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唐朝时威名远播，四夷来服。
当时的日本和周边的数个国家一样，不断派出遣唐使来大唐长安学习交流，互贸互易，这就是中国管理外藩的朝贡制度。
而到五代十国甚至是北宋建立时，一方面是内乱的中国无暇外顾，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自视甚高，从此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行为。
然而日本人还不能完全放弃中国大地的文化和物资，于是他们通过民间与中国继续维系着交往。特别是通过“密航”也就是相当于偷渡的方式，日本的很多僧人来到宋朝，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入宋僧。
两宋时期，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成为中日交往的亮点。
日本僧人频频到北宋求学
宋朝从建立之初始，就没有李唐的强势。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体现出了内部施政的柔性，由于重文轻武是国策，因而北宋对外部也没有什么强势的表现，与西夏、辽、金等政权交手更是屡屡折戟而归。
有鉴于此，宋朝对于外藩也没有精力进行招揽和管理，只能通过佛教文化交流等渠道进行柔性管理。因而对日本、高丽、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入宋僧热情接待，给他们以准朝贡使节待遇。
北宋将佛教文化交流作为外交手段，当日本入宋僧进入中国后，北宋皇帝多数都会接见入宋日僧。北宋最著名的佛教经典《大藏经》是皇帝赐给这些日本僧人的标配，如果某个僧人名气较大，还会获得紫衣，被命名为大师。
《大藏经》
他们到五台山等佛教圣地礼佛时，朝廷大多数时候都会命令各州府地方官沿途护送，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公元983年，日本东大寺僧人奝然率领数名弟子从浙江登陆。奝然先是在天台山礼佛，表示敬意。
然后北上汴京，受到了宋太宗的接见。更为重要的是，奝然献上了十余件铜器，以及日本本土书籍《职员令》、《王年代纪》，这显然是一国使者的职责。
奝然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位来华的日本僧人，他不会讲中国话，但会认会写汉文，所问所答均通过笔谈。宋太宗对他“存抚之甚厚”，一边很是庄重地赐给他紫衣，另一边还授予他“法济大师”的称号。
宋太宗
两人也进行了极为正式的问答，奝然向宋太宗详细介绍了日本天皇制度，以及历代入华求法的名僧，并且还对日本地理、物产、风俗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宋朝编修国史、实录时，有关日本的史料有很多来源于这些日僧的介绍。
得到宋太宗的认可后，奝然提出了巡拜五台山的请求，宋太宗非常愉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此后，奝然还游览了洛阳白马寺、龙门石窟等佛教胜地，沿途都受到了很好的招待。
奝然在中国游学三年后，携新印《大藏经》5000余卷、释迦像及十六罗汉像归国，他回日本两年后当选为奈良东大寺别当，并大力弘扬传自中国的佛法。
奝然去世后，他的弟子将《大藏经》捐献给法成寺，他迎回的释迦像则被放在嵯峨之地的别墅栖霞观，后来被称为五台山清凉寺，一直享有着赫赫盛名。
清凉寺
1004年，日本僧人寂照率领7人来到中国，这个寂照与奝然一样，不会说汉语但是却能够读写汉字，他在中国期间的学习交流活动也是通过笔谈进行的。
寂照受到了宋真宗的接见，并被赐予了紫方袍和通大师的称号。
1072年，日本平台宗僧人诚寻等8人通过“密航”方式来到浙江台州，他先是在天台山国清寺巡学。
后来受到了宋神宗的召见，诚寻被赐予紫衣、锦帛，与他一起来华的日本僧人也都获赐了紫方袍，而且还被敕准住入京城开封太平兴国寺传法院。
当诚寻和弟子回国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将宋神宗赠送给日本皇帝的金泥《法华经》、二十匹锦等礼物安全带回。
宋神宗
南宋灵寺隐日僧
北宋南渡后，在南宋朝廷的支持下，江南寺院得到极大的发展，仅杭州一地的寺院就符合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名声，杭州也挣下了“东南佛国”的美称。
宋宁宗时，为强化佛教的管理，朝廷对江南禅寺确定了一套等级，建立所谓的“五山十刹”外加诸山的官寺制度。其中最基础的一级称作“诸山”，可以为那些不太出名的寺庙。
中间阶层的被称作“十刹”，多为一些名山大川里的寺庙。而屹立在整个佛教禅宗最顶级的共有五座著名佛刹，称之为“五山”。
它们是径山兴圣万寿寺、景德灵隐禅寺、太白山景德禅寺、报恩光孝禅寺、育王山广利禅寺。
其中五山的住持，必须有诸山、十刹两个等级的任职经历，才能获准任命。
寺庙
由于有官方支持，禅院五山十刹享有很多特权，一项免税制度就让它们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它们的建筑极为宏伟，宝像庄严，因而很多日本僧人都进入这些著名的寺院进行游学。
日本僧人最希望进入的寺院就是径山兴圣万寿寺，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是号称中国禅宗寺庙之首。径山寺里有一位著名的无准大师，他成为了数位日本僧人的师父。
其中一名叫作圆尔辩圆的日本僧人，在离华返日时还得到了无准大师的手书，无准大师评价他是“决明已躬大事，其志不浅。”
日本僧人重源于1167年来到南宋，先后朝拜天台山、阿育王山，后来还专门从日本运来木材，建造了阿育王山舍利殿。
阿育王山舍利殿
1168年返回日本时，他带回了《大藏经》和净土五祖像，成为日本佛教的珍藏。
1168年、1187年，日本名僧荣西两次入宋，先后拜天台山万年寺怀敞禅师和杭州灵隐寺慧远和尚为师，礼佛甚严，被宋孝宗赐号为“千光法师”。
荣西回国后创下了赫赫威名，先是在筑前建立报恩寺，又在福冈创立圣福寺，随后他在镰仓创建圣福寺，在京都创立建宗寺，因为荣西大力推广禅宗的缘故，并创立了日本的临济宗，被尊为日本禅宗的始祖。
1223年，荣西的弟子道元入宋，在天童山随长翁如净禅师学习曹洞宗奥义。
1227年回到日本后，在京都开创兴圣寺，1243年在越前创立永平寺，创立日本曹洞宗，成为永平开山祖师。
荣西
两宋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两宋期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官方联系几乎断绝。
日本十分抗拒中国的朝贡统治，又十分渴望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因而就遮遮掩掩地通过僧人游学等民间形式到宋朝“取经”。
首先，日本天皇和摄关政治下的权门贵族对中国打起了“佛教外交”牌。大量日本僧侣通过在中国巡学，不但吸收很多佛教文化思想，他们还肩负着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重担，因而日本官方对于僧人入宋采取默许的态度。
而号称日本来华第一人的奝然，甚至还得到了日本官方的允许，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日本天皇下达了批准奝然入宋的文书。
而且返回日本的奝然，也受到了日本官方的热烈欢迎，日本官方甚至还安排人员沿途演奏《高丽乐》、《大唐乐》，欢迎仪式极为隆重。
日本僧人
后来由于日本政府出台了《渡海禁制规则》，对出国渡航采取了管制政策，更多的日本僧人是通过“密航”的形式来华的。比如著名僧人诚寻就是通过“密航”入宋的，这些日本僧人相继回国后，大都在日本佛界展露了不俗的风采。
其次，宋朝官方默认入宋日僧的准官方地位和使者作用。宋廷将僧侣的管理等同于官员，甚至规定不同等级寺庙主持要通过考核进行晋升。
而宋廷将日本入宋僧人纳入管理范围，赐紫衣、赐名号，给予日本入宋僧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使节的地位。
实际上是以此来暗示宋廷对日本的隐形管理，并以此来彰显宋朝作为东亚佛教中心的权威地位。
在杭州寺院修行的名僧，南宋时期东渡日本传经的和尚也有十多人，其中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道隐等人，在日本佛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渡海
1260年，径山无准大师的亲传弟子兀庵普宁到日本传禅，历时五年方才返回南宋。
在此期间，他借儒学说禅义，受到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的欣赏和信任。
1269年，大休正念赴日本传禅，受到第八代执政北条时宗的欢迎。他先被尊为禅兴寺主持，后移居建长寺、寿福寺，在日本传禅长达20年，后圆寂于圆觉寺，被谥为“佛源禅师”。
径山寺僧人无学祖元赴日传授禅学时，遇到了很多在径山寺巡学的日本僧人，以至于他骄傲地表示：“老僧虽在大唐，与日本兄弟同住者多。”
可以说在两宋时期，没有中日佛教的交往，就没有两国文化的交流，佛教作用之大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杨渭生,两宋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2.09;
[2]林正秋,南宋杭州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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