，由此创造了大量学以致用的机会。

在晓庄师范，知识不再是课本中干巴巴的文字，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行的动，知识也因为这些行动，而变得无比鲜活。

之后的日子里，陶文濬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体悟着知与行的关系，并于多年后，将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陶行知”。这是一个被更多大众所熟知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将伴随他接下来，跌宕起伏的一生。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面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陶行知悲愤万分，公开实名登报，悼念革命烈士。之后又以晓庄师范为掩护，暗中保护了大量革命青年，这无疑激怒了蒋介石。

1930年4月，开办三年的晓庄师范，被蒋介石以“培养闹事学生”为由命令停办。

军警随后冲进学校逮捕、屠杀学生，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将陶行知列为通缉要犯。

陶行知不得已被迫秘密转移至上海。曾经朝气蓬勃的晓庄师范，就这样顷刻间毁于一旦。

陶行知是一位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在上海秘密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发表大量实评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支持革命群众。

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第一时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出访欧、美、亚、非等地28个国家，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募集资金。

1936年，正当陶行知在美国筹措抗日资金时，蒋介石突然下令逮捕七位救国联合会领袖，陶行知作为联合会执委也上了逮捕名单。

他万分愤慨，立即向自己留学期间的老师杜威说明情况。

在杜威和陶行之的共同努力下，爱因斯坦、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等社会名人联合起来向蒋介石施压。

之后，在多方奔走营救下，蒋介石迫于压力将七人全部释放。

后来，陶行知在筹措抗日资金期间，又结识了他的至交好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面临的严峻处境，这位怀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医生，当即决定，“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时代的浪潮就是这样，用种种偶然与必然，把陶行知与一位又一位我们熟悉的仁人志士联系起来。在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陶行知同样没有停止对教育的探索。

他认为，想要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目标，读书学习就绝不应该成为少数精英才能享有的特权。

“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普及到工人、农民中去。”

但广大工农为了生计，往往又无法脱产学习。陶行知便创造性提出了社会大学的理念，地点灵活，时间灵活，利用生活间隙就可以完成学业，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成人高考”和“夜大”的雏形。

他在当时为无数渴求学习的中国人，敞开了知识的大门。

1946年4月，陶行知辗转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晓庄，此时与晓庄师范建校已经过去了16年。受国民党阻挠，学校始终没能复课，这也成了陶行知一生最大的遗憾。

两个月后，陶行知在十万上海群众面前慷慨陈词，发表演说，抗议国民政府挑起内战，此时的他已然成为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

很快，国民党特务在短时间内接连暗杀李公仆、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并放出消息将陶行知列为下一个刺杀目标。

陶行知毫无畏惧，当即为跟随他多年的师生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但我深信，我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社会教育之结束。”

陶行知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开始拼命的为学校卖字兴学，经常整理诗稿，直至深夜。

而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一点点透支了他本就孱弱的身体，外加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好友的离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1946年7月25日中午，陶行知先生积劳成疾，倒在了办公桌前，年仅55岁。

听闻消息，周恩来赶了过来，他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会有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回顾陶行知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从他的学生时代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两个字一直贯穿了他的始终，那就是人民。

从晓庄师范到后来的社会大学，陶行知把毕生的心血，都播撒在了人民当中。也正因如此，他虽然是一位名师，却并没能培养出高徒。因为他的目标，并不是教育出个别才能出众的少数精英，他要的是四万万人民群众，都能接受到基础教育，都能走出蒙昧和无知，翻身做这个世界的主人。

当我在查阅关于陶行知先生的资料时，仍然会发自心底感到万分惋惜。

由于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了基础教育，使得他并没有时间去培养亲传弟子，没有任何人能继承他的衣钵，甚至连他的亲生孩子，都只是芸芸众生中，最籍籍无名的一员。

每次想到这儿，我的心里都会涌起说不出的遗憾。

百年后的今天，陶行知的名字，仍然被无数人所铭记，他的身影仍被无数学校，自发的以雕塑的形式，保存在最显眼的位置。

雕塑中，他的眼神一如当初那样果敢坚毅。

我突然释怀了，陶行之先生不是没有高徒，全体中国人民都是他的高徒。

当无数朗朗的读书声，伴着每天出生的朝阳响起时，当“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样的理念，终于如他所愿扎根人心时，我们会猛然发现，他的学生遍中华，他的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