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梁启超尿血不断，医生诊断出他的右肾存在肿瘤，必须立即切除。
然而解剖之后，医生们却当场傻眼了。
而梁启超也在不久之后因此殒命，人们好奇，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成立于1903年，是由英美两国的5个教会和伦敦医学会联合创办，该院在当时代表着西医的最高医疗水平。
通过透视，医生们发现梁启超右肾有一个黑点，应该是肿瘤，必须将其切除，不然就会持续恶化。
但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的亲友们都表示反对，不过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手术。
鉴于梁启超的社会知名度，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然而，在梁启超的右肾被解剖开之后，众人傻眼了……
那个黑点并不是他们推测的恶性肿瘤，而是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
手术之后，梁启超却依然尿血，由于医生一直查不出病源，遂将其定义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显而易见，这确实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手术之后，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对此事绝口不提。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起事故是误诊没错，但是在外界传播的过程中却演变成了，值班护士用碘在梁启超肚皮上标明手术位置时，因疏忽大意标错了地方，而刘瑞恒也没有仔细核对X光片，最终错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当成坏死的左肾割掉了。
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很快发表了《尽信医不如无医》的文章，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
著名诗人徐志摩在当年的《晨报》上发表了《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对协和医院的医疗态度提出了严厉批评和辛辣讽刺。
这些文人批评协和医院的文章一经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曾是医学生的鲁迅的强烈驳斥。
可尽管如此，对协和医院的谴责和攻击，依旧是舆论的主流。
就在外界争议不断的时候，作为这起“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梁启超，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却十分让人难以理解。
他不仅没有责怪协和医院，而且还让家人和学生不要将此事上诉法庭。当时，他躺在病榻上，艰难地写下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
他在此文中写到：“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梁启超还表示，自己在出院之后，继续吃着协和的药，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健康都越来越好。
这显然是他为协和医院而说的谎话，因为在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
其实，在“医疗事故”发生后，梁启超自己也认为这次手术是极其失败的，但他还是愿意为协和医院辩护，这究竟是为何？
原因就在于，当时西医刚传入中国不久，很多人持观望态度，而协和医院又是那时候国内最科学、最先进的西医医院。
梁启超认为，如果因为一次误诊就否定了该院以往全部的成功案例，那么老百姓就会更加不愿相信西医，甚至继续用各种迷信的偏方来治病。
医学是一门以生命为代价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科学，医疗过程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只有经过无数次失败，医学才能获得更好的改进和发展。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享年56岁。在临终前，他曾向家人说出了自己的临终遗言。他愿意自死后将遗体交给医生做剖验，以此来寻找病源所在，从而促进医学事业的进步。
现在西医早已被国人普遍接受，这证明梁启超当年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但是在社会上对当年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一事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再好的医院，再优秀的大夫，都不能完全避免误诊。患者给予医生充分的信任，相信对方即使做不到“药到病除”也能尽力而为，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如果患者总是想着如果出现失误，那就准备打官司，就会给医生一种一只脚在医院，另一只脚在法院的感觉。
而为了自保，医生们就不敢再收治疑难、危重病人，不敢尝试任何一种新的诊疗手段。这样一来，患者得不到最好最快的治疗，医学也难以获得进步和发展。
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真相就是真相，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梁启超为了西医的发展就不惜用谎言掩盖真相的做法不该被提倡。
而且患者的医疗维权本就艰难，如果都效仿梁启超放弃维权，那么医院就会对医疗事故没有责任感。
对这两种观点，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您更倾向哪一种呢？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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