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参谋测绘业务的奠基人——叶剑英元帅关心军事测绘的史事

叶剑英元帅（来自互联网）

人民军队参谋测绘业务的奠基人

——叶剑英元帅关心军事测绘的史事

作者：老村长

2021年4月22日于北京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广东梅县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后曾入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参与黄埔军校创建和领导广州起义。曾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叶剑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人民军队的创立与建设、人民战争的运筹与指挥，以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加强参谋测绘业务工作的重要性，不仅明令要求设立红军总司令部测绘机构，还对参谋测绘业务建设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指示，提出了参谋业务的“六会”要求，是人民军队参谋测绘业务的奠基人。值叶剑英元帅诞辰123周年之际，撰此文回顾他关心军事测绘的史事，以作纪念。

决定成立红军总司令部地图科

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测绘人员，地图资料主要靠搜集和缴获，所用地形略图、宿营图、路线图等大多由指挥员亲自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战争形势的发展，急需加强红军部队的测绘保障工作。在叶剑英的明令要求下，1933年5月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设立地图科。这是人民军队最初的测绘机构。

1925年出任梅县县长时的叶剑英（中间者，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30年初秋，叶剑英从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回国后，来到了上海，和刘伯承等人一起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例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由中央军委送往各苏区，供红军作战、训练参照执行。1931年4月，叶剑英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西中央苏区，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当时，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4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左权、林彪等13人组成的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任务包括详细调查红军连年转战各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居民状况及与军事有关的各种材料等4项。叶剑英领导该委员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及各地区地理资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著作，并不定期出版发行杂志等工作。由此，红军的兵要地理调查工作，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随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又称总参谋长）。担任总参谋长后，叶剑英一方面协助朱德等红军领导指挥作战，一方面以大量精力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创建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编制体制和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很不完善，机关与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与有关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对原有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司令部工作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同时，行动路线图、地形略图和军事要图的绘制等测绘保障工作，成为司令部业务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故，叶剑英被称为红军参谋（测绘）事业的奠基人。

1933年11月，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与周恩来（右3）在福建建宁合影（左1为叶剑英，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部队行军作战主要靠向导，一些参谋人员不重视地图的搜集与利用，有的见到缴获的地图后，看不懂，随便就丢了。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作战的日益频繁，对地图保障的需求迅速增加，急需改变这种情况。

1933年5月，军委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受命组建红军总司令部机关时，决定在作战局（第1局）设立地图科（第3科），编科长1名、测绘参谋及测绘员6名，负责收集、保管、分发地图，调查兵要地志，测制地形略图，标绘作战要图等。叶剑英认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运筹战争时，都很重视地形条件，以选择有利阵地，克敌制胜。三年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事实证明，依靠地图与实地测绘勘察，选择能隐蔽自己的地物地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要了解地形情况，必须测绘地图和管好地图，建立测绘部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红军专业测绘人员缺乏，成立时只有两名测绘员，科长暂时空缺。直到1934年12月，刘伯承重任总参谋长（1934年10月因抵制“左”倾军事错误被降任为红5军团参谋长）后，才选调红军学校测绘训练队队长赖光勋任科长，选调人员补齐地图科人员缺额，同时成立了20余人的测绘队，赖光勋兼任队长。

随着培训测绘人员的增多，继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地图科成立后，大多红军部队设立了测绘机构或编配了测绘员，初步建立起人民军队的测绘队伍，加强了红军行军作战的测绘保障工作。

1935年前后的叶剑英（来自互联网）

机智带甘肃地图随中央北上

由于“左”倾军事错误的推行，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于1934年10月10日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消灭松潘地区胡宗南之敌。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委员，以加强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赞同中央的战略方针，但会后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要求改组中革军委。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又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1935年7月22日，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绘制的《松潘战役我军拟定集中地点及时期标记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周立范等十余名作战、机要和测绘干部，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失去了攻占松潘的机会。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同日，红军总司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发展之势。计划规定：中央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中央红军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编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再次强调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意义，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20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地区；至月底，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31日，右路军攻占包座，歼敌5000余人，并缴获了一套1︰10万甘肃地图和一些零散的地图，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叶剑英军事文选》中关于带出甘肃地图的描述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以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今舟曲）、岷州（今岷县）之间向北打出。然而，张国焘却于9月3日复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求已过草地的红军返回南下，进击松潘之敌；5日，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8日，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9日，张国焘密令前敌总指挥部领导，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别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将电报内容报告了毛泽东。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后，找到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1︰10万甘肃地图。为贯彻既定的作战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晚，叶剑英带着这套甘肃地图，机智离开前敌总指挥部，随中共中央北上。对获取张国焘密电和带走甘肃地图的经过，在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叶剑英军事文选》中有详细的描述。

叶剑英和徐向前在陕北（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9月12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这一决定。会议还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西部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宣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964年12月18日，陈毅将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赞语写在叶的笔记本上（来《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中共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而叶剑英带出来的这一套1︰10万甘肃地图，对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顺利到达陕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件事的经过，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多次谈及。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4年12月18日，陈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赞语，写在叶剑英使用的笔记本上。关于这套甘肃地图的作用，徐向前、吕继熙、赖光勋等在回忆录中，均有具体的描述。

1942年叶剑英在延安（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利用地图向中外记者团介绍敌后抗战形势

1941年2月1日，叶剑英奉命从重庆飞返延安，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从南京、武汉、长沙、南岳、桂林到重庆，叶剑英作为驰骋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战线上的“三骑士”（中外有识之士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为中共的“外交三骑士”）之一，作为周的得力助手，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3年8月，中央军委参谋部作战局测绘科绘制的《晋冀豫军区形势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告全军：“叶剑英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驻延安办公”。叶剑英长期战斗在统战工作的岗位上，熟悉和了解敌、伪、顽、友等各方面情况，加上他本人的军事造诣和谋略才干，到统帅部工作以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以高明干练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参座”闻名于军内外。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预见其发展进程，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是军委参谋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当好参谋，更有效地指挥抗日战争，叶剑英在作战局作战室专门组成了一个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对国内外敌、我、友各方面的形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领导参阅。其中，标绘各种作战要图，是《作战周报》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成为军委作战局测绘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攻势猛烈，很快逼近列宁格勒，苏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这种严重形势面前，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会如何动作？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应如何确定？这是关系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叶剑英在及时组织总参谋部人员进行讨论的同时，指示测绘科编制一幅《苏德战争形势图》，以便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了解苏德战争形势。为此，测绘科科长徐良图，根据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从苏联带回的世界大地图集，将苏德两国有关地区的地图放大，将有关地名译成中文，并将已掌握苏德战况情报（主要是苏联乌拉尔以西地带的战况）标注在图上，绘制成《苏德战争形势图》，印发党政机关，对中共中央制定有关方针政策起到重要作用，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军委领导的赞扬。

1944年中央军委作战局测绘科绘制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军民渡过了极其艰难的时期，开始转入局部反攻，接连取得胜利，消灭和拖住了大量日军，使其不能增援太平洋战场。这一客观事实，引起了美、英统治集团的重视。1944年初，美、英等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要求派记者到延安和其他人解放区延安看一看，做些实地考察。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要求。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穿过国民党军的层层设卡，到达延安。对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极为重视，叶剑英设宴为记者团洗尘，并作长篇报告。采访期间，美国记者斯坦因受罗斯福总统委托，向毛泽东赠送了一幅《世界航空图》。为了表示友好，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向世界展敌后抗日作战形势，毛泽东决定绘制一幅《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回赠罗斯福。叶剑英把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测绘科。

为了加强绘图力量，测绘科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抽调几名绘图技术好的测绘员，一起参加地图绘制工作。在科长徐良图的带领下，全科人员昼夜加班，历时半年绘制成多色《中国解放区形势图》，送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审定后，于1945年1月交由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转送罗斯福总统。该图首次详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华北、鲁北、苏北、中原等解放区以及敌占区、敌人封锁线等情况，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了解敌后抗日形势提供了方便。同年2月，美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将该图改制成英文版，取名为《敌后中国抗战图》，印刷后供美空军执行任务使用，对美军轰炸日军在华战略目标起了重要作用。该图从地图设计到内容表示和表现形式，都非常精细，可谓地图佳作，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给科长徐良图、副科长周秋野各奖励一万元“边币”，周秋野还被评为“军委机关模范工作者”。

1944年7月，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后一个月，在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包瑞德上校率领下，美军观察组分批到达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联络交换军事情报。1944年7月22日下午，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为了方便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测绘科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专门绘制了一幅《中国抗战敌后战场形势图》。8月3日，叶剑英结合该图，向美军观察组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等情况。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参观考察外，叶剑英还派曾毕业于测绘训练班的军委作战局情报处副处长丁甘如等陪同，从8月下旬开始分小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历时4个半月，使美军观察组认识到在中国抗日的中坚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因而深得中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通过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考察组的考察和宣传，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人民的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备感失望的美、英等国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场。

1944年，毛泽东和叶剑英在延安（来自互联网）

称赞测绘人员做着无名英雄的工作

1947年2月，也就是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战斗，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约400天的谈判斗争之后，带领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飞机从北平回到延安。此时，延安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中。3月，国民党军由于无力继续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两个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3月18日，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全部安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后方机关，转移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至4月上旬，从延安撤出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叶剑英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又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1947年叶剑英在作形势报告（来自互联网）

全国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发给八路军一套全国的军用地图，包括南方地区的部分1︰5万和1︰10万地形图。在撤出延安时，这些地图已转移到临县山区的一个窑洞里。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随后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将进军华南，必须做好南方地区的地图准备。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于9月致信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求尽快派人到中央后委去取图，组织力量突击翻印备用。据此，刘伯承便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尽快派人去中央后委领取地图。接到指示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科长张国器决定，派测绘参谋都爱国和通讯员张天保去中央后委领取地图。出发前，制图科整理了部分自己绘制、翻印的地图，一并给中央军委送去。两人自9月底从驻地武安县冶陶镇出发，日夜兼程，于10月中旬到达临县三交镇双塔村。

测绘参谋都爱国（张联群提供）

到中央后委的第一天，叶剑英就亲切接见都爱国。叶剑英得知给军委总部带去地图的情况后，说：“你们带来的地图，正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我马上给毛主席、周副主席送到河西去，另一部分也一定给贺总送去”。接着，都爱国汇报了制图科的工作情况，当说到制图条件很差，使用的药纸、药墨、绘图笔尖等，都要靠城工部的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弄来，而绘图笔杆是用高粱杆做成的，有时绘图笔尖不够用，用蘸水笔尖磨细来代替时，叶剑英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作风，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了不了的困难”。接着，叶剑英又说：“聂荣臻同志要打天津、北平，你们的刘司令、刘政委要拿下南京、武汉，陈毅、粟裕要拿下杭州、上海…到那时候条件就会改变了。但是，还要发扬你们用高粱杆、磨蘸水笔尖的艰苦奋斗作风。条件改善了，也不能忘记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当都爱国说到制图科的口号是：“一心向前方”“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一份时间贡献一份力量”，不仅给前方绘地图，还给前方部队输送优秀测绘人才的情况时，叶剑英夸赞说：“测绘人员做着‘无名英雄’的工作，制图科是一所很实际的培养参谋人才的好学校，值得在各区推广”。临别时，当叶剑英看到都爱国还穿着单衣时，便安排作战局童陆生局长，给都爱国、张天宝每人发一套新的棉大衣。

随后的10多天里，都爱国和张天宝抓紧领取、清点和整理地图，计有包括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1︰5万、1︰10万比例尺地形图1388幅。11月8日，都爱国、张天宝带着叶剑英教诲给予的力量，带着总部首长对前方同志的关心和问候，带着当时全军仅有的一套南方地区地图资料，踏上返回太行山的路途。

11月中旬回到驻地后，都爱国向科长张国器详细汇报了在中央后委取图的情况，当说到叶剑英称赞测绘人员做着“无名英雄”的工作时，张国器说：“真正的无名英雄，是我们敬佩的叶副总参谋长！是他，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身边，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工作，每天把我军、敌军的情况汇总起来，供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制定军事战略决策和定下作战决心；又是他，每时每刻，把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斗号令，准确无误地下达给全军。在全军的参谋人员中，有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能比叶副总参谋长更高，战略眼光更宏远？有谁的知识能比叶副总参谋长更渊博？有谁的工作作风比叶副总参谋长更踏实、更谦虚、更谨慎、更有成效？所以只有他，才真正配得上在参谋工作战线上真正的无名英雄的称号”。

接到这些地图资料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迅速展开制图、翻印作业。在科长张国器的带领下，全科人员牢记叶副总参谋长的嘱托，克服冬季条件制印作业的各种困难，夜以继日工作，于1948年5月完成这批地图的制印任务，并及时送往前线。

1955年11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演习总导演叶剑英利用地图指挥大规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行动（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要求参谋人员会读地图熟记地理

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就要求参谋人员会读地图，熟记兵要地理。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主管过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和军事训练工作期间，把军事地理学列入军事科学研究范围，把识图用图作为参谋人员基本功训练的重要内容，推动军事地理学研究和识图用图训练的深入开展。

人民军队创建初期，就开展了军事地理研究与兵要地志调查工作，毛泽东等军事家极为重视军事地理的研究与运用。我军的军事地理研究保障机构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是在叶剑英的关心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叶剑英常对军事地理保障人员说：“搞兵要地志收集资料固然重要，但还要经过研究得出结论才好，不要形成材料堆砌”，指明了军事地理工作的方向。1946年6月，军委作战部设立了兵要地志组，承担起军委总部的军事地理编撰与保障工作，为军委领导制定军事战略服务。叶剑英认为参谋人员会读地图至关重要，这是了解和掌握战区地理条件的重要途径。1948年初，叶剑英安排军委作战部第一局局长童陆生，率调研组赴晋绥军区调研参谋工作，为筹组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提供依据。2月12日，叶剑英就此作出专门指示，提出参谋人员要读、记和思维，即要会读材料、读地图；要熟记我军各种情况、敌军各种情况和兵要地理情况（地形、物产、交通、河川等），有了敌情、我情和地形，便有了指挥员定下决心的基础；记了以后要思维，不读不记本子上的材料是不起作用的，有了读和记，加上思想就有用了，加上军事思想便成为参谋。

1956年秋，叶剑英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成为新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开拓者。叶剑英认为，军事科学应当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军事科学的骨干。1960年2月，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可划分为：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军队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这一科学阐述，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军军事科学的体系构成，是叶剑英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独特见解，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地理环境是人类战争的场所。离开一定的地理环境，不仅不能筹划战争，而且无法进行战争。叶剑英把军事地理学列入军事科学研究的范围，还要求尽快研究撰写出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军事地理学等军事学术著作，对推动军事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3月15日，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成立大会上讲话（来自互联网）

1959年9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分工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60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这样，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又肩负起了领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的重任。地图是了解和掌握战场地理地形的重要工具，提高军事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识图用图能力至关重要。叶剑英在主持全军训练工作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提高提高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识图用图能力。1963年1月18日，叶剑英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参谋人员“有的不会调制要图，甚至不会用地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参谋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参谋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能熟练地拟制各种作战文书和工作指示、计划，调制各种图表；会使用现代的通信器材和计算工具；会识图用图，熟知作战地区的兵要地志”。

1964年5月28日，叶剑英观看北京军区部队参谋李茂发等三人标图业务表演后，与参谋人员进行了座谈，称赞“今天的参谋标图业表演很好，有白天，有夜间，有各种不同情况，有各种不同姿态（坐着、站着、走着、趴着），还戴了防毒面具，情况决心一宣读完，图也标完了，标得好，标得快，这是过硬的功夫。所谓苦练出专家，这是苦练得来的”，指出“现在的参谋工作，比我军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要求“必须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加强参谋业务基本功的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提出“参谋业务的基本功，除了你们说的要会画、画得好，会写、写得快，会传、传得准以外，还会读、会记、会算”，明确“会读，就是要会判读地图。地形是敌我决定作战行动的基础。参谋人员对到过的地方的地形要记得很熟，对没有到过的地方的地形，凡是和自己部队作战有关地区的战役、战术要地和重要的城镇、乡村，对军事行动有重要意义的山脉、河流、道路、桥梁、港口等等，都要通经常读地图把它们的关系、位置记得很熟。对于地图上的比例尺、标高、坐标、各种地形地物的符号等等，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叶剑英提出并得到推广的全军参谋人员练基本功的“六会”要求，对促进参谋人员的业务训练，特别是提高识图用图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1975年1月17日，叶剑英和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台上（来自互联网）

1971年9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对军事测绘建设特别是战备测绘工作极为重视和关注。仅在1972年1～7月间，叶剑英就在总参测绘局的报告上作过4次批示。当时，测绘部队正在会战青藏高原测图任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7月14日，叶剑英在总参测绘局《关于对青藏高原无图区测图安排的报告》上批示：力争在1975年以前完成，如有困难，可设法解决。批示就是命令。在总参测绘局的统一组织协调下，兰州、成都、新疆军区测绘部队及配合作业的测绘部队，1971～1975年间每年平均出动3600余名测绘官兵，奋战在这块地球上海拔最高、测图最困难的地方，按时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青藏高原测图会战任务，最终消灭了青藏高原地形图空白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基本比例尺地形图陆地国土的覆盖。这是中国测绘史上最宏伟的工程之一。

注：本文参考并引用《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测绘史》第2、第3卷（测绘出版社）和回忆录《我当红军测绘员的经历》（周立范）、《长征巧获地图，红军胜利北上》（吕黎平）、《在叶剑英参谋长的教导下》（刘良）、《我在红军总部一局地图科》（赖光勋）、《抗日战争时期军委总部一局的测绘工作》（徐良图）、《幸福的回忆—记从太行到总部领地图》（都爱国）等文献资料编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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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测绘学术资讯 作者：老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