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婷

“数字”究竟是什么？探索数字时代的数字观

作者 | 刘雨婷

作者单位 |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三角实验室

原文 |

很荣幸拙作《社会学视域下的五种数字观》能够在《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4期发表。衷心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厚爱；感谢导师文军教授和罗兰教授（Laurence Roulleau-Berger）的指导和鼓励；感谢前后两位编辑杨可老师和向静林老师的热忱帮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借手记栏目的契机，我想和大家分享这篇论文写作的缘起和过程。

2019年年初，我正在寻找博士论文的主题和撰写博士研究计划，为申请和攻读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项目的社会学双博士学位做准备。法方导师罗兰教授希望我能够找到新的研究对象，用她的原话来说，“一定要找到新的东西，这很重要。”

我首先注意到了“数字劳动”，以及其背后自我、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制造，这种制造的形式和规模是不同以往的。无论是从社会现实还是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数字议题无疑是一个“新的东西”。在初步确定了博士研究的大方向后，我进入了长期的“文献积累”阶段，大量地阅读中文、英文和法文来源的数字研究相关文献。

在梳理数字主题文献的过程中，有两处困扰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一是核心概念“数字”所指的不明确，二是围绕“数字”的讨论囿于技术本体论。我有时会遇到不同文献中“数字”所指不同的情况，而且文献作者通常不会特地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比如，当我以为自己打开的是一篇关于数字（digital）技术治理的论文时，发现其实它是在强调大数据（data）或数目字（number）的重要性。核心概念的意义和内涵模糊，对于刚刚进入数字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阻碍和困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数字社会”这个热门组合词中的“数字”究竟是什么？

如果粗略地阅读文献，或者随机问问身边的人上面这个问题，很大可能得到的答案是：“数字化”。这个答案的单一性引出了我所说的另一个困扰：“数字”被笼统地理解为一些技术条件和手段，其社会性本质被忽视了。然而，当前“数字”的角色远远不止是一个技术工具，它甚至已经具有命名性。事实上，一些经验研究已经证明了“数字”扮演着超越技术之外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角色，尽管作者们可能没有直接说明这点。这恰恰更加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捕捉数字时代中新变化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但概念化和理论化“数字”的工作却较为滞后。此外，如果与网络社会的理论化程度相比，数字社会的理论化程度也明显不足。

由于当时还没有文章能够解答以上两个困惑，我就想尝试自己做这项工作。一方面，我想梳理清楚“数字”概念歧义性的缘由。另一方面，我想建立对“数字”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体系，并将其发展为一个有利于数字研究的概念工具。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着手进入写作的环节。

在概念模糊性与技术决定论风格的交叉处，我提出了研究问题。一方面研究者在有歧义的概念下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这不仅影响到学科合法性，而且阻碍数字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将“数字”单一地理解成技术系统和工具，缺乏社会性层面的理解，不利于生成具有开放性和现实性的数字研究。

经过文献积累和梳理、经验调查与思考，我建立了研究假设：“数字”作为一个研究概念正在得到发展。“数字”不仅指哲学上的数学体系、建立在二进制结构之上的数字化技术，还具有复杂的社会性意涵。充分识别“数字”的技术性与社会性是分析过程的基石。如果我们只关注“数字”的技术属性而不考虑社会属性，那么只能将其看作一些特定的数据实例和技术系统。相应地，如果只看社会属性而不考虑技术属性，那么我们对“数字”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想象中，而无法体现在现实世界的真正问题上。要验证的是，复杂的社会性意涵在哪里？社会学研究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些聚类显著的“数字观”？有的话，它的图景和形态特征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能够梳理清楚不同的数字观念，或许就可以纾解上面提到的两个困扰。

通过回顾中国和全球语境中与数字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依据文献和现实发展状况，我区分了五种最主要的且具有社会学特征的数字观：技术数字、价值数字、行动数字、文化数字与规范数字。在辨析数字概念语义的基础上，对五种数字观进行详细分析，并讨论了它们的意义关系、形态和问题域。

在写作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文军教授的指导。2022年4月初，我将完成的初稿《“数字”的多重意涵与理论化趋势》发给文军教授请教他的意见，他对文章的重心和框架提出了建议：“这篇文章从内容来看感觉凸显了两个主题，前面是对数字概念的不同内涵的阐述，后面又笼统地谈了理论化趋势，是否只聚焦在第一部分内容？可以从最基本的词源意义上说起，然后谈不同维度的内涵特征，最后总结、比较和展望。”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我又修改了多稿，均得到了文老师的修改和完善建议。文军教授鼓励我不断深入思考、夯实文章内容，争取向《社会学研究》投稿。至2022年6月底，我向期刊投稿时，形成了一篇题目为《社会学视角下的“数字”内涵及其五个维度》的论文。

外审专家们和编辑部老师们的建议帮助我提升了文章表述的准确性。2023年4月我收到第一轮外审意见，两位外审专家都对文章的内容和意义做出了肯定，同时他们指出要在概念和表述上做到更加清晰与准确，而且文章的标题不是很恰切。具体来说，原稿题目强调的是“数字的内涵及其五个维度”，文中的相关表述是“要从技术数字、行动数字、价值数字、文化数字和规范数字五个维度切入对数字表征理解的纵深”。“概念”“内涵”和“维度”作为主导词可能会导致读者误以为文章的重点是剖析“数字”在语义层面的内涵和使用差异，进而混淆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即梳理不同的数字观念。在返修稿中，我修改了措辞，使用了“数字观”一词。后来结合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对标题的建议，最终稿的题目确定为《社会学视域下的五种数字观》。此外，在原稿件中，我对五种数字观之间关系的论述比较薄弱。这一部分在返修和定稿会后的修改环节中得到了加强。在文章定稿环节，责编向静林老师帮助我一起打磨文章的细节，提高了文章表达的准确性和易读性。

这篇论文的材料收集和写作过程也是2019年以来我在数字研究领域摸索的过程。它与我近几年完成的其他几篇数字主题的文章息息相关且具有延续性。其中包括三篇与文军教授合作的文章：《“数字”作为“劳动”的前缀：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境》《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技术解围：不确定性视角下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与变革》。这些论文的理论关切、点滴积累、思考和写作过程，都为我完成“五种数字观”一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2023年7月，“五种数字观”见刊的同一阶段，我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社会学一区期刊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上发表了基于博士论文调研材料完成的论文：“‘I want to be a bridge’? The digital identity positioning of transnational blogger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etween ethnic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affinities”（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231188451）。该论文呈现的跨国博主数字身份定位的经验充分体现和强调了“文化数字”的特征。可以说，我在思考和写作“五种数字观”一文的同时，也从中获得启发。

手记的最后，我再次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对文章的支持，以及外审专家和责编老师为完善文章提供的宝贵意见和细致编辑。探索数字时代的数字观，构建数字观念体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社会学视域下的五种数字观》一文以初步的尝试抛砖引玉，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理论化“数字”的研究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