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说来，何谓“大锅饭”呢？简单的说就是：在社会物资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的一种比喻。

“大锅饭”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时候，随着人民公社的出现，以及当时大跃进的时代大背景下，“大锅饭”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具体的说来，在五六十年代，社会上的“大锅饭”有着这两层含义：

1、企业吃着国家的大锅饭：不管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是好还是坏，工资照发，福利照给；

2、职工吃着企业的大锅饭：不管职工干多干少，干得好还是干得坏，每个人的工资分配都相差无几。

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过头去看，自然是会去嘲笑当年那个时代，为何会实行这么愚蠢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呢？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几千年来都是奉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农民的比率是很大的。农民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人人都能吃上一口饱饭。可以说，在农民群体那里，自古就存在很朴实的“平均主义理想”。

尤其是解放初期，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百废俱兴，虽说还不至于惨到像西汉初期那般，刘邦出门连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的窘境，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是个拥有4.5亿人口的赤贫国家，再加上我党很大一部分的干部都来自于农村，对农民朴实的“平均主义理想”是深有体会的。那会，大资本家们跑路了，有点钱的人也想方设法的跑路，这国家统一之后，甭指望有钱人来承担建设新国家的任务，能承担起这份重要历史责任的群体，只有工农阶级，尤其是赤贫的农民。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你要是不走平均主义路线，而是大搞市场经济，绝对会出现大乱子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任务和使命，倘若超越了时代的承载力，即使是好的，也会搅乱一个时代的场子。

因此，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实行“大锅饭”制度是有道理的，也是正确的，不是瞎搞。

但是，这“大锅饭”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坏的一面影响很大，总的说来，它在初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是弊大于利的。

长久以往，整个社会的积极性都降低了，简单的说，就是国家把人给养懒了，社会没了竞争性，反正干不干、干多干少都能拿到一样的报酬，谁干谁吃亏、不干不倒霉，人的积极性也没了。

于是，七十年代末就开始搞起了市场经济，要打破这“大锅饭”带来的弊端。

但是，搞市场经济，我们没有经验，从外面也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学习，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那怎么搞呢？只能是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着手，这才有了1978年“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也得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

思想上解放以后，就开始着手盘活经济了，既然没有经验可循，那就依据着实际情况来，搞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只要把握住两个点就行：

1、贫富差距不能拉太大；

2、随时总结，哪里出问题改哪里。

当然，在搞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很棘手的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这个问题。

这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了，几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在和这个矛盾作斗争，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央和地方都存在较劲的行为。

改革开放那会，在经济上，如果中央集权太多，就会把地方控制得太死，不仅会限制地方的发展，也会锁死地方上自主往前走的主动性。那么，中央放权下去，管得宽松一些好不好呢？

当然不好，就说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纺织业吧，那是笑傲全国的王者存在，不管是技术、生产还是设计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是其他地方即使是使出吃奶的劲头也是赶不上的。这时候，有些地方干部就出现了“地盘主义”，采取摆烂的方式来应对，不给上海提供原材料也就罢了，还限制上海的产品在本地方流通。

这就很不讲道理了，自家的商品不能在自己的国土进行流通，一定是会引起混乱的。你说这种“地盘主义”，没有中央去协调那还怎么搞，怎么发展经济。

探索来探索去，最后总结出一套打法，就是中央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少管，只要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地方在接受中央协调的同时，主动去多管事。

至于过程中再次出现的那种，狭隘的“地盘主义”，冒头一个就打一个，绝不姑息。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经济发展的不同，从大锅饭到温饱，再到小康，每个时代下，社会和人民的需求都不尽相同。

最为关键的是：不管是在哪个时代，贫富差距和生活质量一旦拉开，社会矛盾就会跟着产生。

尤其是“差距产生带来的社会戾气”，其影响更为严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