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国家强大了，对个人利益到底有什么意义|个人利益|国民|普通人|精英|陈六子

大概可以这么说，国家是为我们保证下限的，国家实力越强，未必每一个人的生活就一定越好，但是我们生活的下限，肯定就会越高。

比如咱们中国这些年不断发展，就消除了绝对贫困，至少实现了“大米饭自由”，而美国则有慈善超市、食物银行，就算是流浪汉，每天混个仨饱俩倒，再捡点旧衣服穿，还是不成问题的。

你说“就这”？

没错。

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可能连这都保证不了。

2021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说，全世界总人口的40%，也就是大约30亿人，还不能得到健康饮食，最新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也指出，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总人数，足有8.28亿。

而就在一百年前，中国连这个下限也保障不了，别说吃饱饭了，就是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就算你不是一般人，是个官太太又如何？照样在景明楼被美国大兵强暴，这个大家都可以搜索，在此就不多说了。

但是反过来说，人生发展的上限，你能不能住海景别墅，换豪车能不能像打麻将换牌一样，能不能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顶尖医疗团队……到这个境界，国家就管不了了，需要个人去奋斗，而且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可能还需要点运气去拼爹。

所以你看在一个国家里，越是底层人民，感受到的国家托底的保护和保障，就越直接、越明显，往往也就越爱国。

很多网络大V总是嘲讽底层民众“无脑红”，其实不是这样，爱国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是感同身受，就像一个大家庭里，越是生活不如意的子女，就越需要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帮衬，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对这个大家庭，也应当越感恩。

讲到这里，并不是说国家对于精英人士就不保障、不关照了，恰恰相反，国家发展越好，普通人实现阶层跃迁，成为精英人士的机会就会越多，精英人士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发展就越省心省力。

电视剧《大染坊》里，藤井遇见陈寿亭，就像是司马懿对上诸葛亮，他就是算计不过陈六子，但他就是能在“帝国”的支持下，把货卖到中国来；陈六子他们就算能翻江倒海，但没有国家撑腰，他们的生意也做不到日本去。

所以藤井才冷冷地劝陈六子说：

国家太弱，个人太强，会吃亏的。

但你再看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国家对于基础设施近乎不计成本的建设，有了村村通公路、通电、通网络，有了通畅的交通物流，那“杰克马”的电商生意，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吗？

国家花这么多钱支撑公办基础教育，补贴公办高等教育，毕业了海量的工程师和程序员，大部分都留在国内了，又有多少人，在给鹅厂做“码农”，为“小马哥”创造价值呢？

所以仔细扒一扒，其实精英人士享受到的国家发展红利，比底层民众只多不少，在某些领域，甚至是指数级的差距，只是比较隐蔽，“润物细无声”罢了。

但精英人士相对底层民众来说，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也就是，爱国只是他们的选项之一。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顶级精英，都是可以随便迁移，“润”到其他国家去的，而且无论去到哪里，也都非常受欢迎。至于底层人士，哪都去不了，只能呆在本国，或者说，就像凤姐那样，拼尽全力“润”出去了，继续在国外做底层。

所以顶级精英可以不爱国，因为他们有充足的选择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咱们总爱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实，国家的基本盘正是平民大众，是咱们这些“匹夫”们。

即使在王权时代，帝王和那些顶级精英阶层（贵族、豪商、大地主等等）并不是一条心，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皇权也要团结基本盘，也就是普通国民，和精英集团作斗争。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号称是“人民的国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称为是俄国人民的“小爸爸”；崇祯皇帝抽干了大明北方农民的血，最后身死国灭，死前恨恨地说，文臣皆可杀……其实道理都在于此。

那你说，国家应该如何对待精英和平民呢？

国家发展的模式，一直以来就有两种倾向。

打个比方说吧，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班主任——

前一种班主任，宁可把进度讲得慢一点儿，难度低一点，照顾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尽量别有掉队的；

后一种班主任，会尽可能照顾那些尖子生，把教学进度提起来，多讲一些难题，保证尖子生们能“吃饱”。

你说这两种班级哪种更好？

其实不好说。

你讲的太快太难，满足了尖子生，但后进生等于就被放弃了；讲得太慢太浅，保证全班没有掉队的，又会拖累头部的尖子生。

你愿意去哪个班？

全在于，你是哪一类生源了——

如果你是普通同学或者学习有困难，一定喜欢前一种班主任，甚至还盼着班主任，能搞点“一帮一、一对红”之类的活动，给咱对口帮扶一下；

但如果你自学能力比较强，是那种学习尖子生，在前一个班主任那里，肯定会被人“拖后腿”，你当然就喜欢后一种班主任，能帮自己把潜力发挥到最高，肯定也就巴不得，从前一个班里“润”出去，调到后一个班级去。

对于学校整体发展来说，也可能是后一种班级，名声更好听一点，因为考取“名校”的比例更高，尖子生更出众，因此而得到的各种资源也会更多，而前一种班级，则对普通生源更友好，更“普惠”。

当然了，这么说有点走极端了，一般的学校和班主任，应该都会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把握平衡，可能有的略微倾向平等，对普通学生照顾多一点；有的略微倾向效率，对尖子生更青睐一点。

放到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针对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侧重的倾向也会有所不同，像咱们国家也曾经有过一段历史时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调整为“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

还有一个生活体会就是，无论班主任采取哪一种倾向，只要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好，那么即使是差生，下限也不会太低，可能比落后学校里的中等生，考分还要高，这就是咱们前边说的，国家越好，保障咱们普通民众的生活下限，自然就越高。

再进一步说，毕业多年后的同学，你会发现，往往是当年的那些“差生”和普通同学，对班主任老师的感情更深、情谊更浓，因为他们当年更需要老师的关注和帮助，也因为这些关注和帮助，收获了更多的进步；而那些“尖子生”，往往因为自学能力更强——相对来说哈——不太依靠老师方面的关注和帮助，可能感恩之心就会更淡一些，情谊就没那么浓烈。

当然咱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尖子生就不感师恩，精英他就不爱国，因为还是前边那个理，平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更容易相同步，更容易“感念师恩”，精英则拥有更多选择权，可以选择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最佳的契合点。

比如抗战时期，你看商业阶层中——

凡是当了汉奸、卖国贼的，几乎都是原来的买办和“二鬼子”，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绑定非常松散，甚至根本就没关联；而几乎所有的爱国商人，他们的出身，都是实业资本家，像是刘鸿生、章荣初、方液仙、吴蕴初、卢作孚、项松茂……莫不如此。

他们不是不可以“润”出去，安然做“富家翁”，但是他们的产业、市场、人脉、品牌、渠道等等都在中国，他们的事业和国家兴亡紧密相关，就像《大染坊》里的陈六子一样，如果中国是一个像（当时的）日本一样的强国，他们的生意就能做到全世界去，他们的努力就能事半功倍，就能光明正大的和外国资本PK，不用担心被“藤井”他们，以不正当手段倾销、侵占、绞杀……

所以痛定思痛，他们能不爱国吗？

而历史的教训就在于，无论咱们是哪一类学生，尖子生还是“差生”，总之覆巢之下无完卵，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评论区曾经有人留言说，孙权不该为了一家一姓的私利，和曹操打什么赤壁之战，如果投降了，顶多自己家人受点委屈，东吴民众的生活会更好。

生活会更好吗？

一战之后德国战败，丧师割地就不说了，仅仅从产业发展上说，就失去了75%的铁矿、38%的钢产量、26%的煤炭产量以及100%的海外殖民地，总赔偿款2690亿金马克，战后货币贬值几十亿倍，最高峰时，美元兑马克的汇率是无厘头的1:42亿，德国民众的财富被协约国集团无差别收割。一个美国大兵只要掏出几十美元，就能在当地收购一所豪宅，或者一个美丽的德国姑娘。

二战之后德国战败，国民境况就更惨了，更多的国土被割占，1200多万人因此被驱离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多少人在逃亡中被杀伤，多少姑娘被强暴，数字就不说了，大家自己搜索吧。圈禁了几百万德军战俘的“莱茵大营”，据亲历者估计，死亡率甚至可能高达15%，罹难人数总共有多少？至今也没有确切统计数字，这段历史也因为种种原因，被各个当事国“选择性遗忘”。

“冷战”实质上是苏联战败，网上有人说，俄罗斯人比在苏联时期生活的好多了。

我不明白，什么是“好多了”？

是国民自豪感更高了，还是人均寿命更长了，还是卢布的购买力更强、民众更有钱了？

如果都是相反数，怎么就叫“好多了”呢？

就凭二战老兵要变卖勋章维持生活，就算是“好多了”吗？

最后说一下我的感想，也算是结论吧——

在任何一个国家，精英会更渴望自由；

而爱国，则是穷人最后的尊严。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我们的认知有限、信息更有限、资本更更有限，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和保护，而是放开完全自由竞争的话，你怎么那么自信，能实现阶层跨越，跑得赢那些顶层精英呢？尤其是那些早已放荡数百年，在每一个国家的上空翱翔觅食，寻机而下的顶级跨国精英们？

无论我们“润”到哪个国家，普通民众和顶层精英的这些差距，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会拉大不会缩小。

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嗅觉敏锐的政客和投机者在自由市场上，囤积物资、投机倒把；普通巴黎市民却饥寒交迫在面包店前排队，仍旧一无所获，于是他们高呼“自由啊自由，人民不需要自由！”冲进国会推翻了吉伦特派，迎来了雅各宾专政。

最终，他们把一位有能力打压精英豪强、终结乱世的铁腕人物：拿破仑，推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