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由属下呈送各种不同的陋规外，省内大员衙门开支相当大的部分由辖区内关差和盐政的捐献所弥补。各省正是主要以这种方式，分流了清初商业部门日益增多的财富。

来自关税的收入以两种方式转归省内大员所有：税规和赢余。税规和其他陋规没有什么不同。常常是在特殊的场合，它由属下向上司呈送，每年的款额一般是事先商定好的。

有时，这些费用是由其他官员而不是由负责征专门税收的税关官员呈送的。例如，山东布政使每年收到由泰安州征收的香税1500 两。

然而，最大的部分还是由掌管关税征收的官员所呈送。在福建，除去税关的行政开支，全部陋规收入分成四份：两份送往巡抚衙门，一份给委派管关的官员，一份在办差家人中分配。

粤海关的数字尤巨，每年陋规平均六七万两，它们也被那些在税关供职之人和省内大员所瓜分。

在山东，税关的贸易量要少得多。除了正额7540两外，胶州关还要呈送巡抚规礼银3676两；莱阳关解送正额770两的同时，呈送巡抚规礼银497两。

有时税关的陋规送给担任特别监督职责的较低级官员，他再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督抚。四川有这样的事例，按察使呈送总督盐茶规2500 两，而布政使从粮规和税规中拿出4040两送按察使。

支付这些陋规的费用从何而来？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正额之外的加派。在对位于潼关的税关调查中发现，官员早已习惯了提高户部颁行的关税则例。

户部对于骡驮绸缎制定的税率是6钱，但实际对每驮绸于征银1两2钱，每驮缎子征银1两4钱。

棉布一驮部例抽税银1钱1分，棉花一驮征银6分，但实际的征收税率分别是1钱8分和8分。

有时，陋规是按正额的一定比例全面进行征收。这种费用常有特别的名目，在广东，叫做挂号和堂规。

在福建的税关资料中有单银杂项的记载。在其他的事例中，这些费用一并归于火耗或耗羡名下，与描述地丁钱粮加派所用的术语相同。

船只车辆、禽畜过关时也可能被征收不合法的费用。在奉天，关差向过往的小车每辆征银1钱6分。

其中，8分送往奉天府，2 分归司书，其他作为饭银被奉天府的书吏派分以及购买办公文具。每年仅车费一项平均达1600 两。

对过关的猪和羊收取同样的费用，每头收3分。淮安关向商人榨取额外税款时尤其贪婪，起初商人交纳正额的2%作为火耗。

然而在1725年，有人奏报新任监督庆元上任，取消耗羡并在主要商路上建立了五六个小的税口。

只要有商人经过任一个税口，就必须领取验票，这需要商人支付一些费用。如果商人不支付这些加派，包括验票钱、纸笔钱和饭钱，他们的船只就不予放行。

每个税口的费用至少按正额每两交一钱三四分，这样一来，商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可能差不多交了两倍的法定税额。

向不在户部则例税收之列的商品征税也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依惯例，百姓向省内的大市场转运少量的大米是不征税的。

然而在淮安关，背负大米的只身农民可能要遭拘禁，等待其他人前来，如果他们所带大米合在一起超过一石，那么他们会被看做商人的转输而责令缴税。

依惯例，已裁剪制衣的丝绸即便是商贾所携带也被认为是私人衣料而不用上税。而淮安关将凡是带有妇女衣服者都视作在倒卖旧衣服，对所有衣物不论男女新旧一律征税。所有这些收人并不上报中央政府，而是直接送往藩库。

粤海关向外国贸易征收特别的关税，其地位独一无二。除了商货分头外，陋规的名色还有开舱费、验仓费和卸货费。

买办、通事也要缴纳公费银，他们也因此垄断了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特权。停泊在黄浦港的船只要缴费 40 至100 两，而那些停泊在省城的船只要缴费60至160两，视外国的雇用船只的大小而定。

在雍正朝估计通过这种方法征税几近70000两，尽管那时省里并不拥有所有的收入。一种特别少见的税收是所谓的"人税"。

这一时期，西方的商人严格限定在澳门居住。为了不让他们在内地走动，广东当局，对每一个从澳门前往广州的西方人征收18块墨西哥银元，并且对于那些从省城返回澳门的西方人征收两块墨西哥银元，这是他们的首创。

税关官员还有别的一些方法积攒作为他们与省政府分享的税规收入。这与州县和其他官员直接从事税收极为相似。江西的税关使用重于布政使衙门的天平称量税银。

这些超重天平每征收100 两关税可以产生3两平余。在赣关，对零星物件征税，从5分到1两5钱不等，只是简单地采取不入账的方法。

所征收的散碎银两也要熔成银锭并留在省里使用。最大量的未上报关税是赢余。与陋规不同，赢余不是官吏腹削的结果，而是贸易的增长超出了政府最初制定的贸易额的结果。

如同州县官征收落地税的赢余一样，一旦完成官方的正额，官员可以通过继续依照法定的税率征税就轻易地获得大笔款项。

直到雍正改革之前，大多数这种赢余存留在省里，很难判定有多少进入了非正式经费体系，又有多少直接进入税关官员的私囊。

通过雍正改革时期提交的关于赢余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可能用于资助省内开支的经费数目的认识。

雍正十一年（1733），江南的龙江关和西新关上报，在正额15 200 两外的赢余总数为78900两。

此前两年，闽海关上报的总赢余是54516 两。1727年广西承认关税赢余 15 000 两，但后来发现梧州和浔州关每年另有赢余31400两。

因为这些赢余对中央深藏不露，因此我们没有关于它们通过非正式经费体系进行分配的确切报告。

我们所知道的是，一部分用于税关入员的工食银和供应、往来费用以及办公文具的支出。无庸置疑，一些经费会被税关官员据为己有，有这样的例子，一位官员上报赢余600两，但被揭参另有赢余2100两，他被责令返还这笔经费。

然而，因为布政使和督抚们知道大笔赢余的存在，以及它们后来被合法地纳入了这些官员的行政预算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清初至少该省的一部分横财到达了这些大员手里，或是直接解送或是作为陋规的一部分被送往省城。

注入非正式经费体系最丰富的收入来源之一是盐课。获利的机会很多，因为官员常常与销盐、产盐有着密切的关系。

盐商强大的经济地位归因于官方支持下的垄断，并且他们依靠政府打击匪徒和私盐贩子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盐商对于藩库的"乐捐"源源不断。

而且，产盐和销盐使得盐商与各级官吏联系密切。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样的事实：与税关规费不同，来自盐政的陋规不局限于高层官员。

出自盐政的非正式收入有三个主要来源：（1）销盐收入的赢余；（2）盐政官员与受雇书吏征收的陋规；（3）来自盐商的捐献，每年有一定基数以及为特定工程的捐助。

在中国，专门指派盐商负责盐的销售，要求商人支付盐课以获得盐引。每道盐引赋予持有者在特定的区域内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

销售盐引的费用有定额并被解送中央政府。然而，销盐常常并不限于法定的数额。销售盐引或是按百分比收费或是通过允许超出定额的额外销售，各省可以积存一笔盐课赢余，用于地方公共开支。

在河东，盐课定额是17100两，超额引盐收入高达104300两。④湖南郴州府每年的盐课定额是1375两，但实际的征收额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在云南和广西，官方参与实际的销盐致使其远远超出户部的定额。雍正即位后不久，关于云南盐政事务的流言四起。

依据给事中赵殿最的说法，云南9个盐井的盐课每年收入168145两。卖到每个府州县的食盐数也有定额。

然而，因为省里掌管着盐井，因此巡抚、总督和盐法道同意额外食盐的生产并增加省里零售店铺的销盐量。

这导致了“私盐”的销售远远超出官盐，而官盐的利润属于中央政府。甚至是官盐还未售完，店主就被迫出售巡抚、总督的"私盐"。

在云南，这有可能发生，因为并不是商入在行销食盐，而是盐法道委派的衙役和书吏。在广西，食盐也由省里大员的代理人所运输和批发。

每包法定销售的食盐，另加18斤。这种额外的食盐被称为平头，售盐所获利润，同云南私盐售卖的收益一样，用于省内开支。

要确定盐政官员和雇佣的衙役需索陋规的本质是困难的。不过，雍正改革后普遍取消了这些陋规。

陋规和上面描述的赢余的一部分用于支付盐政入员的行政开支。伊拉齐奏报，在其两淮盐运使任上，拨发盐规12485两用于官员薪俸，衡役工食银，宴请、犒劳商入和周济遭受水灾和其他灾害的灶丁。

他也拨出3500两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盘费，同时19284两用于衙门主簿、书吏和衙役等的饭银和心红纸张等开支。

山东盐运使衙门接收规礼37000两，也用于同样的开支。除了销盐作为收入的渠道，盐商们自己也向省里的官员呈送名为盐规的陋规。

盐规所呈送的官员以及数目各省并不相同。但毫不夸张地说，从州县到省里几乎每一位官员都受益于盐规。

例如在江西，巡抚衙门每年所得盐规16600两，布政使衙门所得盐规3000两，按察使也是如此。

因盐驿道对盐务负有专责，因此从盐商那里得到盐规节礼共4729两。督粮道、绕九道和南赣道三位道员，以及江西五个府的知府以及同知通判总盐规数是7453两。

除此之外，其余的府州县也得到了一定的盐规。盐商向省内大员呈送的盐规常常数目巨大。湖广的盐规总数为160000两，大部分被解送往两座省城。

浙江巡抚和总督的盐规超过2500两。在云南，总督每年的盐规17000两，巡抚60000两。另外还有6000两直接从省内的两个盐并送达省城。

除呈送固定的陋规外，盐商还常被动员或是自愿进行捐献，以补充公共开支。他们的财富以及所欠政府的特别债务将盐商置于商业性慈善事业的最前沿。

当他们居住的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或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经费时，或是当商人自身成为皇帝特别恩典的受益者时，情况更是如此。

在陕西，皇帝增加该省的盐引数后，盐商每年捐助5000两以资助地方行政开支。当江南每道盐引也增加了相同的销售盐数时，两淮盐商恳请捐助24000两用于建设义仓，由他们所在地区的盐运使负责维护，同时8000 两给巡抚噶尔泰以补偿衙门开支。

数年之后，同样是这些商人还捐助江苏河工，维修堤岸。可以说，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在为非正式经费体系提供收入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甚至是其他形式的陋规在雍正改革时期受到猛烈攻击之际，对于各省的官员来说，没有了盐规，要设法维持其衙门的运转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