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和年羹尧，既有相同之点，又有不同之点。相同点是对雍正而言，年羹尧和隆科多是拥立他的有恩之人、有功之臣，此其一；其二，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是贪婪之人，并最终受到了雍正的严酷打击；其三，雍正对年羹尧和隆科多严酷打击，首先是从政治方面入手，顺带经济领域的抄家没收，并株连家人。此三点皆同。那他们不同点是什么呢？
隆科多与年羹尧不同之点：一个有直接拥立功劳，一个远离京城千里之外
不同点在于，隆科多在拥立雍正的关键时刻，他的直接功劳、作用，要远大于年羹尧之上，因为年羹尧当时远离京城千里之外。
雍正上台后，隆科多远非年羹尧那么张狂；隆科多的贪婪胃口与手段，也远非年羹尧那么大、那么多；隆科多也远非年羹尧那样直至死到临头才悔悟求饶，他早就预计到自己在雍正手里终将难逃一死，所以，他早就开始转移财产，早就开始急流勇退了。
而年羹尧直接无视，似乎并没有太在意。年羹尧贪得无厌的根源，是年羹尧的权力不受任何监控、约束。而年羹尧的权力是雍正给的，年羹尧的权力不受任何监控、约束，以致疯狂敛财、无法无天，同雍正用人中对年羹尧的放纵、失察也有很大关系。
如果年羹尧没有引起雍正的猜忌，如果雍正仍对年羹尧信任如初，年羹尧的经济问题会翻抖出来吗？乾隆与和珅，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不过，隆科多虽狂，但在其与沙俄边界谈判时，他能不惧沙俄威胁，仍坚持将国家主权放在至高之上，这是他委曲求全、顾全国家大局之国格；他不似年羹尧那样面对求生痛哭忏悔、跪求活命；当他确认难逃一劫后，他冒死、宁死也要说出历史的重大真相。
其实，无论国格、人格，还是政治智商、视死如归之勇气，隆科多都远在年羹尧之上。
但隆科多和年羹尧最终都死在雍正手里，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们的主子是雍正帝。
隆科多和年羹尧贪的性质不同：一个大肆侵吞国家银两，一个是收受礼金和礼品
隆科多对自己的经济问题也供认不讳：“自知身犯重罪，难逃厄运，于是，私取金银寄藏起来。
收受甘国璧金五百两、银一千两；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收受满保金三百两：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收受程光珠银五千两；收受六格猫眼映红宝石；收受佟国剽银二千四百两；收受姚让银五百两；收受鄂海银一千五百两；收受王廷扬银二万两；收受张其仁银一千两；收受吴存礼银一万二千两；收受菩萨保银五千两；收受佟世禄银二千两：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
不过，无论相对于年羹尧这大黄狼、还是山西巡抚苏克济大黄蜂，隆科多最多只是一只大苍蝇。
隆科多的经济问题，从公布的罪状看，主要是收受礼金和礼品，这与年羹尧直接大肆侵吞国家银两，情节性质都有很大不同。
再从数额看，最小的一笔是收受姚让银五百两；最大的一笔是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这与年羹尧动辄吞进几万两、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甚至一百几十万两相比，简直比不上年羹尧的冰山一角，充其量，只是一只大苍蝇罢了。
隆科多将所收受的姓名及数字详细列单，应是可信之据。将这些可信之据全部加加起来，也就是120600两。在下级向上献媚送礼成风的年代，隆科多的以上经济问题，实在算不了惊天动地的大案。
可见，隆科多触犯雍正龙颜大怒的，并非是贪污受贿，而是另外几件事。
大不敬之罪：
第一件，私藏《玉牒》在家；
第二将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
第三件，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
欺罔之罪：
第一件，乃诡称伊身曾带利器以防不测；
第二件，狂言妄奏：说什么提督之权极大，‘一呼可聚二万兵’。
以上诸条中，真正的要害是两条，即首条“隆科多私抄《玉牒》，收藏在家”。那么隆科多真是因为私抄《玉牒》惹怒雍正吗？
雍正收拾隆科多的原因：就是太狂
据说《玉牒》里并无什么文章可做。如果真是那样，隆科多为什么要私抄一份收藏在家里？
雍正帝又为什么要为此大发雷霆，要把它列为第一款大罪？还是雍正帝在小题大做？雍正帝是个精细之人，他小题大做把它列为第一款大罪，总有其更深层原因吧？
雍正帝天生疑心病深重，又心机深沉，年羹尧、隆科多、戴铎已成雍正帝心患大敌，雍正帝已对年羹尧怒吼“必招天诛地灭”，还能逃脱被雍正帝诛灭之命运乎？
当时雍正要杀年羹尧之念，已经到了急不可耐、不择手段的程度。看雍正已下谕旨：“朕早耳闻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
至此，年羹尧方觉头上三尺寒光之剑已紧贴脖颈，这才伏地求饶：“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还年轻，就当留下一个犬马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下定决心处死臣，臣如何回奏得来。……伏地哀呜，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
然而，为时已晚。雍正三年，雍正在四川巡抚汪景灏奏折上朱批：“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要他何用”，明显是要“天诛地灭”、是雍正要他年羹尧之头之代名词，提到过一字一句经济问题否？
雍正帝整肃年羹尧虽是由政治原因引起，但并不因此即刻掩盖、否定年羹尧是雍正朝之大贪官；也并非对其大肆贪婪罪行不要揭露和谴责。
其实，雍正要杀年羹尧，首先是政治原因，所以用年羹尧的经济问题，来掩盖其要杀年羹尧罢了。片面强调年羹尧的贪财，就上了雍正用年羹尧的经济问题掩盖其要杀年羹尧政治原因的当。
而雍正要杀隆科多，也并非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
隆科多私抄满文《玉牒》的底稿，是从宗人府官员阿布兰那里得到的。而阿布兰是宗人府内公开支持皇十四子胤禵为储的。
康熙六十年，康熙亲自撰写平藏功碑碑文，并在布达拉宫前立碑，在碑文中就提到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之事。这件事，阿布兰也是参与者。
隆科多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向阿布兰私要私抄满文《玉牒》，而阿布兰又居然也同意出借其满文《玉牒》底稿给隆科多，显得两者都有着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政权意图。
如果这是犯大罪、违重规行为，那么，隆科多和阿布兰明知这是犯大罪、为什么还要做？如果隆科多没有强烈的内在驱动，他又何必去向一个同自己在政治上有异见的人暴露他自己的意图并与之合作？
隆科多私抄满文《玉牒》的底稿，只是雍正收拾隆科多的借口。最令雍正帝无法容忍的，是隆科多向奉旨审讯他的顺承郡王锡保供出：“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
请特别注意，隆科多用的“之日”两字，是指这一日、这一天。
也就是说，康熙帝临终这一日，即当日晚上7至9时康熙去世前的一整天里，隆科多从未在康熙身前出现过，也未派任何人去皇上御前。
这就把雍正所说的十一月十三日早晨康熙曾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宣布由皇四子继位的话，完全揭穿，也彻底否定了！
在当事人隆科多这样言之凿凿事实面前，雍正帝还能放过他吗？其实，雍正收拾隆科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写到最后
隆科多和年羹尧、戴铎本是雍正死党、恩人、心腹、功臣，何来“结党”之罪？直至年羹尧与隆科多被处以几十款大罪、重罪，雍正也并拿出年羹尧与隆科多真正谋反之罪证，更并无一条三人有结党谋反之罪证。
雍正帝说，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置，当然也是真话。但还是有其难言之隐，那就是疑惧年羹尧与隆科多、戴铎会揭其心病，揭其历史疮疤。所谓“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竞怀二心”。年羹尧和隆科多、戴铎案的真正要害，实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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