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郝梦龄感觉两军对垒，武器装备实力悬殊，弱者唯一凭借的，恐怕就是三个字：“不怕死”。

平津失陷后，日军欲壑难填，兵分三路继续侵略中国。其中第三路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为主力，沿平绥路西进，进犯晋、察、绥，并把战略进攻重点指向山西。

此时，郝梦龄正带着他的部队昼夜兼程，从偏僻的西南贵州赶往山西。

“卢沟桥事变”时，郝梦龄正行进在去四川的途中，他要前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而他的第九军因不愿意、不尽力“围剿”红军，两年前被调往贵州修铁路。

郝梦龄治军非常严格，部队纪律严明。行军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能露营就露营，尽量不打扰老百姓。

贵州修路期间，他部队的一个班长扣留过往商人数担货物，被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了枪决。

国难当头，郝梦龄没有丝毫迟疑，拨马而回，请缨北上，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郝梦龄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他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见他报国心切，加上当时日军沿平汉、平绥路长驱直入，华北前线吃紧，便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山西。

1937年7月中旬，从贵州到湖南的江河里，一艘小火轮拖曳几艘木船，把第九军运到长沙，再经长江运到汉口。郝梦龄在武汉与家人匆匆团聚，告别时，他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郝梦龄的第九军到达忻口已是10月4日，他受任忻口前线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在主阵地阻击来犯之敌。

忻口地势险要，右托五台山，左依云中山，两山间一片河谷。忻口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更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

10月10日，原平失守，日军兵临忻口。

老天似有预兆，忻口连续十天的晴日开始转阴。大战前夜，郝梦龄修家书一封给妻子剧纫秋。情长纸短，字里行间，明明白白，是无比坚定的为国捐躯的决心。

11日清晨，日军以其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向忻口南怀化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当时，首当其冲的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九军。 面对强敌,郝梦龄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战争进入了白热化，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战，血肉横飞，异常残酷。连副与敌接近时，被敌兵刺刀戳穿肚皮，但这个连副用腰带子缠住肚皮，又执刀上阵杀敌。牺牲前，他已砍死两个敌兵。

郝梦龄深知，两军对垒，武器装备实力悬殊，弱者唯一凭借的，恐怕就是三个字：“不怕死”。

两天后，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炮兵主力在南怀化东北的二四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地一昼夜竞易手十三次，尸成山，血成河。第九军在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

郝梦龄在阵地上对战士们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5日夜，总司令阎锡山增派七个旅交给郝梦龄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日军，收复南怀化。

反攻前，在漆黑的夜里，郝梦龄身穿中将军服，头戴德式钢盔，脚蹬马靴，腰间没有像别的将军那样配勃朗宁手枪，而是挂了一支匣子枪。

他一手按枪，一手叉腰，眺望着山下，忽明忽暗的火光照在他刚毅的脸上，像一尊雕塑。

16日凌晨2时，反攻开始。厮杀声、号角声、枪炮声撕碎了夜的宁静，火光映红了天空。在郝梦龄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连克几个山头。

到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要借着夜色，在天亮前赶到独立第五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勿再冒险。

郝梦龄大吼：“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飞身向前沿阵地奔去，一路辗转腾挪，躲过敌人的明枪暗炮。

但他在穿过离敌仅二百米的阵地时，对面突然射来了几条猛烈的火舌，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郝梦龄倒在了血泊中，弥留时，仍大呼杀敌！

郝梦龄是抗战初期牺牲在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1898年2月18日－1937年10月16日），河北藁城庄合村人，抗日英烈，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军长，陆军上将。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