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这段话出自西周初年的《尚书•酒诰》，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禁酒而做出努力的表现。
西周初年，统治者开展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酒禁文化，这给当时的政治生活、饮酒文化、青铜器制造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今年考古发掘的逐步推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有关于酒禁的出土文物，这使得这一时期的酒禁文化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商周易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大事件。
在浅显的历史故事或者普通的文学作品中，将这一历史事件简单地归结为纣王的昏庸无能。
但是从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的研究来看，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原因，而是一场积蓄了很久的轰轰烈烈政权更迭。
商王朝建立后，实行的是内外服制度。所谓内服指的是商王直接管理的王畿之地，外服指的是附属国管理的地区。
在这样的制度下，商王对这些外服也就是附属国地区的控制是十分有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周人的势力才可以迅速的发展。
从古公亶父迁居之后，周人与当地的姜姓部落交流接触，逐渐在渭水流域发展起来。
在此之后，周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甚至延伸到了今天的陕西南部和秦岭南边的江汉一带。时至此时，周人拥有了能够与商王朝相较量的实力。
周文王继位以后，史籍记载他施政“克明德慎罚”，这使得周人的势力进一步壮大，达到了“三分天下，其二归周”的良好局面，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商王朝统治者的警惕，将周文王拘于羑里。这不仅没能阻挡周人崛起的势头，更是使得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
约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在今天的河南孟津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这不是简简单单的阅兵仪式，而是周武王为了试探各地诸侯态度的特意之举。
在这次观兵之中，周武王集聚了数百诸侯，但是有几位实力比较雄厚的诸侯却并没有出现。
因此，周武王认为此时并不是与商王朝作战最好的时机，故而收兵回到周地。
两年之后，东夷的叛乱为周武王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商王朝忙于与东夷作战之时，周武王帅兵东进，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一举挫败商王朝的大批军队，进而完成了其父周文王未竟的翦商大业。
“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先代书籍的记载中，这场战役前的准备生动而形象，预示了周人的胜利。
可以说，这次王朝的易代，不是简简单单只因为纣王私德败坏，而是包含了众多政治因素的朝代更迭。
那么，面对如此繁杂的政治环境，新王朝的统治者该怎样看待这惊天的变化，又该实行什么样的策略和统治方式对新生政权进行巩固呢？
前文提到，商王朝实行的是内外服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虽然与前代相比更有凝聚力，但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武王伐纣仅仅两年后就去世，因而这一时期政局之中的主要人物是年幼的成王和辅政的周公。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初年所进行的分封制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通过对亲戚、姻亲、功臣、先代贵族的分封，形成了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序列。
这一制度与前代的内外服制度相比，凝聚力更强。但是，这样的凝聚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
为了能够有效地进行统治，巩固武王伐纣的成果，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王朝的覆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将这些反思迅速地投入到实践之中。
在众多的措施之中，实行酒禁就是重要的政策之一。很多后世的人认为，这一时期的酒禁是让各阶层都禁止饮酒，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因为在那一时期，酒这种饮品，并不是普通人在平时就能饮用的。
从酒的酿造工艺和酒的原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酒的酿造。
因此，饮酒这一行为并没有普及，能够在日常饮酒的人一般是有较高身份的贵族阶层，而普通人只能在祭祀之时饮用。
同样，在相距不远的商朝晚期，酒的产量一样也很低，国家对酒的管理也遵循一定的规矩，但是这样的规矩被商纣王破坏了。
史书中“酒池肉林”这样的记载或许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而存在一定的夸大，但是商纣王统治期间，酒类管理的混乱以及统治阶级的乱饮确是不利于国家的管理的。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下初定的西周统治者们决定，以酒这一饮品为切入点进行政策的调整，既是对前代王朝灭亡教训的吸取，也是重构统治秩序的重要一步。
考古人员和史学工作者大胆地猜测，酒禁是配合禁酒令的一种礼仪用品，这类用品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将禁酒的政策推行下去。
它不仅能够给禁酒令的实际操作带来一定的用处，更是能够体现周天子实行禁酒令的态度。
西周王朝的酒禁政策并没有长久地实行下去，在短短的几十年后就呈现了明显的松弛状态。
虽然几十年的时间并不短，但是相较于周王朝八百年的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
那么，为什么周初退行的酒禁政策，在短短的数十年之后就逐渐废弛了呢？其实 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酒禁政策推行力度有限
西周初年，周王朝为了稳固广大的统治区域，进行了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这一制度是非常有成效的。
这不仅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建立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更是较为妥善的将先代贵族、功臣等政治群体巧妙地进行安置。
但是，这样的政治格局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首先从封国的性质来看，不同身份的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
同性亲族的诸侯国与周天子的关系较为亲近，其他身份的诸侯国则较为疏远，只是凭借着政治利益这个纽带进行连接。
将这种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后，一些明显的问题也就出现了。
在周天子实行一些政策的时候，身份不同的各诸侯国所呈现的执行力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与周天子亲近或者距离周天子较近的诸侯国执行得相对较好，而与周天子关系较远或者距离较远的诸侯的执行力就相对较弱。
在考古发掘中，目前出土的酒禁的数量并不多，但是从地理位置的分布来看，大部分的酒禁出土于距离周天子较近的地区，这足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1， 这一地区的酒禁政策实行得较好，因为酒禁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地区相关政策实行得较为彻底。
第2， 西周初年的酒禁政策并不是在周天子所统治的广大范围都彻底地实行起来。那么，一个并没有彻底实行的制度，其在历史长河中消亡的速度可想而知。
2.商周易代逐渐成为历史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著名的《阿房宫赋》中，作者对于秦人失败教训的沉思，它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经验教训和前代历史的遗忘。在西周时期，这种现象就已经上演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历经了成王、昭王等君王之后，已经逐渐远离了武王伐纣那个时代。
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那些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了。正因如此，他们对酒禁等政策的理解也并没有很深刻。
因此，在短短的几十年后，前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已经被淡化，酒禁这样类似的警示性的政策也就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3.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前文曾经提到，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商周时期酒的产量是比较有限的。
因此，酒这种饮品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之人的饮品，或者是只能在祭祀和典仪中才能见到的，并不是普通百姓常见的饮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随着周王朝的封邦建国，周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这使得可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再加之政治环境长时间的稳定，农业发展就逐渐地繁盛起来，这也为酒产量的提高提供了原料的储备。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酒的数量的增加，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酒禁政策的松弛。“君子有酒， 旨且多”的现象逐步在当时呈现出来。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历史的早期。这一时期拥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一项就是文字资料较少，这就为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沿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发掘，一些文物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也通过另一种方式向后世诉说着当年的历史，青铜酒禁的出土就是其中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三千年前的那段历史。
西周王朝的建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这里的重要指的不单单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对中华大地重新规划的时代。
从封邦建国到实施禁酒令，这些政策基本上都是在探索国家的治理方略，都为后世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发挥的基础。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诗经·小雅》中所记载的内容，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西周统治者禁酒令的废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通过禁酒令实施的这一史实，我们从侧面地看出来周天子政策在诸侯国实行的情况，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一件文物的出土，通过与历史事件相联系，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风俗，是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一个重要窗口。
就像青铜酒禁一样，用自身的存在告诉了后人那段西周初年的禁酒行动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酒诰第十三》
《宝鸡石鼓山惊现西周铜禁》
《中国古代史》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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