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身体是女性的吗？|性冲动|性解放|鲍德里亚

最美的消费品：身体

作者丨鲍德里亚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CORPS）。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

布道者根据圣歌的话语不知疲倦地提醒人们，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必须对它进行救赎。几个世纪中，有人不懈努力，试图说服那些没有感觉到这点的人们（可他们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说服过）；如今也有人坚持系统地说服他们相信他们的身体。这便有些奇怪。身体难道不是本来就明摆着的事实吗？看来不是：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的普遍地位同样适用于身体、社会实践及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复现表象。在传统秩序中，比如在农民身上，就没有对身体的自恋投入、戏剧性认知，而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及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神奇视角。

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当前生产/消费的结构在这一主题上促成了与自身身体不和谐（却深刻联系的）复现表象相联系的一种双重实践：作为资本（CAPITAL）的身体的实践，作为偶像（FETICHE）（或消费物品）的身体的实践。在这两种情况中，重要的都是那远未被否定或忽略的身体能够得到毫无约束的投入（取这个词的两个意思：经济投入和心理投入）。

01.

身体是女性的吗？

回到我们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女性及女性身体被赋予的作为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优先载体的问题。因为，尽管很明显，身体向美学/色情的交换价值蜕变的过程在触及到女性之时，也同样触及到了男性（我们为此提出了两个词汇：健身运动和弗里内主义，弗里内主义大致就是由《她》及一些时尚杂志中的女性所代表的——男性健身运动最广泛的范例则表现在[高层]干部的“健身运动”中，它正如广告、电影、大众文学所到处宣扬的那样：敏锐的目光、宽厚的肩膀、灵活的肌腱和运动型汽车。

这一运动范例也包含了男性健身运动：《世界报》启事栏里的高层技术干部也是《他》[作者杜撰的杂志，以与《她》相对。——译者注]中的男性。但是说到底，不管男性范例”或由有些“年轻人”构成的第三性的、“多形倒错”性欲的中间型两性范例在其中占多大比重）——然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女性，换句话说，即这一美学/色情的弥天神话主要是建构在女性基础上的。应该为此找到有别于其他那些范型的原因，如：“性欲，就是女性，因为这是天性使然”云云。确实，在与我们相关的这个历史时代，女性被混同于不吉祥的性别并被认为注定如此。但这种心理/性的宣判完全是受到某种社会奴役的唆使：女性和身体在整个西方历史上遭到了同样的奴役、同样的流放。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对身体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这一符号要求所有被剥削的（因而是危险的）范畴自动获得一种性别界定。黑人也同样被“性别化”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接近天性”，而是因为他们是奴隶、被剥削。

整个文明中的被压抑、被升华了的性欲，必定是和其受到的社会压制、隶属的、构成这一文化自身基础的范畴结合在一起的。

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联结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出于相近的原因，青年的解放也和它们发生在同一时代。）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同步的解放是在女性与性欲之间的基本意识形态混淆根本尚未廓清的情形下进行的——清教的障碍依然纹丝不动。最合适的说法是：女性，既然她以前作为性被奴役，今天作为性被“解放（LIBEREE），那么她只是到今天才获得了充分发展。以至于此后我们看到这种几乎是不可逆的混淆以各种形式加深着，因为正是随着她的一步步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但前提条件是：实际上，表面上解放了的女性被混同于表面上解放了的身体。对女人就像对身体一样，就像对青年以及一切其解放构成了当代民主社会的主题范畴一样，可以说：一切在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性自由、色情、游戏，等等——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这些同时引导着消费以及社会放逐行为的价值是“不负责任”的——这甚至是一种称赞，对名誉的过度强调阻隔了真实的社会经济责任。

女人、青年、身体，他们在被奴役、被遗忘了几千年之后的浮现，实际上构成了最具革命性的可能，并因而构成了对任何一种既成秩序的最根本威胁——他们被一体化、回收成为“解放的神话”。把本属于女性的提供给女人们消费、把本属于青年的提供给年轻人消费，这种自恋式的解放成功地抹煞了他们的真正解放。或者还可以这样做：把青年规定为叛逆（“青年=叛逆”），这种做法可谓是一石二鸟：通过将青年规定为特殊范畴以避免叛逆向全社会扩散，并且此范畴由于被控制在一个特殊角色即叛逆之中而被中和。性解放得到引导、惊人的恶性循环又被用来对付女性：将女性和性解放混同，使它们相互中和。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这并不是文字游戏。消费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集团、阶级、种姓（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这种形式自主化是始于符号或角色系统的形式自主化并且因其而来的。

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作为社会范畴的女人和年轻人地位的“真实”发展：事实上他们更加自由了；他们选举、他们获得了一些权利，他们越来越早地参加工作。

同样我们不可能否认使身体获得护理及乐趣的客观重要性，不可能否认“身体和性欲的额外附加物”，既然如今普通个体都从中获了益。我们还远未达到兰波所说的“梦想的解脱”，但说到底，我们还是承认这一切之中包含有女人的、年轻人的、身体问题的最大的操作自由以及最大的主动一体化。我们想要说的是，这种解放是相对具体的，因为它只是对作为与某种功用性实践紧密联系的范畴的女人、年轻人、身体的解放，还夹杂着或者说具有了某种神话超验性、某种像神话一样的客观性这样的两重性。某些女人的解放（而这是相对于全体女性的解放而言的，为什么不呢？），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个宏伟战略举措的次要利益，是散落的尘埃、借口，那个庞大战略举措就是把性解放的所有社会危害都规定在女性及其身体的概念中，把女性解放的危害规定在性解放的概念中（规定在色情中），凭借女性/物品来消解女性社会解放的一切危害”。

02.

医疗崇拜：“状态”

从人与身体（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身体而主要是功用性且“个性化了”的身体）的现实关系，可以推断出人与健康的关系。健康借助身体工具性表现被界定为身体平衡的普遍功能。借助身体表现的中介，就像借助名望的财富一样，变成了对地位的功用性苛求。由此，它进入了竞争性逻辑，并且表现为对医疗、外科、药剂服务的无限要求——与身体/（部分的）物品的自恋式投入相联系的强制性要求，与个性化及社会流动进程相联系的地位要求——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现代主义者的人权的外延、是自由权及财产权的补充，与“健康权”只剩下一种遥远的关系。

如今，与其说健康是与活下去息息相关的生理命令，不如说它是与地位息息相关的社会命令。与其说它是一种基本“价值”，不如说它是一种赋值。在赋值的神秘主义中，它就是与美直接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它们的符号在个性化范围内相互交流，那是对功能/身体符号的迫切的至善论操纵。将自恋和社会名望联系起来的这种赋予价值的身体综合征，在目前非常普遍的现实中，很明显也是与其反面相联系着的，我们应该将它视作当代伦理的一个要素：无论何种对名望的失望、无论何种社会或心理挫折都即刻被躯体化了。

因此断言说如今医疗实践（医生的实践）被“去魅了”，说人们因为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自由地去看医生，因为他们毫不费劲地（这并非实情）肆意滥用这种普及了的社会供给，所以他们接近了健康和医疗的“客观”实践，这种说法是肤浅的。“普及消费了”的医疗并未丝毫丧失其神圣性及奇妙功用。但显然它再也不是那种传统医疗，像在医生-教士、巫师、游医的本位中那样，依附于对被外在命数觊觎着的实际身体、工具式身体的操作；这在农民及“原始”的观念中似乎还是如此，在他们的观念中，身体并未作为本位、“个性化价值而被内在化。人们不通过身体来进行救赎、来标注自己的地位。身体是劳动工具和神力，即高效的力量。假如它出了毛病，医生就会恢复身体的神力。这类巫术，以及相应的医生地位，趋向于销声匿迹。但它并没有把它在当代“观念”中的位置让给身体的某种客观表现。而是把位置让给了两种互为补充的模态：自恋式投入和赋值——“心理”面和地位面。医生和健康的地位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重新构建起来的。而且只是到了现在，通过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和个体圣化，医学性才获得了大规模发展（正如作为超验制度的专利权是随着“个体灵魂”的神话般的结晶才获得了大发展一样）。

那些原始“宗教”并不讲究“圣化”，它们讲究的是一种集体实践。圣化及以此为任的“主祭修士”是随着救赎原则的个体化（主要是在基督教修行当中）产生的。个体忏悔这种最突出的圣化是随着意识更加深入的个体化产生的。要保留相应的比例，要意识到类比的危险，对我们来说身体和医疗也是如此：正是随着普遍的个体“躯体化”（取该词最广泛的含义，而非其临床医学中的含义），随着身体成为名望和救赎的物品、成为基础价值，医生才变成了“听告解者”、“赦罪者”、“主祭修士”，这一医疗主体才在目前属于他的社会超特权中安顿下来。

在私营化、个性化的身体上，更变本加厉地汇集了各种自我关切和祈祥祛邪、满足与压抑等祭祀导向，——这完全是一堆次要的、“非理性的”消费，其中并不包含治疗目的，而且发展到了违反经济命令的地步（药物的购买有一半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参加社会保险的人）：为什么要遵从这种导向，不就是这种“您必须（而且只要）做出一些付出以期健康在交换之中突然降临”的根深蒂固思想在作祟吗：这里，仪式化、祭祀化的消费比治疗措施更为重要。

这在“低等”阶级那里是对药物的强制性要求，在富庶阶级那里是对医生的要求，医生对后者而言更主要是“身体精神分析学家”，对前者而言则是财富和物资符号的散发者——不管就何种方式而言，医生和药物除了治疗功能之外更具有了一种文化效力，而且作为“潜在”神力被消费。这就是根据与要求身体为之服务的传统伦理相反的一种、完全当代的伦理，命令个体为自己的身体服务（参见《她》中的那篇文章）。人们必须像进行自我修养一样进行自我护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体面的标志。当代女性既是自己身体的修女又是其经理，她负责使其保持美丽和有竞争性。功用和圣化在此不可分离地掺杂在一起。于是，医生的本位中兼具了由于其作为内行而获得的尊敬以及由于其职业的神圣地位而获得的尊敬。

03.

苗条的牵挂：“线条”

对保持身体线条的牵挂可以从同一范畴的命令来理解。当然（只要对其他文化瞥上一眼），美丽和苗条根本没有天然关系。肥和胖在其他时代、其他地方也曾被看做美丽。但那种强制性的、普遍的以及大众化的美丽，那种作为大家在消费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美丽，则是与苗条密不可分的。

美丽在于肥胖或苗条、沉重或轻盈，都是由一种建立在形式和谐基础上的传统规定所决定的。根据目前它与符号相联系的逻辑规定，它只能在于苗条及轻盈，这一规定和物品的功用性或曲线的优雅一样，受到代数经济的支配。从那些模型和模特的身形来看，它更在于苗条甚至消瘦，她们既是对肉体的否定也是对时尚的颂扬。

这一事实也许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其中，假如我们把消费界定为时尚组合程式的普遍化，那么我们知道时尚可以对一切事物、对那些相反的项发生作用，可以一视同仁地对旧与新、对“美”与“丑”（就它们的传统意义而言）、对道德与非道德发挥作用。但它对肥胖与苗条却无能为力。此处有一种绝对的限制。这会不会是因为在（食品的）超消费社会中，轻盈变成了一种自身区别符号？

即使苗条对先前的一切文化和世代、对农民和“低等”阶级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们知道其中并不存在什么自身区别符号，而只有对立形式符号（旧与新，[裙子的]长与短，等等），它们作为区分符号轮流交替以使物资得到更新，而且它们并不绝对排斥对方。然而在“线条”这一时尚突出领域中，自相矛盾的是，时尚循环却不再起作用。其中必然有某种比之区分更加基本的东西。而它应该是和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今时代建立起来的、与自己身体同谋的模式本身相联系着的。

对身体的“解放”造成的后果是将其构筑成关切对象。然而这种关切，和一切与身体及身体感受相关的东西一样，是自我矛盾的，即它绝不只是积极的，而且还是消极的。身体总是作为伴随着这一双重关切”的客体被解放。结果是，令人满足的、漫长的关切过程被我们描绘成身体的现代机制，不仅具有同等的投资能力，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抑制关切的能力。

当代一切与身体相关的集体牵挂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压制性关切。各种形式的卫生保健，以及其关于消毒、杀菌、预防，或者相反，关于混杂、感染、污染的幻景——其目的都是为“器质性”身体祛邪，尤其是排泄和分泌功能——力求通过排泄达到一种光滑的、完美的、无性的、能抵御一切外部侵袭而自我保护的身体的消极定义。

然而卫生保健并非直接承自清教道德。后者否定拒绝、压抑身体。当代伦理则更加微妙地将其置于卫生保健的抽象化之中，置于对被忘却、被查禁欲望的——脱离了肉体能指的纯净之中，使其变得圣洁。这便是为什么（在耳边回响的、强迫性的）卫生保健的要求总是显得很迫切。然而总的说来，卫生保健之虑造成的，并非一种动人的道德，而是一种游戏式道德：它利用身体的一种表面的、肤浅的宗教来“规避”那些深层的幻景。“热爱着”身体的它小心翼翼地防止着身体与欲望之间的任何沟通。总之，它与身体“准备”的祭祀技术、与原始社会中控制而非压制的游戏式技术之间的距离，比起它与清教时代压制性伦理之间的距离，要更近一些。

那种身体的侵略性冲动，是和身体本身同时“获得解放”的，主要不在于卫生保健之中，而更多在于“节食”的禁欲之中。古代社会曾经有过仪式斋戒。那是一些与节日庆祝相关的集体实践（节前或节后的——领圣体前的斋戒——将临期斋戒——狂欢节后的封斋期），它们的功能就是把身体（与食物及“消费”相联系的双重矛盾体）的那种侵略性的、扩散性的冲动完全引导和吸收到集体奉行中来。现在，种种斋戒和禁欲制度，因为不能与普遍的、彻底的身体解放兼容，已经遭到废弃。

我们的消费社会显然不再支持，甚至从原则上排斥一切约束性标准。但是，在把身体全部的潜在满足解放出来的同时，它自以为将一种先天存在的人与其身体的和谐关系解放了出来。这里就有一个难以置信的错误。同时获得了解放而不再受到社会机制集中引导的整个对立侵略性冲动如今都涌进了对身体的普遍关切之中。正是它推动了今天影响着发达国家1/3成年人口（以及50%的女性：美国的调查显示，446位青少年中有300位遵循某种作息、饮食制度）的那种自我压抑的真实事业。就是这种冲动，超越了时尚的（且不可置疑的）规定性，培养了那种不可抑制的、非理性的、猛烈的自我毁灭，其中起初的目标，美丽和优雅，都只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日常惩戒操练的借口而已。身体在一种全面折磨之中，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目标来进行监护、简约、禁欲的危险物品，我们只要把眼睛紧盯着《浪潮》中的那些瘦削、枯瘪的模特们，就可以从中解读出丰盛社会对于其身体必胜主义的完全反向的侵略，和对于其所有自身原则的强烈否定。

线条崇拜中的这种美丽与压抑的组合，——其中身体，在物质及性欲方面实际上再没有什么作用了，而是被作为完全不同于满足逻辑的两种逻辑的载体：模式命令，即社会组织原则，和死亡命令，即心理组织原则——这一组合是我们“文明”的一个巨大悖论。对线条的狂热、对苗条的痴迷如此地深刻，完全是因为这正是一种暴力（VIOLENCE）形式，是因为身体本身在其中变成了祭品，同时就像在祭祀中一样达到了完美并激烈地复苏。这个社会的一切矛盾在此都被归纳到身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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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

《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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