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信阳、武汉及其外围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我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关键时刻。

豫南山区纵横二百里：平汉铁路贯穿南北；大别山和洞柏山绵亘东西；中心是桐山脉末段的最高峰四望山，海拔九百多米；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豫中平原；南面有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高山平原之间，南北都夹着一段丘陵地带。历代兵家南征北伐,都以占据这一带为取胜的基点。当时，日本侵略军占据这一带可以西进南阳、北取郑州、南保武汉。国民党的军队退守大别、桐柏两大山脉的腹地，也必须控制这一段作为东西联络的枢纽。我党我军控制这一带，不仅有利于包围信阳及其附近的敌据点，而且可以保持中原战略支点——竹沟与鄂东、鄂中的联系；从长远的观点看，它是进取武汉和发展河南的前进基地。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决定着我们争夺它的必要性。

信阳市浉河区四望山革命旧址

日本帝国主义在信阳及铁路沿线和外围据点有重兵把守。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不敢在信阳外围活动，但是在其卵翼下的地方顾固势力、惯匪头目和国民党流散军官已纷纷拉起队伍，自封“司令”，危害人民。仅在铁路西大庙畈、仙石畈、四望山一带即有以国民党散兵为主体的崔仁辅部和一贯反共的余镜清部等大大小小十多股。他们的力量小股成百，大股上千，总数竟达五千人。敌顽夹击的环境，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艰巨性。好在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都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过斗争；“七七”事变后，党领导的豫南民运办事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等进步的救亡团体，曾到山区作过抗日宣传，这些团体中的党组织还在地方发展过党员，播下了革命火种。

更有利的是，信阳沦陷之前党已在这一带掌握了几支武装，它们是：中共尖山区委组织的自卫队；通过统战工作建立的信阳县政府常备队和泌阳抗敌自卫队；通过秘密党的兵运工作建立的“七七工作团”，通过地方党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谭家河“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大队”。

此外，当地还有些进步的知识青年，自发地搞了些抗日保家的武装，也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环抱竹沟的群山，流过城南的沙河在阳光下泛起粼粼细浪。河对岸·一条马车道沿着山脚伸向无尽的远方。我们这支小部队顺着这条明晃晃的大道出发了。经过两天的急行军，到达信阳北部的邢集、北王岗一带，与党掌握的信阳县政府常备队会合了。中共豫南特委根据河南省委的指示，决定首先汇集缘南地方党所掌握的各路武装，统一一编制，统一指挥，形成一个拳头，并确定以四望山为中心开辟一块抗日根据地。

这支队伍，定名为“信阳挺进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信阳县政府，暂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当时党所能掌握的武装，数原信阳县政府常备队的实力最强，有二百来人，一百多条枪，本来只两个中队，后来很快扩大为三个中队。党之所以能够掌握它，全凭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的关系。

李德纯(1898年-1977年)后改名朱毅，新中国兵器工业奠基人之一

李德纯是国民党中的爱国进步人士，早在信阳沦陷之前，党就派文敏生、余英等同志去到他那里工作。他当时认识到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因而真诚地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信阳沦陷前夕，国民党的河南省政府令他将部队编给五战区，他拒不服从，并说：“我i是信阳县长，不能丢父老兄弟让敌人蹂躏，我坚决要留在县境坚持抗战，誓与民众共存亡！”于是，他把常备队的大部和一部分警察带到靠近我竹沟地区的北王岗一带，邀请我党派干部去协助他继续掌握军政大权。为了利用这个县政府的合法名义，更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上层人物与我们合作抗日，我们把这支武装全纳入信阳县政府的节制，并由李德纯兼任司令员。对部队的内部建设则又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制度办事，普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设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等政治工作体系；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副司令员、参谋长、参谋、教官、大队长、中队长等职务绝大多数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样就保持了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我党在信南的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能在信南建立较巩固的根据地，李德纯先生是有功劳的。

挺进队的建军方案确定以后，附近的各路部队先后来到邢集参加整编。其中有信阳县常备队，朱大鹏同志带着的“七七工作团”的部分同志，孙石带领的泌阳自卫队。此外，河南省委领导的救亡团体“战教团”的四十多名男、女知识青年，在著名教授范文澜的率领下也由南阳来到邢集。他（她）们的到来大大充实了干部队伍。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

十一月中旬，挺进队在邢集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由危拱之同志主持，朱大鹏同志宣布了部队建制和干部配备：李德纯兼司令员以外，朱大鹏同志任副司令员，危拱之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鑫谋长。由于部队未到齐，开始只编为三个中队，番号是第一、四、七中队，连司令部、政治部在内，一共三百多人。

挺进队成立不久即向四望山挺进。我们一路走，一路展开抗日宣传活动。部队每到一处，都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宿营帮群众劳动；出发前上门板捆稻草；危拱之同志亲自带着服务队换家挨户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拽集群众对部队的意见。这一带的老百姓多年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我们离开 宿营地时，他们往往自动聚集在村头路口欢送我们。

部队来到四望山北麓的集镇黄龙寺，信南谭家河地方党支部组织的信南人民抗日自卫队一百七十多人也奉命赶来与我们会师，编入挺进队。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是张裕生、周映渠和任子衡等同志。

到黄龙寺不久，已届隆冬季节。我们决定在这里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创建根据地。

谭家河自卫队的到来，使挺进队人数猛增到五百多人，武器计有长枪二百余条、手枪五十支、轻机枪四挺、掷弹简两个。部队中的党员也增加到三十多人。人多了，枪多了，我们将部队编成两个大队，七个中队。

当时，部队的生活很苦，数九寒天没有棉衣、棉被，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跟战士一起滚稻草窝；跟战士一样打赤脚穿草鞋。有时搞来点被服，总是先让给最困难的战士。部队的伙食费每人每天除斤半大米外，只发三分钱菜金。有好几次三分钱的菜金都发不下去了，许多党员同志便把个人仅有的钱交给军需处，维持部队的生活。由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在黄龙寺的整训中，党在部队中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在各中队建立了党支部。这时，我们公开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信阳挺进队是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同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样的革命队伍。”这么一讲，战士们的情绪更高啦。于是，附近的老百姓也流传说：“八路军到四望山来了！”“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信阳挺进队的出现，象一缕曙光从四月山升起，照红了豫鄂边陲的千山万壑。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信阳挺进队在豫南山区站稳了脚，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

日本侵略军经常在这里集结重兵。他们为巩固信阳这个战略据点，占领信阳不久，便将魔爪伸向信阳外围、铁路两侧大小集镇，在西双河、杨柳河、柳林镇，直到谭家河，都建立了据点。在据点与据点之间，还修起了公路，企图把我活动的地区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加以消灭。国民党的土杂游击队，仍然在我们身边捣乱，不断制造摩擦。敌顽夹击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挺进队还能不能发展？豫南这块根据地能不能巩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的三位领导人陈少敏、郑位三、李先念（从左至右）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奉党中央之命南下的李先念同志，从竹沟来到四望山，向我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既要统一，又要独立自主”的方针。

此后，我们便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对于周围的土杂武装，我们根据他们不同情况，或者采取大胆联合，或者采取坚持斗争的办法，把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地予以搬掉。

到一九三九年的三月，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渡过了寒冬。我们的基干队红（一支队）已扩大到十四个连，共一千二百多人。

豫南山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震慑了敌人，吓坏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年的三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竞下令免去李德纯的县长职务，委派反共老手马咸扬来接替，并勘令李德纯交出军队，交出县印。李德纯先生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他不但不交军队，而且把县印也交给了我们。他认为有了印就有权，有了军队就有力量。李鹤纯先生这一系列的爱国行动，为我党在豫南山区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提供了其有利的条件。但国民党却视他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面后快。这时，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河南省委决定送他到新四军军部去工作。

李德纯被国民党免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民党顾固派要对我们下毒手了，公开摩擦即将到来。马咸扬慑于我党在信南的力量，不敢到信南来，而带着一二百人在北王岗另立县政府，与我分庭抗礼。同时明里暗里加紧勾结崔仁辅、余镜清，利用这两个家伙首先发难。崔、余两部变本加厉同我捣乱，他们把部队拉到仙石畈、祖师恼一线，卡住我们通往铁路东、南下湖北的交通孔道，与马咸扬互相配合，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他们在我根据地内大肆抓丁派款，捆绑吊打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在其部队内部散布流言蜚语，仇视我一支队，甚至公然扣押我通讯员。

我挺进队司令部召开会议，他们拒不参加。有次，崔仁辅勉强来了，还带着三十名卫队，向我们示威。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丧失警惕，不仅我们党辛辛苦苦在信南山区点燃的抗日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而且竹沟与鄂东、鄂中的联系亦将被截断，其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不得不奋起自卫。我们首先决定以武力解决崔仁辅。崔的部队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打响，缴枪的缴枪，投降的投降，大小官员作鸟兽散。崔仁辅自己带了不足百人的残余部队，一口气跑出百十里，到潮北应山种家店一带躲藏，不敢来四望山了。这一仗我们俘获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军马二十余匹。另外还捉了几个官太太，崔仁辅的老婆也在里面。对俘房完全按党的政策办事，愿抗日的欢迎留下，愿回家的一律欢送，至于家属则全部释放。

原来我们以为打了崔仁辅，余镜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不料事与愿违，他公开声称要独立，不再受挺进队的编，并暗中向国民党五战区打报告，诬我“游丽不击”。更不能容忍的是暗中派一中队长投降日寇充当汉奸，以便他与日伪军勾结共同来打我们。对这个与民族为敌的反革命两面派，别无选择，也只好干掉他。

五月初，根据地的农民在挺进队的武装保护下，投入了春耕大忙季节。战士们帮助仙石畈的乡亲插完了秧。我一支队两个大队，经过余镜清的司令部门前，浩浩荡荡向东开去，摆出要到铁路东去的架式。余镜清暗自高兴，以为我们一走，他可以在四望山地区称王称霸了，没想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走出三十余里的杨柳河宿营后，即派任子衡同志到余部去找一个名叫秦景堂的连长。这个人，自从受编以来，一直表现良好，对余镜清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经常与我们暗中联系。我们对他作了不少工作，他表示要同挺进队真诚合作。任子衡同志这一天去找他密，要他协助我们讨伐余镜清。秦景堂满口答应，并把余部夜间用的联络口令告诉了我们，约定抒响以后立即带着他这个连作为内应。谈妥，任子衡同志一路小跑，回来作了汇报。我们决定当晚杀他个回马枪，搬掉这最后一块绊脚石。

漆黑的夜晚，又下着飘泼大雨。战士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向余镜清部盘踞的祖师恼进发。这是白天才走过的一条老路，不用路标战上们也不会走岔路，只因天气不好，影响行军速度，天黑出发，拂晓才打响。我一大队首先占领祖师恼东面的两个山头。特务连由指导员孔化同志带着插进祖师恼山脚下的村子里，直捣余镜清的司令部。另外两个迷占领西面山头，原计划先情蝉其司令部，再来个中心开花，一举歼灭。但因我西翼部队过早暴露，老奸巨滑的余镜清带着一个连登上祖师垴，据检固守。打倒响午；“祖师垴还未攻下来。我因无重武器掩护，不宜强攻，遂撒出战斗。这一仗虽未完成预定计划，却也把余部搞垮了。秦景堂那个连，遵约倒戈，余部大部逃散，余镜清只带残部百把人，落荒而逃。

至此，豫南人民抗日征途中的绊脚石被我扫除，为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信阳朱堂店

大悟山铁寨

朱堂店战斗后，我们在这一带驻了个把月筹足了粮款，即挥戈南下到湖北礼山的大悟山地区与兄弟部队并肩战斗。

大悟山

由四望山创建的信阳挺进队发展起来的第二团队，皖南事变后又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成为五师主力团之一，英勇顽强地转战在豫鄂边区。

《红色四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