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13军军长授中将，两位副军长授少将，为何政委仅授大校？|13军军长授中将|副军长|少将|开国中将

13军是一支拥有光荣传统和辉煌历史的队伍，这支部队起源于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73师，在反“围剿”斗争，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1949年后，该部队长期驻守云南，又参与了建国后的一系列战斗，如抗法援越战争，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对印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可谓战功赫赫。

而在1955年授衔时，这支光荣的部队有三位军事干部被授予将军衔，由此可见第13军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将领的贡献。他们分别是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军长陈康，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周学义和炮兵副军长崔建功。

但令人疑惑的是，13军的军长都授中将了，副军长都授少将了，但其政委张力雄却在1955年授衔时仅被授予大校军衔，连“将衔”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按理说张力雄身为政委，就算不能和陈康一样授予中将，至少也应该有个少将吧？为什么最后却只授予了大校，在军衔上甚至还不如两位副军长呢？

我们先看军长陈康的履历，他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本地的赤卫队，1930年加入红军，从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就开始战斗了，堪称老资历。而在随后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陈康的职务也长期高于张力雄，因此军衔高于张力雄也算正常。

而两位副军长周学义、崔建功虽然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耀眼的履历和那么突出的贡献，看起来相对平凡一些。但他们也是兢兢业业，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因此在1955年授衔时也顺利被授予少将军衔。

那么，为什么政委张力雄却只被授予了大校军衔呢？难道是因为他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当然不是！张力雄的军衔偏低其实另有原因。那么，张力雄有着怎样的经历呢？为什么他的军衔相对较低呢？最后又如何了呢？

张力雄于1913年出生于福建上杭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入团，1931年入党。1932年，年仅19岁的他参加了红军，此后参与过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又随西路军进入甘肃，在西路军失败后几经辗转回到延安。

抗战时期，张力雄任抗大1大队2队队长，后来又进入河南北部，参与了豫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解放战争时期，张力雄又参与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重要战役。

如果单看这份履历，张力雄并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就在授衔时“低人一等”了呢？实际上这跟“历史问题”有关，具体来说就是1936——1937年的“西路军西征”。

部分人对长征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认为长征过后红军跟国民党军之间就没怎么打仗了，之后就是西安事变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国民党军依然穷追不舍。蒋介石不甘心让红军就此安稳下来，决心趁着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的机会彻底消灭红军，因此又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因此，蒋介石命令割据山西的阎锡山从东面进攻，割据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西北三马”从西面进攻，他自己的亲信胡宗南从南面进攻，从三个方向杀向陕北。为此蒋介石还亲自前往西安“督战”，这也成为了后来西安事变的起因之一。

为了挫败国民党军的攻势，中央按预定作战计划，以攻代守，组织宁夏战役。根据命令，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先渡过黄河，控制五佛寺渡口，并向中卫、定远营方向活动。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正在支援西北三马的路上，而西路军的目标就是将胡宗南和西北三马各个击破，在胡宗南部赶到前给予西北三马军阀先发制人的打击。

到10月30日，红九军和红五军也相继渡河，渡河总兵力达到了2.1万余人，西路军的西征全面展开。西路军在宁夏、甘肃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此时张力雄也在西路军中，他随大部队进入甘肃，在河西走廊地区与西北三马军阀部队进行了数次血战。在击败西北三马后，中央命令西路军转向南线，重点打击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

但就在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此前曾自立“中央”的张国焘却突然冒出来，将红4、红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得预定重点打击胡宗南部的海打战役落空。南线的胡宗南部得以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切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西路军就这样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而被分割开来，宁夏战役也被迫中止。

1936年11月，中央同意了西路军的西进计划，但要求其在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留下部队驻守，为重新打通西路军和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系作准备。但张国焘再次强行干涉，命令西路军以歼灭马步芳部为目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在甘肃建立新的根据地。

西路军就这样继续西进，与马步芳所部展开血战。但实际上这是张国焘犯下的严重错误，他低估了马步芳所部的力量，并忽略了西路军已成孤军的事实。实际上此时马步芳所部得到了蒋介石的武器支援，而西路军则过于深入，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此期间，“西安事变”发生，尽管在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作出了组建统一战线的承诺，部分停止了针对我党的敌对活动。但他却以无法干涉地方自主权为借口，拒绝下令让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围攻。实际上马步芳之所以进攻西路军，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蒋介石的授意。如果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马步芳也不会过于为难西路军。

但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后有所妥协，骨子里却还是想消灭红军。因此不但没有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反而给予了其一定支持，导致西路军陷入苦战。

1937年1月初，西路军攻克高台县，并在这里创建了新的根据地。但马步芳的军阀部队不久后就追了上来，以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的优势兵力围攻高台，他们还得到了国民党军飞机和大量火炮的支持。驻守高台的红5军依托工事拼死抵抗，这就是“高台血战”。

张力雄所部正是参与“高台血战”的部队之一，他率部先是依托城外工事抵抗，城外阵地失守后又投入守城战。但在几天的血战后，原本被收编的当地民团部队动摇了，打开城门接应马步芳部，结果马步芳的军阀部队得以突入城内。

但即便如此，张力雄还是没有放弃，在城内与军阀部队展开巷战，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奈何寡不敌众，红5军最后还是几乎全军覆没，久经沙场的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壮烈牺牲。此后马步芳部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惊人的罪行，城内红军伤员乃至部分平民都惨遭军阀部队的杀害。

城破时张力雄因腿部受伤在团卫生所包扎，无法走动。由于战事紧急，警卫员将张力雄安置在城内百姓柴维仁的家中后就匆匆离去。柴维仁向来支持红军，他冒着生命危险给张力雄打掩护，让他躲过了军阀部队的数次搜捕，可以说对张力雄有着救命之恩。

此时的张力雄已经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无法回到大部队，还是柴维仁想方设法将他送到了位于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西路军失败后，张力雄又几经辗转回到延安。这一路上张力雄经历了千难万险，在重新看到延安的一切后，他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当时对于张力雄的回归并没有争议，因为西路军的很多战士都是这么回来的。但到了授衔的时候，有人开始拿这段经历说事，对张力雄曾经参加西路军后来又辗转归来的经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张力雄无法证明自己是得到了老乡的救助后归队的，因此有人怀疑张力雄在此期间脱离了队伍，甚至有人怀疑张力雄变节过。

实际上，在建国后，张力雄曾多次寻找当年保护过他的救命恩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找到，而当初曾接纳他的倪家营子西路军总部本身后来也被国民党军占领，西路军残部只能各自突围。这就导致西路军关于张力雄的资料记载落入了国民党之手，而国民党当局自然是不会出来为张力雄证明的。

这样一来，张力雄在高台血战后的经历实际上成为了一段“空白期”。由于当时只有他一个人被柴维仁收留，资料又在战乱中遗失了，当初的救命恩人也未能找到，导致没有人能为他在那段时间的经历提供证明。而1955年授衔时对“历史问题”又看得很重，要求个人历史一定要清清楚楚。由于缺乏对那段经历的证明，张力雄的“评级”实际上被降低了。

因此，相对于没有“历史问题”的军长和两名副军长，张力雄在1955年授衔时的评级确实偏低了，仅被授予大校军衔，还低于两名副军长。

但是，张力雄并未因此怨天尤人，他平静地接受了大校的军衔。在有人为他鸣不平时，他还劝解对方：“和西路军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要说授衔，他们又应该被授予什么军衔呢？能活着见证胜利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坚决服从中央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