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或者说乡土是我的写作资源，

我不奢望更广阔的疆域，只想于此深挖。

它终究不是孤木，而是森林中的一株。

看清这一株，或许也就明白了其它何以长成这样。

胡学文，1967年9月生，河北沽源人，现为江苏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有生》等五部，中篇小说集《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命案高悬》等十九部。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高晓声文学奖，孙犁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奖，《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奖，青年文学创作奖等。

某作家在文章中写其回到故乡，撮土舔尝。读到此处，忽就想起少年时代看过的一部电影，名字记不得了，演员的相貌也已模糊，但其中一个细节至今难忘，她率领族人回到属于自己的村庄，从地上捧起一把土，忘情闻嗅。两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呼吸着不一样的空气，但对故土的深情没有实质区别。也许有人感觉好笑，我却是理解的。我没尝过土，但和故乡的关系，任何利刃也切割不断。

一

我出生在河北省沽源县的一个村庄，沽源北部与内蒙古接壤，和张家口的张北、尚义、康保县合称坝上。我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用到“坝上”这个词汇。读者多次问我坝上是什么意思，有的甚至想象成堤坝。每次我都耐心解释，坝上是内蒙高原的边缘，地域广阔，非一堤一坝可比。但我清楚自己的解释不够精确。坝上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版图。只是后者太庞杂了，难以条分缕析。

少年时代看晋剧《窦娥冤》，看到窦娥被冤杀，火热的六月突降大雪，我的眼睛瞬间潮湿，想老天真是悲悯。没想到在现实中，竟也目睹过六月落雪。那一年，我正在张北师范读书，只见雪，不见灾。放假回家，才知道村里的损失有多大。庄稼、野草、剪毛不久的绵羊，均冻死过半。冻死的羊肉不好卖，又没冰箱存放，只能腌了自己吃。我想没一个人能吃出香味。当然，这样极端的天气不是年年遭遇，但坝上的冷也不是虚名，特别数九天。人曰野外撒尿，要拿着棍子，边尿边敲，不然就冻住了。有几分夸张，但滴水成冰千真万确。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故事传说，与寒冷相关者甚多。《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情景，我在读书前就听父辈讲过，只不过主角是坝上的某个行人。坝上农村没有睡木床的习惯，皆是土炕，又称火炕。老话讲，“家暖一盘炕”，没有炕，冬天是很难过的。

这样，入冬前，也要给房顶盖上厚厚的胡麻柴，再用重石压住。夜晚来临，要用棉布或毡子、草垫从外蒙住窗户，防寒气侵入。重复而无趣，但马虎不得。即使如此，仍难抵寒冷，一夜间，玻璃结冻冰霜，视线里外阻隔。天气晴好，也要近午才可化开。等不及，就须一口一口哈气。我家的窗户常留下我的嘴印子。

再一个是风大。有句俗语，坝上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日黄沙漫天，青草始顶芽，树木刚泛绿，沙尘遮天蔽日，田野的种子常常被刮到九霄云外，没刮走的，裸露在外，便成了鸟雀的美餐。冬日暴风雪，坝上人称“白毛风”，因风所至之处，无雪不起，天地呼啸，能见度极低。行人绝迹，野兽、飞鸟常常迷失方向，撞到树木或电线杆丧命的并不鲜见。

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但生存于此的人却极少抱怨。似乎老天本就这个样子，生活本就如此。苦则苦矣，却有盼头，坝上三宝：山药、莜面、大皮袄。有大皮袄御寒，有土豆和莜麦果腹，就没有过不下去的日子。莜麦是耐寒作物，只宜在高寒高海拔地区生长，至今仍大片种植。

坝上人的性格和血液里的韧性，就如墙角路边的皮尖草一样，踩断踩烂了，没几日便又挺直了腰身。这韧乃自然所赐。一方水土一方人，既养命也养性。

如果用第二个词来概括坝上人，我会说淳厚。

某后生去邻村相亲，女方备以酒菜招待。女孩父亲和哥哥怕怠慢了后生，陪吃陪喝。后生酒量大，父子俩齐上阵也没陪到底，双双醉倒。据说那父亲躺了两天才爬起来。

这是朋友讲的，那后生我也认识，亲自然没相成，父亲哪敢把女儿嫁给一个酒缸？后生没有伪装，父亲认真陪客，依然宾主尽欢。

类似的故事我可以一个接一个地讲，这不是证明题，难有严密的逻辑和推导，但也可以部分说明什么。

如果说韧性因自然而生，淳厚则是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孕育，坝上处在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界地带，彼此融合，人的骨里便有更多的包容、宽容。

村里有个人，饥荒年代常去他处乞讨，先近后远，年底返回，过年又离开，待日子渐好，仍往外边跑。看了电影《大篷车》后，我猜想他可能喜欢这样风来雨去的日子，而非生活所迫。坝上称这类人讨吃的，且由此衍生出另一个词：讨吃货。

所谓的讨吃货不是乞丐，而指不节俭过日子的人。张家口从地理上分坝上坝下，许多观念理念是不一样的。我调至市文联工作后，一同事问我，听说你们坝上人有钱全吃喝了？她揣着巨大的疑惑，样子极其认真。“都吃了喝了”，大有意味呢，能分析出很多。她绝没有讥讽的意思，只是求证。当然不是她说的那样，但我由此知道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坝上的想象和看法。不是不对，而是不够准确。作为中国乡土的一部分，坝上既有整体性特征，也有着鲜明的个性。

二

读初二时，我生出退学的念头，被父亲怒斥，罚我用连枷打了一下午胡麻，次日又将我送回学校。如果父亲由着我的性子，我与文学就再无缘分了。1984年，我考入张北师范。张北师范是一所中等师范，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今已不存。跃出农门，是人生的转折点。于我，不仅在于由农转非，还在于望见了文学的大门。学校极普通，但藏书甚多。借阅时，面对一张张卡片，眼花缭乱，后来买了本《名著导读》，才有了些头绪。

现在，让我说喜欢的作家，我会列出一长串名字，但初始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偏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喜欢俄罗斯作家笔下的草原。花草、树木、河流、山峦，春有春景夏有夏韵，秋风浩荡白雪飘舞。与坝上草原自是不同，但又有极多相似，有时觉得写的就是我的村庄和田野。

彼时，我渐渐意识到，环境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美和欣赏美的能力。这当然不是美化，不是虚假的、目的性极强的想象和包装，而是自然的、蕴含着真情的书写，隐藏着对生活的感情。如果不是热爱文学，我恐怕永远不会用别样的目光去凝视坝上草原。

师范毕业，我分配到了乡镇中学任语文老师，并开始业余写作。后调至县城，再后调至张家口市，然后去往省城，再至南方。我在坝上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根系所在，烙印之深，终老难褪。

我的一些同乡，十几岁便去往遥远的他乡并定居，期间短暂回家，如同过客。我不是一步远离坝上的，走走停停，时时驻足回望。这使我的打量多了些层次和角度，也正因此，坝上在我眼里更加立体更加丰富，摇曳多姿。既是高耸的，必须仰视，也是细小的，可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作为一名写作者，能拥有这样一片丰饶的土地，甚觉幸运。

检视自己的小说，不论长篇还是中篇，都与坝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念头的萌发、冲动的汹涌，事件或人物的跳跃。哪怕是模糊了时代，改变了写作路径，我也会有意无意放在坝上。唯此，我才可专注、尽兴。

《极地胭脂》是家访所得。某学生辍学，作为班主任，我骑自行车往其村庄劝返。嘴拙词乏，没能成功，正值早春，遭遇沙尘暴，只能推车步行。那个村距学校二十余里，中间要经过空阔的草地，艰难行走间，看到一处孤零零的房子，在飞扬的沙尘中，矮小却又醒目，那是草原上的兽医站。

就是一处极普通的房子，但就是这几间黄土房，催生了小说的芽。我虚构了女兽医唐英这样一个人物。小说发表后，被导演宁敬武改编成电影。电影对大众的影响远超文学，更多的人看过电影，寻找小说阅读，有的还问是不是根据某某的故事写的，至此我才知道坝上草原确实有过一位女兽医。写作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位女性？除了更有故事的考量外，我觉得这样可以把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写得更足更透。

《秋风绝唱》中的主角是二姨夫。我确实有一位二姨夫，就性格气质或者说“意象”，与小说中的二姨夫有相像的地方，故事则风马牛不相及。生活中的二姨夫也是极有故事的，后来我写过一篇随笔《姨夫》，算是实话实说。为什么在小说中不写二姨夫的事，却把主角的“名字”命为二姨夫？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名字？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寻常的称谓能勾起我的写作欲望，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将情感倾泄。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

坝上或者说乡土是我的写作资源，我不奢望更广阔的疆域，只想于此深挖。它终究不是孤木，而是森林中的一株。看清这一株，或许也就明白了其它何以长成这样。

远离坝上后，我的写作有了些变化，一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试图突破，这个不多讲。另一方面，致力于构筑自己的文学坝上。与真实的坝上自然是有关系的，但又完全不同。这样既可以突出某些特征而更具特色，又因加入其它元素而丰富多姿。

距离的变化并没有让坝上变得陌生，反因距离让我看清了许多，如果说距离带来了影响，最重要的是情感更加浓稠。这当然好，不过也有不好。艺术需要激情，这是利于创作的；不好在于，可能因这种情感会遮蔽了视线。为此，我时时提醒自己，既用自己的目光看坝上，又从他者和世界的角度观照和审视。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故事，因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因背景放在坝上，便有读者以为这就是发生在坝上的故事。我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如《婚姻穴位》改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奔跑的月光》改为《一个勺子》，《麦子的盖头》改为同名电影。《婚姻穴位》原说在张家口拍摄，不知为何后来改在保定。《奔跑的月光》在西北某地拍的，《麦子的盖头》在贵州拍的。电影播出后，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改在别处，不在坝上拍。我不过多解释，说那是人家导演的权利。

确实，导演有权在任何一个地方拍摄，而我也没有任何异议，因为我写的是坝上，也不是坝上。我写的是文学坝上，而非地理坝上。是“这一个”，也非“这一个”。

不可否认的是，从他处“拉”来的人物，当我将其放在坝上时，他身上自然带了属于这个地域的气息。

远离坝上，我更加关注她。

在我的作品中，除了风俗的印记，自然的烙印更多。比如我在长篇小说《有生》中写到了寒冷，每年都有冻死人的事发生；还写到了强风。接生婆祖奶一次路途中被黑旋风刮到天空：

“眼皮被沙石树皮抽打着，极痛。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感觉到害怕。我被狂风裹挟，依然紧紧抱着包袱，耳朵捂不住，只能任由沙粒扑击，还有断断续续的鸡鸣狗吠。不知什么重物撞到我的后背，感觉被刺破了皮肉。待寒意袭来，浑身发冷，我才感觉到害怕。不知黑旋风要将我卷到哪里，也许我要魂归天外了。”

正是坝上让我的想象生出双翅，这是她对我的恩赐。

三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相信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想象，并以自己的认知勾画遥远也不遥远的图景。

我的少年时代，村里人关于将来世界的描述有过争议，那句话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至于从哪儿传到村庄的，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有人向往有人不屑，更多的是高度怀疑，认为比天上掉馅饼更加渺茫。不屑的多是村里有见识的老人，因而他们的判断对我这样的少年有着极大的影响。

家里一直用煤油灯，铁焊的灯壶，细而长的灯嘴，油捻由灯嘴伸出，每燃一会儿，捻头处便会有灰烬凝结，即所谓的灯花。灯花需剪断，否则灯火愈来愈小。剪灯花是技术活，剪少不起作用，剪多灯可能就灭了，需要恰到好处。后来改换有玻璃罩、可来回拧捻的灯，亮多了。但也需剪灯花，在灯旁看书稍久，鼻孔依然如先前那样被熏黑。电灯和电话，如天方夜谭，不敢想的。

我在村里就读初一，初二考上黄盖淖中学。学校有电，是自发的，只在规定时间，多半时间还是靠油灯。某日下晚自习，有同学邀我去粮库看电视，并叮嘱准备一元钱。那是我第一次看电视，在粮库的会议室。桌上是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约三四十人围着，少半坐着，多半站着。看了什么已经忘了，但那场景一直记得。门敞开着，没人收门票。播映结束，我随人流离开。回去的路上，我占了极大便宜似的，脚步欢快。

初中毕业，村里终于通了电。但也就是照明，没有一户人家有电器。煤油灯，自然消失了。

乡村有各种艺人，如石匠、铁匠、木匠等，他们并非单靠手艺吃饭，种地是主业，技艺是辅佐性的，是兼职。在我们村，还有另一种兼职，车倌，即赶车的。赶车也分三六九等，牛车最容易，谁都可以；最难的是赶三套四套马车，不是谁都可以驾驭，因而那些车把式是技术人才。所谓的车倌指他们。他们把村里的物品拉到他乡，再拉了村里需要的回来，有公也有私。拉运物品的同时，他们还承担着另外一种角色：讯息传播。他们把乡村的故事带往世界，同时把世界的消息带回乡村。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乡村和世界的通道，或曰信使。对于闭塞的村庄，有无这样的通道和信使，大不一样。

土地承包之后，村里再难见到三套四套马车，车倌还是车倌，不过赶的是自家的车。当然村庄和世界的通道没有断，反而更宽更广了。从没出过村庄的人也开始往外跑，只要有意愿，机会随时有。似乎一个瞬间，一切都不同了。旧的消失新的涌现。

借用一句话，变是永恒的，不变是暂时的。世界一直在变，只不过以往缓慢流动，如今突飞猛进。

变当然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速度也会令人晕眩迷失，曾经写过一篇《虬枝引》的小说，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闲坐街头纵论国际大事里的人物，熟悉得像自家邻居。但对于真正的邻居未必说得上来。这篇小说的萌发，即与回乡有关。

近些年常听到乡土乡村消失的讨论。确实，城市化是不可逆的，我生活的村庄几年前也搬迁到了乡镇所在地，统一的排子房，统一的结构和布局。但是否就可以断言乡土消亡了？我不认同。在我看来，乡土不仅是土地、村舍、生活方式，还是风俗、礼节、文化，是它们的有机组合。一些东西消减，另一些东西又融进来，适时适运生长。从这个角度讲，“不变”亦有着永恒性。

在长篇小说《有生》中，我也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比如祖奶作为接生婆，如今这个行业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助产师、月嫂。但在生的能力、活的态度上，在情感的丰富上，现在和过去并没有区别。

坝上草原也同样，始终处在变化中，自然，从不同的角度观望，色彩意义也不一样了。如曾把人刮到天空的黑旋风，现在有了新的用途，用来发电。从张家口上坝，一路可见风电机群，如起舞的白鹤，已成为草原的另一道风景。但无论生活怎么变，骨子里的韧仍然在，那份朴实仍然在，我对她的深情仍然如初。

作者：胡学文

来源：农民日报

监制：梁冰清 编辑：王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