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思想史十五讲

丛书名：京师史学讲堂

汪高鑫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3月

ISBN 978-7-303-28946-2

关于本书

本书选取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十五个重大论题，分成十五讲进行系统讲述。十五讲内容包括“五经”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先秦诸子与私家史著的历史观、易学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传统史学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传统史学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传统史学的创新思维、求真与求道：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思维、史鉴与资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才学识德”：传统史学的史家修养论、“六经皆史”：明清史学的经史关系论、晚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近代新历史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和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等，旨在系统阐发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思想内涵，揭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民族特征，进而推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

关于作者

汪高鑫，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与儒学史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有《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中国史学思想史新论》《中国经史关系史》《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秦汉史学思想卷》《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经史关系论卷》《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传统史学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理念》《古代社会、思潮与史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史学》《汉代的历史变易思想》《汉代神意史观研究》《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中国经史关系通史·先秦两汉卷》（合著）、《中国经史关系通史·宋元明卷》（合著）等近30部，主编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规划项目等近20项。科研成果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等各种奖项10余项。

目录

绪 论…1

一、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1

二、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3

三、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现状……………………………………6

第一讲 “五经”的历史观与史学观……9

一、天人合一思维与天命王权史观…9

二、“通其变”与因革损益历史变易观 ………15

三、忧患意识与以史为鉴思想 ……21

四、以史为法：史学致用理念的发展 ………………………28

第二讲 先秦诸子与私家史著的历史观 ……………34

一、天人关系论 …34

二、历史变易论 ……………55

三、君民关系论 ………………67

第三讲 易学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 ……79

一、司马迁《史记》的以易解史…………………………………79

二、班固《汉书》的以易解史…………………………………90

三、荀悦《汉纪》的以易解史……103

第四讲 “究天人之际”:传统史学的整体思维……………………116

一、天人整体思维的理论渊源…116

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维…………………………………124

三、传统史学天人整体思维的演变……………………………131

第五讲 “通古今之变”:传统史学的通变思维……………………141

一、“《易》穷则变”与司马迁的“承敝易变”思维………………141

二、“五德”“三统”说与司马迁的历史变易规律论……………146

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通变思维的方法论………155

四、传统史学的历史通变思维……………………………………160

第六讲 “成一家之言”:传统史学的创新思维……………………170

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释义…………………………………170

二、“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的史学创新思维……………………176

三、传统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189

第七讲 求真与求道：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思维……………………197

一、追求史实之真……………………………………………197

二、追求道义之真……………………………………………223

第八讲 史鉴与资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242

一、传统史学的史鉴理念……………………………………242

二、传统史学的资政理念……………………………………258

第九讲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277

一、历史编纂的丰富多样性……………………………………277

二、历史编纂的发展变化性…………………………………286

三、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性…………………………………297

第十讲 “才学识德”:传统史学的史家修养论………………………308

一、刘勰的“素心”说：史家修养理论的初步总结……………308

二、刘知幾的“三长”论：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319

三、胡应麟的“二善”说：史家修养理论的重要一环…………330

四、章学诚的“史德”说：史家修养理论的总结………………339

第十一讲 “六经皆史”:明清史学的经史关系论…………………350

一、明清以前的经史因缘……………………………………350

二、明清时期的“六经皆史”说…………………………………362

第十二讲 晚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377

一、晚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形成的背景………………………377

二、巩固边防与边疆史地的研究…………………………………385

三、“师夷长技”与外国史地的研究………………………………393

四、变法图强与维新史学的兴起…………………………………400

第十三讲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 ……411

一、“新史学”思潮的兴起……………………………………………411

二、梁启超与“新史学”思潮………………………………………423

三、“新史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432

第十四讲 近代新历史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442

一、新历史考据学的兴起……………………………………442

二、新历史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450

三、新历史考据学的史学贡献…………………………………468

第十五讲 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475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475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496

主要参考文献…516

后记……………………………………………………………526

精彩章节

20世纪初 “新史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与此同时，思想解放潮流也势不可当，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积极输入西方新思想，运用西方新思想来分析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潮流。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兴起的。“新史学”的倡导者们积极传播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传统旧史学展开猛烈的批判，呼吁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史学”。

20世纪初,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了一批历史教科书。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清末废除科举、实行新式学堂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俞旦初说：“二十世纪初年，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修史方案，发表自己独特的史例，有些且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又说：“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新兴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需要。”这批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反过来“又进一步给新史学思潮增添了光彩”①。在20世纪初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中，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最受推崇。

(一)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

夏曾佑(1865—1924),字遂卿，一作穗卿，浙江杭州人。夏氏好学深思，兴趣广泛。可能是受到同乡前辈龚自珍、邵懿辰的影响，好谈今文学。1891年，夏曾佑在北京结识了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遂成为终身挚友。梁启超追忆当时情景时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②他们相聚在一起，一方面关心国家与民族前途，积极宜传维新思想，投身维新活动；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则彻夜长谈，相互切磋辩难，砥砺学术。此时的梁启超对于夏曾佑的学识见地是颇为钦佩的，他后来回忆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又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③在戊戌变法前，夏曾佑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宜传活动。1896年，他与梁启超、汪康年一同发起，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他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其间他还被孙宝琦创办的育才馆聘为教员。值得注意的是，夏曾佑与严复交往并成为至交，对其经由今文学的朴素进化论进而服膺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是有着重要影响作用的。严复曾经翻译了《天演论《群学肆言》《原富》《社会通诠》和《法意》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夏曾佑不但通读了这些著作，并且还为其中一些著作写了书序或按语，由此可以说，正是严复，使得夏曾佑有了接触和了解西学、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机会。同时，严复在翻译其中一些著作时，也是与夏曾佑有着相互切磋的。据夏循坩所撰《夏穗卿传略》记载，严复在译作《天演论》原富》等书时，常“与先生反复商榷而成篇”①。正是这种相互切磋，加深了夏曾佑对于西学和西方进化论的理解。

夏曾佑撰述的《中国古代史》,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该书原计划写作五册，实际完成三册，至隋代为止。第一册初版于1904 年，第二、第三册初版于1906年。 《中国古代史》是夏曾佑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而正是这部著作，确定了夏曾佑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重要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人们赞誉该书为近代中国“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②。

首先，《中国古代史》以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为撰述旨趣。夏曾佑将自己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关心融入自己的历史撰述当中，希望借助对历史的探讨，来观察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该书序文中说：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泊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③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中国，可谓是危机重重，险象环生。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经史学家，夏曾佑希望通过撰述一部“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的史书，让人们认识到虽然眼下命运多舛，却也正处在一个转化的关头，要让“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无无穷之望也”①,以此鼓舞人们的信心。

其次，《中国古代史》重视运用进化史观来解说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史》最突出的特点，即是采用进化史观来解说中国的历史。夏曾佑青年即习今文学，后来又受到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今文学著作的影响，今文公羊学的朴素进化观早已被他所接受。后来居京时期，又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正因此，他以“进化论的思想，以为本书的骨架，实是当然的事”②。综观《中国古代史》一书进化史观的具体表现：一是以世运之说，将中国历史的进化过程分为三个大时期，肯定近代中国处于“更化之期”。该书以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每一个大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上古之世分为两个阶段，由世界之初至西周为传疑时期，春秋战国为化成之期，中国的文化是在这个时期造成的；中古之世有三个阶段，自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自魏晋至隋为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时期；近古之世分为两个阶段，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清朝261年历史为更化之期，所谓“更化”,是指历史出现转机，“将转入他局”。二是在具体历史评述上体现了进化的思想。如关于伏羲、神农时代的历史，认为伏羲时代历史已经离开渔猎社会而进入游牧社会，婚姻关系上已经由乱婚进入“嫁娶”时代；神农时代的历史已经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也就是农业时代。夏曾佑明确指出，中国上古历史的这种进化，乃“万国各族所必历”,所不同的只是“为时有迟速”。又如在第一章之“古今世变之大概”一节中关于清朝261年更化期历史的评述，夏曾佑认为它的前半段历史，是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而后半段历史，则无论世局还是人心，皆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三是明确以西方进化论之核心观点——优胜劣败来解说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夏曾佑说：“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有具智、仁、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说，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兴，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①在此，夏曾佑以为宗教可以反抗强权，其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乃世界之公例，希望发明一种学说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强权，其拯救危局之用心是好的。

最后，《中国古代史》历史编纂上呈现的“新史学”特征。首先从史书体裁而言。该书采用章节体裁，全书由篇、章、节组成；每册正文之前皆有《序《凡例》或者按语；所作的注文，旨在交待引用材料的来源。其次从通史撰述来讲。与中国传统史学“通史”含义不同，传统“通史”是与“断代史”相对应的“贯通古今”的历史撰述，而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则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其“通史”是相对于“专史”而言的，是对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内容的贯通。如关于宗教方面，该书具体叙述了孔子以前的原始宗教、秦汉的方士、汉代道教的产生与佛教的输入情况；又如学术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该书对老、孔、墨三家之“道”,周、秦之际的学派，西汉今文学与方士的关系，东汉古文学与方术的分离等问题，都设立了专题来进行讨论。这样一种新型的通史撰述，一般认为是经由西方传入日本，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周予同对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所受到的学术思想影响作了这样的总结：“夏氏《中国古代史》一书，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洋进化论思想的糅合……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②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古代史》出版时，就受到当时出版界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叙述古今，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主，而纬以群籍。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其宗旨则在发明今日社会之原，故于宗教、政治、学术、风俗，古今嬗变之所以然，志之独详。此为从前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所未有而为本篇之特色”①。从史料来源、史书体裁、撰述旨趣诸方面揭示了该书的编撰特色。陈登原先生认为该书的主要优点有五个方面：一是未把“经说”当作史料，二是不曾轻信伪书，三是不曾株守前人的成见，四是不曾无选择地引书，五是能用综合的方法治史。②今人俞旦初说：“据我初步考察，20世纪初年编写的新的中国历史书，能够历久而不衰，一直被史学界所推崇并流行五十年以上者，唯独有夏曾佑的这一种，说明它影响的深远，并有它发生影响的主客观原因。”③

(二)刘师培与《中国历史教科书》

刘师培(1884—1919),又名光汉，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作为晚清史学家兼经学家，刘师培的历史观明显打上了经学思想的印记，他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

首先，闸发民族思想。刘师培曾作《攘书》,他解释书名说：“攘字即攘夷之攘。”认为“自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④。在刘师培看来，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区析华戎”都是它们的共同大义，如在《春秋》“三传”中，今文《公羊传》和《榖梁传》攘夷“粹言尤多”,而古文《左传》“亦首言华戎之界”。⑤从经学发展史来看，西汉经学重视“辨别内外”,旨在“振大汉之天声，伸攘夷之大义”@。宋元之世，先是宋代理学家“以古经有攘夷之义也，于是引伸之，光大之，上竞于朝，下争于野”,以“倡内夏外夷说”,接着是元朝“汉族守其遗训者，卒成明太祖光复之勋”。 针对清朝满族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刘师培鼓动汉族复仇，而他复仇之说的出典，依然是儒家经说：“复仇之说，则今文、古文二家均持其义。今文《公羊》说有百十复仇之语，古文《周礼》说则以复仇之义不过五世，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立说虽殊，然私仇犹复，况于公仇。”由此得出结论：“故复仇以百世为限，满洲之仇不可忘；即以五世为限，满洲之仇亦不可不复。”①

其次，从古经中揭示出中国古代所谓的民主思想。刘师培认为，早期君民关系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其中就蕴含着一种民主意识。他说：“上古初民，纷扰不可终日，宁乃相约公戴一人为长，后遂为君主之名。”又说：“国家者，由民人团体结合力而成者也。君为民立，无人民则无国家，此古今之通义，而万世不易之理也。”“一己之力，不足于去人人之国之害，遂以人人之力共去人人之国之害，其事半功倍，实天下之至便。是民约之成立，皆由于人民自利之谋。”②这就是说，君主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其实都是人民的约定；而这种约定，有时是有利于人民自身利益的。只是后来随着君权的加强，阻止了人民的政议与进言，民约精神遭到了破坏。在此，刘师培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刘师培又认为，古代家庭伦理也体现了一种民主意识。他说：“盖伦理之生，由于人与人相接”,“与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恶推之于彼，彼亦以所欲所恶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让而不相争，相爱而不相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③在刘师培看来，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致使早先家庭伦理民主意识遭到破坏，那都是君主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在此，刘师培已经意识到了家庭伦理民主意识之于国家社会伦理民主意识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希望重建一个理性和民主社会的愿望。

刘师培于近代史学贡献最大者，莫过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撰述。该书撰述于1905年至1906年间，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的历史，第二、三册为西周时期的历史。它是20世纪初“新史学”的代表作之一，系统反映了刘师培的“新史学”思想。具体思想内涵分述如下。

第一，对中国旧史学叙述内容进行批判，提出了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刘师培认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又说旧史学的叙事特点是详于君臣、事迹和后代，而略于人民、典制和古代：“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体现了重视君臣与事迹、忽视人民与典制的特点。指出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用意则与旧史稍殊”,叙事主要涵盖了五个方面，即“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①。《中国历史教科书》正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实践的，该书涉及的内容包括上古到西周的田制、官制、兵制、礼制、刑法、学术、风俗、学校、文字、商业、农器、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社会各方面的演化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总体上看，教科书既非单纯之政治史，亦非军事史，而近乎内容宽泛的殷周文明史。……视野之开阔，在晚清时期中国史教科书中首屈一指，理应给予高度评价。”②

第二，强调要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刘师培堪称汲取西学最迅速、最广泛的学者，大凡西方和日本有关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等各种书籍，像西方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鲁索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等，都普遍加以涉猎，并在所著各种书籍中广泛加以引用。《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运用西方社会学的进化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之作。在该书《凡例》中，刘师培明确指出：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①

这就是说，他要以西方社会进化的观点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典章制度的演变。《中国历史教科书》试图以甄克思《社会通诠》关于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的一般描述，来具体勾勒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进化过程。该书将上古图腾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伏羲之世的渔猎时代、神农之世的游牧耕稼并行时代、夏禹之世以耕稼为主的时代。并具体分析了图腾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耕稼时代以前的历史是母系社会，人们“知有母不知有父，血乳相续，咸以女不以男”;到了虞夏时代，“由女统易为男统”,家族制度由此形成；伴随着家族制度的形成，自然也就出现了重视宗子的宗法制度和世袭制度，而“世袭制度之起原，亦即君主政体之起原也”,这种君主政体“萌芽于唐虞，至夏殷而渐备”②。此外，教科书还对所涉及的上古至西周的官制、礼制、田制、兵制、商业、学校、文字、工艺、风俗、饮食、宫室等的进化历程都作了具体论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上古至西周社会全面进化的图景。

第三，提出了新史学的史料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参考和征引的史料非常丰富，按照刘师培本人的说法，“所采取书计数百种”③。教科书征引的资料如此丰富，是与刘师培的新史料观所分不开的。具体而言，其新史料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分经史子集，皆广泛加以征引。在刘师培看来，旧史学以叙述王朝政治为中心，而新史学重视人民、社会、典制、民族的历史，这就要求新史学撰述必须重视发掘新史料，举凡经史子集，都应该被加以征引。同时，作为宗古文经的史学家，刘师培本来就肯定“六经皆史”的说法，视孔子为史学家。正因此，刘师培能够充分认识到经史子集特别是经书的史料价值和考史功能，故而教科书在叙述西周历史时，“取裁以六经为最多，又以三礼为最”①。刘师培甚至关注到中国古代文献之外的各种文物的史料价值，他曾专门研究过古代的石刻和镂金，自觉地将古代各种文物作为史料来加以运用。其二是重视参考和征引西人典籍。刘师培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②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中，刘师培便参考并征引了大量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著作，包括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赫胥黎的《天演论》、鲁索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日人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等。这些西人著作，直接影响了刘师培关于中国古史的史实解说与体系构建。

由上可知，在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背景下，资产阶级“新史学”史家积极宜传西方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积极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历史研究对象、史书编纂方法等，都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对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节选自《中国史学思想史十五讲》（汪高鑫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3），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