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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29日凌晨2点,撕毁协议的国民党调集兵力,大举向张家口进攻,张家口保卫战正式打响。

郭天民将军带领晋察冀二纵正面防御,而这年初冀察军区的部队裁得太狠,军区此前有20多万人,后仅剩三个纵队。

老蒋的大军来势汹汹,飞机大炮轮番上阵,我方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带着部队与其周旋11个昼夜,与战士保下了怀来,还歼敌1万,缴获美式装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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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阻击战后,不少国军将领对其敬佩不已,称他为“郭铜墙”。

郭天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开国上将,毛主席曾对他和他的“战略骑兵”红九团相当满意。

但鲜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还有些军阀习气,是毛主席的批评改变了他。

那么,那时是个什么情况,而毛主席又是如何批评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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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要靠战士

郭天民在进入红军初期有点军阀习气,主要原因还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

少年时期,他家中贫困,但他自己非常好学性格倔强,所幸在胞叔的帮助下,他还是接受了充足的教育。

1926年的夏天,他在恩师蔡寄鸥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前往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踏上了军旅生涯,在军校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变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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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那时,国共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在学校内也有所体现。

郭天民性格刚烈,常常与向右的同学争辩,辩论双方还会动手,他还是斗争中打头阵的几个人。

正是这样,有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还说他是个共产党,早晚要收拾他。

事实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3月,他才成为党的一员。

他所在的大队里,大队长名叫李亚芬,是个非常正直的国民党人。

李队长很欣赏他,时常劝郭动作“收敛”些,不要到处“生事”。

而在“四·一二”后,广州的局势急转直下,李队长爱才,但因为立场他不能做什么,也明白郭绝不会改变立场。

于是他找到郭天民,跟他讲:“看见没,四面机枪已经架好了,你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你就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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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李队长的保护下,他逃过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屠杀。

1927年12月,他参与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便被编入第四师,担任排长,第二年1月份,部队抵达海丰后,与南昌起义的第二师汇合。

这个第二师,是南昌起义军贺龙、叶挺等人整编而成的,而后海丰又被敌人占领,他还被抓去进了监狱。

好在他一口咬定,说自己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士兵,这才骗过敌人,跟广州的组织接上了头。

而后,他被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被任命为三纵学兵大队的副队长。

自那以后,他就待在了湘赣根据地,在“朱毛”红四军中开展革命事业。

在打仗和带兵两方面,他都相当厉害。他原本所在的学兵大队,就是训练大队,教授战士们基本的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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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个时候红军缺人,所以他是队长又是教员。那时候,他在黄埔军校学的东西就派上了用场。

他教战斗技巧,还教大家战略战术,经他之手培养的战士,后面成为一批批优秀的基层指挥员。

在战场上,他作为教员与大家一起战斗,永远冲在最前面,为学生们示范。

即便子弹穿过身体,他也没有停止指挥战斗,带领众人消灭敌人,结束战斗后,他才倒下。

有一次,医护人员发现子弹擦着他心脏过去,再偏一点,他就没命了。

而在井冈山时期,他因在国军队伍里待过,沾染了些军阀习气,时常打骂士兵,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而毛主席是倡导不要打骂士兵,消除军阀主义带来的影响,他这个“刺头”就被主席给盯上了。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召开,那次郭天民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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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毛主席还担任着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在会上他说到,一定要消除军阀主义残余的影响。

讲到这里,他颇为幽默地批评郭天民,说他是铁匠出身,像打铁一样打人。

也因这段小插曲,他得了个外号“郭铁匠”。

毛主席的这次批评对他影响很大,这也是他处理官兵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在那之后,他时常提醒自己,要关心下属。

他还时常教导自己的部下,说:“指挥员再怎么高明,打仗还是要靠战士打。不懂爱兵的指挥员会毁掉军队,也毁了自己。”

除此之外,他在思想上非常坚定,还曾在毛主席困难时期站出来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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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正确路线

1930年到1932年,这几年时间里,郭天民作战勇猛,又有谋略,很快就从红四军三纵的支队长,升到了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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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30年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开始抓纪律,要抓“AB团”。

那时人人自危,大家都不敢站出来发表意见,生怕被认为是思想有问题。

他不怕,他觉得不舒服,一边跟陈毅将军提意见,一边跟负责此事的同志讲。

他说,不能这样子搞,这是搞垮自身做法,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

哪里来那么多“AB团”?如果把每个部队里都有这么个东西,那红军岂不成了“AB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站出来说话,是很难得的,这也给不少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后,临时中央开始打击毛主席等人,尤其针对一直坚持正确路线的毛主席。

那个时候,郭天民已经是江西军区的参谋长,他再次站出来,替毛主席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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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江西苏区的发展,还有以往四次反“围剿”胜利成果为依据,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不应该被反对。

也因为他站出来说话,后面他被撤职,送到红大学习,并被要求写检查。

他本就性格刚烈,绝不低头,硬是一个字都没有写。

多年以后,旁人再提起这件事,问他:“你胆子怎么那么大?你就不怕自己脑袋不保?”

郭天民听后笑了笑说:“我们湖北人都是杠子头,到死都不会低头。”

他的这一品质,直到晚年都贯彻到底,他坚持说真话,做正确的事。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他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

这年八月份,他奔赴前线,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一职,也就是说他到聂荣臻将军的手底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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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在牛道岭一战中,他带着部队击毙了第四混成旅团的队长清水正夫。

在那之前,此人曾扬言要荡平五台山,带兵进入五台县城。

敌人所要进攻的地方接近军区的首脑机关,因此,聂总等人立刻指挥作战,掩护机关、后方人员撤退。

也就是在撤退的途中,到了牛道岭,部队抓住机会袭击敌人,清水大佐就被打死了。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还是后面聂总看到《福冈日日新闻报》上,在10月6日发布电讯,说赫赫有名的清水大佐在山西肃清战中战死。

30多年后,1969年周总理曾感叹道:“二分区条件艰苦,郭天民、赵尔陆的部队很能打。”

同样也是1938年12月,郭天民出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指挥部队展开敌后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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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指挥艺术相当有自己的风格,善于判断敌情,巧妙用兵,从不优柔寡断,下达指令坚定而不轻率。

晋察冀军区的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一直以来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

光是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他们就“扫荡”过174次,而且每次发动的兵力都在上千人。

郭天民所在的二分区,是军区西大门,不管从离地还是军事上来讲都有着险要地位。

军区大后方就是陕甘宁边区,还有延安中央,这也是为什么日军一门心思反复“扫荡”二分区,妄图吞下这咽喉要地,一举实现他们的野心。

1941年日军合击军区,机关搬到了二分区所在的地平山,四面被围,与敌人仅隔了半座山,情况不容乐观。

为保证机关的安全,郭天民亲派参谋、科长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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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作战科长打电话向上级汇报部队情况,刚要说出部队的方位时,他一把夺过耳机,询问对方是谁。

那科长答不出来,下一刻,他立即命令部队分两路,往南北两边转移。

也是这样让军区和分区机关均顺利脱险,那科长才想起来,在电话里说出哪些内容是失密行为,很有可能被敌方窃取。

郭天民擅长打大仗、游击战,经常带着部队在敌人间穿梭,鲜少吃亏。

他手下的指战员都说:“跟着郭司令打仗,心里踏实。”

除了深受战士们信任,他还有称号叫“八府”参谋长,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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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府”参谋长

“八府”参谋长这个名号,最早还要追溯到1933年老蒋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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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第九团,罗炳辉为团长,蔡树潘为政委,他郭天民则是参谋长。

按理来讲,他这个参谋长管管军事策略,管打仗就行了,但他不是,他什么都要管。

他一边要协助罗团长指挥,要整编和训练部队,另一边还展开社会调查,搞群众工作,筹粮筹款。

很快,红九军这个新军团就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作战上机动性强、敢打敢拼,被党中央和毛主席都称为“战略骑兵”。

罗炳辉对他所做的工作相当满意,逢人便讲起他队里有个什么事都管的“八府”参谋长。

这个“八府”是“八府巡按”,也就是百事都管的意思。

经过毛主席的批评、红九军的锻炼,还有在军区的生活,他自己总结出了一套部队建设的经验,深得刘伯承、陈毅、叶剑英三位元帅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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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同志曾评价他,说是“我军的教育家”,1952年10月,受刘伯承元帅委托,他来到了南京军事学院。

一开始,他还是来学习的,到后面兼任了高级系主任,承担了一部分的领导工作。

1955年9月授衔上将后,中央成立了训练总监部,他担任副部长一职。

第二年,他开始负责陆军方面的训练工作,那个时候军队已经有了一套正规军事训练,一套训练大纲38册。

他都认认真真,一本本读完了,有问题就找业务参谋一起研究。

不仅如此,在平时训练过程中,按大纲走有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也大胆提出,并负责修改。

那个时候,陆军训练部有国内的优秀顾问,还有苏联顾问。

对此,郭天民很尊敬他们,但绝对不会盲目听从他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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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组织演习,一位苏联顾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向那位顾问做了解释,说明了解放军本身的特点以及这样做的重要性。

没想到,那位顾问仍然固执己见,随后大家开始讨论,而那位顾问却突然“哑火”,没有说话了,后面的演习都相当顺利。

事后,别人问他是怎么说服苏联顾问的,他听后哈哈一笑说:“压服的!我让翻译告诉他:‘中将阁下,请服从本上将的指挥’。”

1958年,他再受委托,出任总参院校部部长,一上任,他就带着工作组到处了解院校的情况。

那时,全国上下都处在大跨步前进的状态,地方院校也开始搞教学改革,热情过于高涨。

面对这种情况,他接连开了8个学院教育长、训练部长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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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他提出,搞训练工作,靠的不是一身蛮劲,而是要按教员在训练计划、教学内容、制度上,进行深刻研究,而后才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

可以见得,他在军事训练上的心得多么深厚,而这是他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道理。

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军队里混乱的情况,他还参与了中级军校内的各方面制度的设计,稳定了教学秩序,使之军校再度走上正轨,没有耽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贡献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回到郭天民上将自身,因为常年征战,他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像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建国后,医疗条件变好了,他也忙于学习和工作,仅在青岛进行过短期的休养,工作的这10多年时间里,再也未抽出时间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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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中央批准他离职休养,在这期间他仍继续学习,还替他人作证写材料,帮助他人洗清冤屈。

7年后,他在广州逝世,享年65岁。

回顾郭天民上将的一生,他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事业,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为军队训练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功劳也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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