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拖了很久， 现在来还债。

如果我说元朝的赋税是历代王朝中比较轻的， 大家会不会骂我？

元朝的税收比较复杂， 南北地区不一样， 不同民族也不一样， 农业和商业侧重点也不一样。

原因也很简单。

南北不同的原因在于，北方在1234年金国灭亡以前基本就纳入蒙古统治者的治下，针对北方汉地的赋税在1234年以后就制定下去推广， 而南方要在1276年以后才开始普及， 所以对于南方汉地的税收更带有因循宋制的特点。

第二个原因源自于蒙古人的种族歧视， 当然现代意义的种族歧视主要是将民族分为优劣等级， 而蒙古统治者大概不会想这么远， 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调和内部矛盾。

简单来说就是蒙古内部保守派（主要是宗室亲王）比较反感全盘汉化， 对汉文化比较排斥 ，比如当初忽必烈在北方汉地搞以汉法治汉地， 由于跟汉人走的太近， 遭到蒙古大汗蒙哥的猜忌， 差点就被解除军职。忽必烈后来还是在汉人官僚的建议， 主动去找蒙哥做思想工作， 兄弟啦在大帐中彻夜长谈， 最后得到蒙哥大汗的谅解。

但蒙古贵族对汉化的抵制一刻就没停过，整个元朝的政变史说白了就是野心家利用保守派对汉制的抵制搞出来的。

为啥这么抵制汉人，其实六百多年以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总司令瓦德西的一句话非常中肯：

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任何国家“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同样的，面对人数和文化占优势的庞大的汉人群体， 蒙古人非常担心自己向历代少数民族那样一头扎进文化同化的定律无法自拔。

这种排斥在赋税上的体现，就是蒙古人最轻， 色目人（金人、辽人、吐蕃人以及迁入中原的中亚各少数民族）其次， 汉人最重。

农业和商业的不同，来自于元朝的商税相比较前朝比较轻， 有记载的一次是三十税一，堪比西汉地租税。

第一因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 过日子全靠放牧，所以对农业不咋上心，不仅如此， 甚至在元朝前期， 一部分良田直接被改为牧场供蒙古人放牧。

第二点很少有人想到， 游牧民族往往是比较喜欢搞商贸的， 因为他们生产力比较落后， 啥玩意都喜欢买买买，比如导致成吉思汗亲自带队的蒙古第一次西征， 导火索就是花剌子模国杀掉了成吉思汗派出来的通商团队。

嗯， 此战让蒙古人发现他们的西方邻居远比东方更加脆弱， 于是胃口大开， 从此打开了西进的潘多拉魔盒。

咱们言归正传。

元朝的税收种类比较复杂， 但我们只需要抓住核心一点就能搞明白。

古代赋税制度无非两种， 一个是农业税，地租嘛， 第二个就是人头税， 按人头或者按户头征收， 第三个是徭役，也就是西汉的更赋、唐朝的调。

元朝的赋税也是跟着差不多， 无非叫法不一样。

地税就是地税，也叫税粮，元朝的地税相对而言比较轻，大体维持在三十税一的比例，甚至优于南宋， 但问题不在于这里， 我们后边统一讲。

人头税和徭役在元朝被合并成科差，叫法比较陌生， 但不影响咱们理解， 科差里边又被细分成丝料、包银、俸钞。

丝料其实就是用来供养蒙古亲王的， 每户每年出丝料一斤六两四钱（按一斤十六两计算）﹐称为二五户丝。南宋灭亡以前北方汉地被划分成诸位蒙古勤王的封地， 所以这一项主要在北方征收，丝料原本直接交给封地亲王， 后来发现这么搞下去朝廷根本控制不了赋税， 于是忽必烈即位以后， 丝料统一上缴朝廷， 再由朝廷分发给诸王。

包银的叫法也很诡异， 搞不清里边包含哪些内容， 但就是把过去混乱的一些赋税揉在一起， 统一征收银两， 但这个银两不是真的银子， 而是纸钞。

当时发行的中统纸钞二两兑换白银一两，这是纸币跟白银的兑换比例。包银的征收范围有限， 大多数是在北方， 以及南方的商人和回回人， 曾经在江南地区也流行过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废除了， 江南地区的包银征收到1322年被废除。

原因比较诡异， 因为南方的忠宋思想比较严重，减免税收方便笼络南方百姓。差不多可以理解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抗意识比较强烈， 所以反而得到的优惠比北方汉地还要多。

俸钞，说白了就是给官员发工资， 元朝建立以前， 地方官员没有俸禄，全靠自己凭本事搜刮， 忽必烈即位以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 从百姓的俸禄里直接划出一部分交给地方官员当工资。跟前朝区别就是不用统一上缴国库。

过去我们经常认为元朝的科差已经囊括了所有的人头税和差役（徭役），好像你交了科差以后， 就不用再服徭役。

而实际上 徭役和科差是并行的。就是说你交了科差以后，如果王朝里边有啥工程需要人力， 你还得去服力役，比如修黄河。

这一点比较关键， 因为后边导致元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徭役这一点。

现在大家去网上一搜元朝的赋税， 出来的资料大部分都是讲元朝的赋税是非常轻的， 甚至比汉人政权唐宋还要低，这个说法是有史料支持的。

比如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

《元史卷五十八》：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明末史学家谈迁云：“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甚至连朱元璋都认为元朝的灭亡是因为太过宽容而失去天下。

《皇明宝训》：“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已经21岁， 属于正儿八经在元朝治下长大的人， 而且17岁的时候还出去乞讨流浪了三年， 他的话应该最说服力。

所以不管我们对元朝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有太多不满， 赋税比较轻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一个客观事实。

而且元朝面积比较辽阔，过去经常成为外患的北方草原和西域以及吐蕃都内纳入治下，根本就没有啥外患压力， 也就不存在汉唐那样的对外战争。

明朝人李开先则在《西野春游词序》云：“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所以讲元朝赋税比较轻，非常合理。

但元朝赋税的漏洞并不在于这里。

第一个问题， 是赋税的征收方式。包税制并不是元朝的首创， 其实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特别是宋朝， 商品经济促进一部分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的资本越来越多， 于是就有了包税制度。

跟今天的企业竞标承包某工程非常类似。

不同的是， 古代他们竞标的是收税这个工作。

比如某地计划今年摊牌的某项赋税是一万两白银，官府将这个指标打包承包出去，商人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后承包，然后商人再去向这个地区去征税。

竞标过程往往会遇到竞争对手来竞标， 甚至有人把承包价太高到超过一万两， 价高者得。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 商人用一万一千两白银承包下来，往往要去找该地百姓征收到更多的赋税， 中间的差额就是商人的利润。

连赋税都有中间商赚差价了。

元朝的保税项目之繁多， 远远超过了宋朝， 有包天下河泊、桥梁、渡口之税的，有包酒税的，甚至还有人想以一百万白银包下整个天下盐税的。

穷疯了！

元朝将这一项制度推广到全国，好处就是简化了征税手续， 降低了成本， 搞不好还能多收点钱， 但缺点就是无形中增加了底层百姓的赋税。

而且按照这个制度， 朝廷实际上能征到的赋税非常有限， 反而不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这个影响直接导致元朝政府手里经常缺钱。

于是这个问题就间接导致第二个问题的加重。

第二个问题， 是科差大部分都是以纸钞的形式征收， 纸钞不同于铜钱和白银， 后者属于硬通货， 走哪都能用， 纸钞的购买力取决于它和白银以及铜钱的兑换比例。

元朝对商品交换依赖比较重， 通过交换才能保证汉人的商品充分流入北方蒙古腹地， 加上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比较轻， 所以提倡商业发展。为了适应商业的发展，元朝制定了纸币的完全流通制度在全国禁用金钱交易，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王朝里第一个以纸币为流通货币的朝代。

实际上，元朝统治者通过发行纸钞，兑换民间 的金银，将大量硬通货输入朝廷以供挥霍。

所以实际上元朝纸钞的贬值在忽必烈还没去世的时候就开始了，1276年到 1280年， 纸钞贬值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到1287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

更绝的是， 元朝虽然强大， 但前期的对外战争并不少， 忽必烈自以为蒙古人天下无敌， 先后在1274年、1281年、1284年、1287年、1292年反复对日本、越南、爪哇发动征服战争，结果都是惨败而归。

这些战争不仅耗费大量钱财， 也对“赋税较轻”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生存压力。

大家有没有发现， 纸钞的疯狂贬值在元朝刚建立的前期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可谓一出世即通胀。

后来的元朝统治者三次发布三次新纸钞（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想要改变纸钞贬值的速度， 但是丝毫没有卵用， 发完新钞继续疯狂增发。

朝廷手里一没钱花了就疯狂的印钞，这个手段比增加赋税也更爽更刺激， 毕竟增税的痛楚是立竿见影的， 但是增发纸钞的痛却是滞后而且是不知不觉的。

所以说赋税压根就不是朝廷财政的唯一来源， 毕竟元朝政府可以直接印钞票。

到1350年元惠宗时期，新发行的的至正钞相比当年的2∶1的汇率已经贬值了60多倍。老百姓手里的财富疯狂贬值， 甚至连同商人也一同破产。

当时流传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若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1350年是个关键的年份， 因为第二年， 席卷北方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元朝的崩溃开始了。所以，划重点， 通行全国的纸钞疯狂贬值， 是元朝崩溃的一个很主要原因。

最后再补充一个知识点。

我们前边讨论的徭役比较轻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抛开忽必烈在位期间对日本和越南、爪哇的战争带来的徭役压力不谈，后边的元朝工程量非常庞大， 因为大家都是刚从蒙古草原溜达过来的， 想要过好日子就要不停的压榨百姓， 一边压榨还要一边防着官逼民反。

修桥修路修黄河，盖房盖 府盖宫殿。

加上元朝后期， 河南旱涝灾害频发， 黄河频繁改道， 北方百姓手里的活更是没完没了。

也是因为上边这个原因，导致元末农民起义首先在北方爆发， 但最终却依靠相对富庶的江南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另外，朱元璋说的没有错，但也不全对。

元朝以宽治天下， 根源在于受到内部掣肘， 不能完全以中央集权的汉法治天下。从而导致各级统治者有充分的自主权， 所以官方赋税虽然轻，但架不住下边的官僚巧立名目。

所谓的宽是对各级官吏的宽， 而对官吏的宽落到百姓身上就是重。

在加上在赋税之外的四等人制度，汉人在生活各个方面备受歧视和压迫，自始至终也不能像清朝百姓那样对朝廷形成忠君认同。

所以等到1351年， 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也就非常的合情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