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设”的媒介语义

“人设”的全称是“人物设定”，原意是指动漫、小说等艺术作品中虚拟角色的基本设定，包括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等，现在大多用于指涉个体的形象设定。在传统交往过程中，“人设”的内涵往往受到物质的重新定位而引起的状态变化，包括全新的穿着打扮、恰当的行为举止和耀眼的社会头衔。

“人设”通常有两种类型，即“被动赋予”和“主动设定”。前者是指因特定社会身份与角色而打上的形象与标签，而后者是将其定义为个人通过发挥思维能动性根据自我期望与自我目的在头脑中形成的意识状态，是对自我形象与角色的一种设定。

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演进，社交媒体平台成为青年打造“人设”的天然舞台。

从本质而言，“人设”是一种虚拟的自我人格及其行为表现。它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勾连的符号表征，体现了虚拟与真实的张力关系。数字技术转换了媒介与青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全景式的自我展演的舞台。

从这个意义而言，数字媒介中“人设”是青年身体的再媒介化。“渴望得到超越的支持、得到根本性的肯定，是现代个人深层的欲望”。如果说传统媒介满足了青年对信息获取的渴求，那么数字媒介则解放了青年自我展演的欲望。青年建构“人设”的过程既彰显了数字文化辐射下的自我塑造，也是媒介技术对个体人格重新赋权的符号投射。

在线上线下的交互转换和虚拟现实的技术革新的双重作用下，青年的自我角色从过去的“单一认同”转向了“多元创造”。在现实生活中，青年长期接受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文化规训，其社会角色的显现同样具有被规训的痕迹。他们对“理想人格”的虚拟性打造和呈现更多地存在于意识层面，直到数字网络的出现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交平台，也打破了青年群体的自我呈现的技术限制。

在媒介文化的渲染中，青年打造的“人设”是一种表现性实践。它作为一种社交符号的表达形式，将传统意义上的个体自觉转变为媒介场域中的文化展演。社交媒体为青年展示媒介角色提供了平台，互联网自带的“迷因效应”也成为服务于青年“人设”的意义生产的助力。

进入媒介化时代，数字服务的“去中心化”改变了过去受众单一身份的束缚和羁绊，青年群体拥有了多重身份。如果说过去的青年身份是由某一种或某几种话语力量建构起来的，那么媒介化时代的青年“人设”则是多元话语共同塑造的结果。

青年“人设”所指的不仅仅是某一特定个体的人物设定，而是意指群体范围内形象产生的生产者以及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行为表征和思维形态的塑造者，是当代社会媒介消费过程中的传播者。他们借助数字媒介进行情绪表达和文化消费的同时，也在进行深层次的意义生产和符号互动。

在媒介化时代，青年一代试图借助一系列的符号表征在社交平台彰显自身独特的文化取向和交往身份。青年打造“人设”也并非仅仅是出于标榜个性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引起目标圈层的关注并寻求身份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意识形成了“融入群体”的交往心态，也影响了青年群体交往过程中对圈层文化的追逐。

在媒介化时代，拟态环境中的圈层现象越发影响了青年的交往选择，他们不得不通过打造“人设”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存在，以及获得圈层中其他个体的认可与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融入圈层的方式“是以放弃他作为独立本体的存在为代价的，而且他放弃了一种最终将使他建设性地战胜孤独的东西，即发展他自己的内在资源、力量和方向感”。

微博、抖音、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介“如同镜子一样具有怡情的作用，照向基础，从表象中提取秘密，并且传播出去”，为青年身份的符号结构的分化重组提供了平台，也为青年打造独特“人设”搭建了宽松的、显在的文化秀场。

可以说，青年“人设”是一种被包装、被修饰和被建构的自我，通过虚拟化的想象逻辑成为标签化的存在。青年的“人设”在网络化的媒介景观中获得了重塑的机会，借助文本、声音、图片和影像等元素构建出自身期望的“剧本”。

媒介化时代交往生态是建立在多元媒介相互融合的技术基础上的：单一媒介足以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媒介融合则彰显出更具包容性的作用。“出于印象管理的考虑，个体会有意识地强化有利于自身形象方面的表现，而对于有损于所要达成的印象的那些行为会竭力抑制，以此来引导他人对个体美好印象的形成”。

在数字媒介建构的虚拟环境中，自我形象的塑造和管理是青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过合理运用印象管理技术在社交平台上呈现一系列的视觉文本和听觉符号，彰显独特个性和自我意识，从而营造理想化的虚拟形象特质和媒介交往性格。这是一种感官层面的“深描”：青年精心打造了自身独特的媒介形象，每一次与他者交往的过程都是自我呈现的过程。事实上，社交平台的媒介属性使信息呈现和语境搭建相对有限，恰恰为青年打造“人设”提供了技术层面的便捷。

作为当代社会的立体单元，网络空间的多元生产方式成为青年寻求“集体意识”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数字媒介交往的过程中分享自身的知识体系、塑造他者，或者说打造“人设”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他者对青年主体的信息覆盖和个性重塑。

媒介化社会的青年“人设”是一种体现具象化自我的虚拟化身：他们创造了一个“延时性”的自己，通过自拍修图、化妆技术等方式创造一个理想中的自己。他们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塑造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形象设计，比如将自己与某种特定的刻板印象形成紧密联结。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罗杰·西尔弗斯提出的“媒介驯化”。“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在其中使某物隶属于我们，受我们的控制并能印染上、表达出我们的身份”。它不仅指向了一种“移动青年文化”，更显现出日常生活中青年与媒介的关系问题。

数字媒介的灵活性、可塑性和多样性鼓励着青年构建“千变万化”的自我，而网络空间也成为他们构建理想自我的平台。他们所有的身份角色都印刻在媒介化的交往空间中，每时每刻都成为他者所凝视的对象。“主体本身以为这就是自我，实际上这只是被虚构出来的自我。当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时，他既在接受他人的凝视，又在接受自己的回望；既与他人遭遇，又与自己遭遇”。

数字化的媒介交往使青年重新发现了自己，具体而言，是发现了作为媒介的自己。在媒介化社会，社交平台成为青年交往的新归宿，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部分，是第二个“自己”。他们不断地寻找契合自己的符号定位，并试图突破既有符号化规约，塑造更具鲜活感的角色形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造“人设”的过程是充满随意性的自发行为，而依旧是框定于特定结构的社会化行为。这种“结构”并不是某一客观实体，而是媒介交往的组织原则与青年行为的主观互动之间形成的经验性结构。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了“镜像理论”，将混淆真实与幻象的情境意识称为“镜像体验”。在心理学的文化观念中，“镜子”早已被视为个体自我认知的符号隐喻。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来看，“镜子”的能指意义也逐步过渡到所指层面，生动地呈现了心理认知的转换关系。它作为一种虚拟的意象，承载了有机体和真实世界之间的互动。拉康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视角阐释“镜像”的符号表征：主体在“镜像”的映照下已然从真实的“自我”走向了被凝视的“他者”。

在青年交往的媒介语境中，社交平台的屏幕如同镜子一般，延伸了物理世界的时空概念，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间隔。从表层意义而言，屏幕镜像触发了青年主体的自我凝视。他们在感知“镜子”映照自我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构建理想化“人设”。从深层意义来看，青年“人设”指涉了来自他者的“凝视”，提醒他者屏幕镜像下的青年形象是一种“有限真实”；同时也引导青年开启更加深刻的自我审视，重新回看镜像交往背后内心活动的叙事表达。

这种来自他者的凝视表面上是外在动因，而实际上却是青年自己主动选择和推动的。在数字网络中，青年“人设”是一种建立在社交平台上的产物：既在平台中实现镜像化，也借助平台进行展演和维持。

媒介化时代的青年交往成为拉康“镜像理论”的符号投射，在青年与他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充满隐喻、亦真亦假、虚实结合的想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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