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地理解近代革命是如何在中国发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进行革命之前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共识：学习西方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对抗西方；

但同时，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比如怎样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多少，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由于分歧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以改良为主要诉求的维新派、以革命为主要目标的共和派，都至少可分为温和和激进两种主要的类型。

温和的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

激进的维新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依靠新民教育求长远的国民素质改善；

温和的革命派以章炳麟为代表，他们支持革命或为痛恨清廷或为痛恨洋人，但远离一切以暴力为诉求的活动；

而激进革命派则主张以武装暴力的方式推翻满清统治，以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当然这种划分方法，只为理解上的方便，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些。

在革命者这里，情况尤其复杂。这可从兴中会的成员构成和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起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来认识。

首先，兴中会的骨干是孙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又在香港及广州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学和西方的思想，掌握得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如果不是勇气和持之以恒地以反清作为自己的目标，很难说他们可以凭借思想的力量吸引人们跟随。

其次，兴中会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组织，人数以几百人为限，成员几乎都是广州地区的人，且三分之二成员的生活和活动是在中国本土以外。

其成员主要是三部分人：年轻的中国基督徒、秘密会社成员、读过一些书的中下层知识分子。

第一批加入兴中会的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年轻的基督教徒，这些以成为基督徒为反叛标志的年轻人大多又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主要借助的是亲戚、同乡和同学关系。

兴中会与秘密会社的关系也是松散的，更多地是由于孙文早期（1886年）曾经参加或串联过具有强烈反清情绪的哥老会，因此在秘密会社中容易引起一些信任，而策划1895年的第一次起义时，广州周边地区的哥老会和三合会秘密组织，曾给予孙文等人以极大的支持，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

但由于这些秘密会社成员大多数是失去了生计的平民、流浪的劳工、被遣散的士兵乡勇及丧失生计的人，也包括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等中国社会的“边缘人”，而少数绅商和家境殷实的体面人，也有因反清意识强烈或企图利用秘密会社而参加秘密会社的。由

于社会地位关系，绅商往往成为秘密会社的领袖，因此，秘密会社的反清思想，本身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而且参加革命者策划的起义，也仅仅是他们经常想做的事情之一。

这些秘密会社的领袖后来大多加入了兴中会，孙文1896年在美国短暂停留期间，还曾经在哥老会中倡导革命，并将哥老会抬高为“民族老革命党”①。

第三，起义失败后，孙文先到日本，在横滨建立了一个极小的兴中会分会，便只身前往檀香山、美国和欧洲寻求在海外发动革命。

而1896在伦敦发生的孙文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监禁20多天事件，则将孙文变成了一个闻名西方、日本和国内的革命者。

“中国年轻革命者”的名声，不仅帮助孙文在加拿大华侨中成功募款，也使他（1897年再次到日本）很快得到日本一批扩张主义冒险家的支持，并使孙文的革命，在日本的政治家中有了“盟友”。

这些盟友与孙文之间的暧昧关系一直未能得到厘清，以至于使孙文事业的复杂性更加混沌不清。

【本文完】

注释

①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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