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我不得不信”，少帅张学良在晚年时坦言。

关于张学良为何要杀杨宇霆，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种说法，但在文史君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权力之争。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一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一代枭雄张作霖就此殒命。

张作霖死后，能够撑起东北大局的只有三人：张作相、杨宇霆和张学良

当然，若按照资历和能力，张学良自然而然是要“靠边站”的，事实上当时东北的最高领导层首认的就是张作相，其次便是张作霖身前的重要助手杨宇霆。

但张作相是何等人物，他怎能不清楚当前东北政局的复杂性和危机性，此时接手的话，名义上是东北的最高首脑，但事实上却时刻得面临各种挑战和危险。

总之不管是出于个人能力，还是从情感上，亦或是从根深蒂固的“父死子替”的封建思想来说，张作相最终都没有接替张作霖，成为东北的新一任领导人。

既然张作相不肯接权，那么东北政权只能交给杨宇霆来掌控了，毕竟他熟悉东北目前的局势和隐藏的危机，其政治眼光也要比其他人好很多。

事实上，当时还是有不少人支持杨宇霆上位的，尤其是他那个“死党”常荫槐，其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杨宇霆更适合接替“老帅”张作霖。

但最后在辅帅张作相的鼎力支持下，东北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之位，还是落在了张学良手中。

然而，这个职位就像个“烫手山芋”，张学良想坐稳并不容易。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的时候，只有27岁，年纪轻轻就能达到如此成就，并不一定是能力突出，最重要的还是有个厉害的爹，如果没有张作霖，张学良就只是个普通军官，甚至连此标准都达不到。

深谙此理的东北军政要人们，自然不肯将“小张”放在眼里，他们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持观望态度，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元老”人物，更是不拿他当回事。

他们甚至居功自傲，一手遮天。而在这些人中，尤其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最为典型。

张作霖在世时，杨、常二人就被其视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着东北实权，且往来密切、私交甚笃。

张作霖去世后，两人更为嚣张跋扈，对少帅张学良动辄训骂，一点面子也不给。

每当张学良向杨宇霆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的时候，杨宇霆总是以斥责的口吻说道：“你不懂，别瞎掺合，我会做决定。”

不仅如此，一些官员为工作找不到张学良时，便转而去找杨宇霆帮他们处理。

那时候的张学良有毒瘾，加上其年轻继位，在工作上难免有些疏忽大意，但这也给杨宇霆等人找到了斥责他的理由。

除此之外，杨宇霆还在自己的公馆接待各地的官僚政客，对张学良的各项施政纲领常常指手画脚，气焰逼人。

1928年时，南京政府曾派代表赴奉天谈易帜之事，不料杨却喧宾夺主，擅自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其代表在滦州下车，然后在前往奉天。

嚣张跋扈、结党营私、阻碍国家统一……这些后来都成了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罪状。

对于杨、常犯下了种种“罪行”，张学良忍了又忍，但他们却不知检点，仍旧我行我素，最终，张学良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他们处以极刑。

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下令处决了他父亲生前最器重、仰仗的两位得力助手——杨宇霆和常荫槐。

为了决定是否要将其处以极刑，张学良足足抛了六次银元，但无论他要字，还是要花，银元都停在了该停在的面上，而这一面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一面。

这样的结果，就连从不迷信的张学良，也不由得感到：世界上竟然还有此等邪异之事。

事实上，张学良与杨、常二人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

张学良站在的是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立场上，主张易帜统一，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统一河山、共御外侮。

而杨、常二人之所以反对易帜，则是因为这会破坏他们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常常带头，反对易帜。

不过，张学良最终还是冲破了他们的制造的重重阻碍，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易帜。

总的来说，张学良之所以要处决杨、常，其原因是多重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之争。

倘若杨、常二人与张作相一样不念权位，在小张上位后便急流勇退，或是跟随其脚步，那即便在易帜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小张还是不会做出如此决定。

毕竟当时嚣张跋扈的也不仅只有杨、常二人，但他们却是能直接威胁到小张统治的，所以自然要处决他们，这样一来，既解决了两个刺头，也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