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秋的桐梓,山雨才歇,云气未散。关押在这里的张学良正循着幽径晨练,忽见远处官邸的旧友莫德惠匆匆而来。气息未定,莫德惠压低嗓音,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机会来了。”这句短短的提示,将少帅的心绪瞬间拉回十年前的旧梦——那场改变中国时局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擒扣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众所周知:国共再度合作,抗战格局定型,而发动者却被送进牢笼。1937年秋,张学良被押往南京,后辗转湖南、贵州。日子一逝便是九年,山色四换,他的世界只剩四堵墙与一本圣经。可他始终坚信,抗战胜利那天,就是自己重见天光之日。

胜利的礼炮在1945年9月15日响彻南京城,却没能传到桐梓的石壁深处。张学良等来的不是释放,而是更紧的防范。直到1946年9月,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在即,党内外要求“宽大少帅”的声浪高涨,蒋介石才打出一张“和解牌”,让莫德惠携带口信赴桐梓。

于是有了那场茶叙。灯影摇晃,茶香氤氲。莫德惠吐出三条条件:一是承认西安事变“受中共欺骗”,二是交出“九一八”时期蒋介石密电,三是获释后须即刻出洋。话音未落,张学良脸色沉了下来。他缓缓放下茶盏,只说了一句:“一条也不能答应。”莫德惠讶然:“少帅,错过此机,恐再难自由。”张学良摇头:“自由若建在谎言之上,那不叫自由。”

条件之一,实属逼其自毁名节。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从未与中共密商绑架计划,这一点史料清楚。若公开“受骗”之说,不只玷污自己,还否定了逼蒋抗日的历史意义。张学良捏着杯盖,低声却坚定:“那一枪一弹,都是为民族,不是为谁的棋局。”

条件之二,涉及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连发“不抵抗”密电。电文至今仍在海外保险柜保存,它们是国人屈辱的直接证据。蒋介石怕的,正是电报公开后坐实决策失误。张学良曾对亲近卫士感叹:“电报在,黑白分明;电报无,历史成谜。”把事实扔进焚炉,对东北父老如何交代?

第三条看似出国镀金,实乃驱逐。蒋介石担心张学良重归旧部,干扰内战部署。可张学良早在1937年即表态“不再领兵”,只求做一介书生。离乡背井去海外,既断根脉又成软钳,这点小算盘,张学良一眼就看穿。“生是中国人,死也要在这片土地。”他梗着脖子一句话丢回去,谈判至此陷入僵局。

蒋介石的使者空手而返,桐梓谷雨再落,自由之门似乎永远锁死。然而局势并未静止。1947年1月,南京政府发布“大赦令”,名单里依旧没有张学良。蒋介石早在幕后授意保密局长郑介民,筹划把少帅送往台湾。表面“迎回南京”,实为“易地久囚”。

同年10月,军统特务刘乙光带着“好消息”抵达桐梓。张学良信以为真,暗自揣度:难道委员长终究念旧?重庆白公馆的短暂停留,精致菜肴、陈年佳酿,全是迷烟。最后一夜,毛人凤推杯换盏,突然放低声音:“飞机改道,直飞台北。”一句话如雷劈顶,张学良面色铁青,却已无退路。

1946年11月2日晨,C-46运输机穿过云层,山河渐远。张学良靠在舷窗,沉默良久。有人偷偷观察,只见他嘴角一抿,似笑非笑。或许那是对命运的无奈冷笑,也可能是对未来长夜的预演。从新竹到台北,从新生里到景美山,他被看守、被记录,却始终保持读书与绘画的习惯。蒋介石偶尔派人送来药材点心,也再未提“条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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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蒋介石病榻遗言:“不可放虎。”张学良已七十五岁,白发眉弓。昔日虎狼之姿,被拖进岁月的笼中;可在蒋氏父子眼里,他依旧是潜在的“变数”。直到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解禁呼声水涨船高。两年后,张学良获准自由迁居,年已八十九。

被禁五十三年,重返尘世已物是人非。1995年,张学良携赵一荻赴夏威夷,住进檀香山安养院,画山、写佛经、读历史。有人探访,问起当年三个条件,他轻轻摆手:“往事如烟,可辨者在史。”2001年10月14日,这位将军在异国海风中谢幕,享年一百零一岁。

回望这段长达半世纪的拉锯,有人叹张学良“失策”,有人赞他“守信”。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唯有一点不可忽视——在名与利、在生与死面前,他坚持了对历史的敬畏。这一点,足以让后人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