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有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作者解读：此条初看，令人颇感费解。那时的政府，怎么连教授的工资都不能保障吗？据记载， 民国初年大学教授月薪最高400元，最低也有300；助教月薪最高110，最低50元；相比之下，初小教员月薪仅24元，高小教员仅34元。李大钊任北大知图书馆馆长时工资120至140块大洋，后来他任教授又涨到200块。期间，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月薪虽然只有8块大洋,但确也解决了实际生活问题。而那时的北京，一家四口一年只需要100大洋就足够温饱生活。

查找资料，北京教授集体讨薪事件，发生于 1921年的6月3日，北京八校（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农业专门、法政专门、医学专门、高等师范、美术专门学校）的老师们游行到北京新华门总统府，扯着条幅，喊着口号，与总统府卫队爆发了严重冲突。“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纷乱的脚步从他身上脸上踩过,差点儿被踩成人肉饼子。”这就是著名的“六三运动”也叫“六三讨薪运动”。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各中小学老师多达数千人。他们希望能够发放已经拖欠了数月的工资，并且喊出了教育基金和经费独立的口号。

拖欠教授薪水的客观原因是， 民国成立之后教育经费普遍短缺，加之北洋政府发动的战争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还有地方与中央的对抗致使中央政府大权旁落，缺乏真金白银的税收，即使是有心搞教育也自感无力。教授的高工资是高工资，能不能发下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教授想要讨要这笔钱确实是很大的难事，在民国数十年的时间里，只有三五年时间是足额定时发放的，剩余的时间都是大概率的拖欠或半数发给，所谓高工资多数时是画饼充饥。

六三讨薪事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叙伦先生对此评价颇高，他说这一事件的规模比“五四运动”还要大。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则说“罢课手段……实在牺牲太大”，他认为教育家的天职“就是一点没有凭藉，也要勉强尽他”。

事件后，北京政府一时间成为全国口诛笔伐的对象，迫于压力，政府派人进行调解。并且承诺向师生们谢罪，慰问伤者，所有医疗费都由教育部承担。而且，教育部还答应了会将拖欠老师的工资悉数补上。直到这里，教授们的维权运动才算告一段落，不久之后，大多教授也都返岗上课，开始了正常的教学。总的来说，这次运动算是唤醒了当时政府对教育界的重视。

此次事件中，看似教授手无缚鸡之力，颇感窝囊。但是实际上，讨薪者是向国家讨薪，那是自己正常劳动应得的报酬，与“君子固穷”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并不矛盾。例如，参与此次事件的王家驹，负责起草中国银行章程时，曾拒绝两千块银元贿赂，坚持不改章程中一字；住北京期间，常年赠送百效膏、一贴膏扶助贫病；北京沦陷后，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多次劝逼其出任伪职，均遭拒绝。后忧愤成疾病逝于北京。病中曾书联自挽:"爱国有心，匡时乏术;赍志殁地，抱恨终天"。

此次事件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但在党成立的关键节点，做了前期大量工作，居功至伟的李大钊却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其直接原因就是参与领导索薪斗争并受伤（也有研究者分析根本原因还是重视不够）。初期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自4月25日始又兼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代表，并自4月26日起代替马叙伦担任八校联席会议主席，明确指出“教育职员索薪仅仅是一种手段，根本的目的在于争取教育经费得到保障”，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并 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民国初年的这场教授讨薪事件，竟然有如此重大的联系。假如，李大钊参加了大会，陈独秀是否也能“南陈北李”响应参加呢？如果两位创建者同时参加，一大是否会更加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