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后黎朝史官吴士连所纂《大越史记全书》中蒙元三征陈朝的历史书写，考察相较于中国史书而言越南官方史书对中越战争历史的记载差异。三次中越交战中，《大越史记全书》总会略写越方的前期溃败而详写后期的反攻，进而呈现出越南国家战无不胜的光荣形象。吴士连身处越南后黎朝鼎盛的黎圣宗时代，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增强是其不顾事实的书写中越战争历史的根本原因。探明《大越史记全书》的这一书写特点，无疑会为蒙元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源于域外的不同视角。

关键词：《大越史记全书》 蒙元 越南陈朝 历史书写

十三世纪初蒙元军队横扫欧亚大陆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蒙元曾三次用兵越南陈朝，但均以失败告终。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叙述了蒙元与越南陈朝三次交兵的战事始末。检讨这一部分记载不仅可以获得中越关系的重要史料，也可以透过这些史料了解古代越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而窥见古代中越关系的历史。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对蒙越战争史实的梳理与考证，很少利用双方史籍记载的差异探讨越南史籍的书写问题。倘若我们究明越南史籍对蒙元史事的书写特点，不仅可以提供一只考察蒙元史的“异域之眼”，还能揭示出在中越两国处于敌对关系时越南民族对中国的独特心理。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以《大越史记全书》为中心，考察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越南史家对蒙越三次交战历史的具体认知，并对影响这种历史书写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略作探讨。

一、吴士连与《大越史记全书》的编纂意图

越南古称安南，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历史上的文物制度多效法中国。越南古代之史学亦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刻影响下产生并成长的。随着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南史学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其中《大越史记全书》应该是越南史学史上具备这种自主意识的典范代表。《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本成书于后黎朝黎圣宗洪德十年（1479），是作者吴士连模仿《通鉴》与《春秋》编纂而成的编年体本国通史。有关该书的编纂意图，我们可通过吴士连所作《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窥其斑豹，其曰：“史以记事也，而事之得失，为将来之鉴戒。古者列国各有史，如鲁之《春秋》、晋之《梼杌》、楚之《乘》是已。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乃天启真主也，所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奈史籍阙于纪载，而事实出于传闻，文涉怪诞，事或遗忘，以至誊写之失真，纪录之繁冗，徒为嵬目，将何鉴焉。”从中可见，第一，吴士连具备以史为鉴的精神，认为史书记载史事之得失，目的在于为后人提供鉴戒，换言之便是强调史书的经世致用，无论《春秋》还是《梼杌》莫不如此，此乃史书之公例。第二，吴士连认为越南与中国血脉同源，其始祖均为神农氏之后，为“天启真主”，地位一点也不逊于中国。所谓“能与北朝各帝一方”，乃是跟中国分庭抗礼之意。也就是从始祖开始，越南就应该是跟中国平起平坐，而不是北朝中国的附庸。第三，在吴士连看来，尽管越南自古以来自帝一国，但后来各朝史籍却只据传闻，“文涉怪诞”，记载失真，即使留下的记录不少，也只是摆设，“徒为嵬目”，于事无补，焉能作为后世鉴戒！因此他要一改前史谬误，重新撰写一部能为后世鉴戒的真正史书。

深具“鉴戒”意识的吴士连，为了彰显越南能够比肩于中国的“独立自主”观念而编纂了《大越史记全书》。由是之故，书中凡是跟中国相涉的史事，总会反映出越南的自主独立意识。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针对《大越史记全书》里中越两国交战的史事，吴士连皆是以本国为中心展开书写，而其中的蒙元三征陈朝的历史，正是一个极具典型的案例。蒙元曾三次用兵越南陈朝，皆未使其屈服。根据吕士朋等人的研究可知，三次交战的经过皆可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蒙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攻陷陈朝首都升龙（今河内），陈朝军队兵败如山倒；后一阶段因气候或粮草等问题，蒙元被迫撤军还国，陈朝军队趁势反败为胜。《安南志略》《元史》和《大越史记全书》等中越史籍对这三次蒙越交战的来龙去脉均有记述。与成书于元代的《安南志略》与明初的《元史》等中方史籍相比，《大越史记全书》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追求本国独立自主的强烈意识。以下我们将主要以中方史籍为参照，具体地针对《大越史记全书》在书写蒙元三征陈朝历史时的取舍、选择与建构进行分析。

二、兀良合台征讨越南陈朝

蒙古宪宗三年（1253），出于灭亡南宋的目的，忽必烈率大军穿过藏彝走廊攻灭大理国，形成对南宋的包抄之势。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国后北返，留兀良合台经略云南。宪宗七年十一月（1257），兀良合台率部自云南途经安南边邑，意图北上广西、湖南，合蒙古大兵于湖北，以征讨南宋。蒙元对越南陈朝的首次军事行动，实为经略云南的延伸，目的是让陈朝归附，并无兼并之意。据《元史·安南传》载，兀良合台先是派了两名使者往谕安南，不返，继而“遣彻彻都等各将千人，分道进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复遣其子阿朮往为之援，并觇其虚实。”陈朝亦派兵沿江布防，阿朮遣军将前线的情况还报。兀良合台收到情报后倍道兼进，令彻彻都为先锋，阿朮殿后。十二月，蒙古军集结于江边。阿朮大败陈朝水军，“虏战舰以还。”兀良合台亦破其陆军，后又与阿朮合击，大败之。彻彻都则因未按兀良合台事先之部署，致使安南国王陈煚逃脱，窜入海岛。兀良合台率部进入陈朝首都升龙后，“得前所遣使于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比释缚，一使死，因屠其城。国兵留九日，以气候郁热，乃班师。”

与中方史籍所见蒙古首次用兵越南陈朝的战事经过相比，《大越史记全书》的叙述取向显得颇为不同。其曰：

（宪宗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元将兀良合䚟犯平厉源。帝自将督战，前冒矢石。官军少却，帝顾左右，惟黎辅陈即黎秦。单骑出入贼阵，颜色自若。时有劝帝驻驿视战者。辅陈力谏曰：“今陛下特一孤注耳，宜避之，岂可轻信人言哉。”帝于是退次泸江，辅陈为殿，贼兵乱射。辅陈以舟板翼之，得免。虏势甚盛，又退保天幕江。从帝议及机密，人鲜有知之者。帝御小舟，就太尉日皎船问计。日皎方靠船，坐不能起，惟以手指点水，写“入宋”二字于船舷。帝问星罡军何在，星罡，日皎所领军，对曰：“征不至矣。”帝即移舟问太师陈守度。对曰：“臣首未至地，陛下无烦他虑。”

史臣吴士连曰：日皎同姓大臣，寇至怯慄，无扞御之策，又导其君以出寓之方，将焉用彼相哉。

二十四日，帝及太子御楼船，进军东步头逆战，大破之。元军遁归，至归化寨。寨主何俸招集蛮人袭击，又大破之。

从中可知：第一，在抵抗蒙古军以及掩护国君陈太宗败退的叙事中，《大越史记全书》对陈军具体的战败经过叙述简略，只以“官军少却”、“虏势甚盛”等片语简单带过，却将叙述重点放在黎辅陈忠勇行为的刻画上。在战败的叙事中，塑造一位忠君报国不怕牺牲的人臣形象，很容易让读者有种“南国有人”的感觉，此处有关黎辅陈的叙事情节无疑是吴士连的有意编排。第二，《大越史记全书》随即写道陈太宗就兵败的形势，分别问计于太尉陈日皎与太师陈守度，得到了正好相反的回答。日皎主张弃国投奔南宋，守度主张誓死抗蒙，吴士连在评论中批评了日皎的怯懦无用。这一叙事情节恐怕是吴士连的虚构，目的是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彼时国家形势的危机以及主战派抗战到底的决心，进而为后文安南陈军击败蒙古军队的叙事做好铺垫。第三，在以上《大越史记全书》涉及的人物中，无论是黎辅臣还是陈日皎、陈首度均运用了语言描写。吴士连通过虚构历史人物的语言，生动地展现出其性格特征，进而渲染出安南精英维护民族独立自主的爱国精神。第四，《大越史记全书》写道：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蒙元军队在东步头遭遇由陈太宗父子率领的陈朝水军的进攻，大败而遁归。在溃退的过程中，蒙军又于归化寨被寨主何俸率人阻击，最终狼狈撤出安南。但回看《元史》则只有“国兵留九日，以气候郁热，乃班师”的记载，并无蒙元军队战败的叙述。另据当时被南宋朝廷派往广西筹画边防事宜的湖南安抚使李曾伯言：“录到安南国伪尚书等公牒……其公牒不言敌兵之败，乃言交兵之溃”；“见得敌兵虽犯彼国，十二月末已自退遁。”可见，蒙古很快撤军主要是因越南炎热的气候，绝非军事上的失败；在撤退的过程中，蒙军也并未遭遇过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挫败。显然，以上蒙军被陈朝军队击败的情节可信性不大。

宪宗八年（1258）春，迫于蒙古军队的强大威胁，安南国王陈太宗陈煚主动派遣使节请求内附。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应陈煚之请封其为安南国王，准其三年一贡。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陈朝的政治控制，至元四年（1267），蒙元诏谕安南以“六事”。面对蒙元的要求，陈朝方面总是虚以委蛇。事实上，自宪宗八年陈氏“内附”后，蒙古就致力于平灭南宋，根本无暇顾及越南问题。

三、脱欢首次征讨越南陈朝

至元十六年（1279）平宋后，忽必烈将目光投向海外诸藩。至元十九年（1282），占城新王“负固弗服”，忽必烈命唆都为将跨海远征占城。但唆都的征占部队旋即失利，而派出的海路援军又屡遭挫败，忽必烈遂命镇南王脱欢发兵经由安南再征占城，并令安南助军给粮。而安南陈王则以“其国至占城，水陆非便”为由拒绝，还“调兵拒守丘温、丘急岭隘路”地方。蒙元与陈朝第二次交兵的序幕就此拉开。《大越史记全书》将蒙元此次出兵说成为“元帝遣太子镇南王脱驩、平章阿剌及阿里海牙等领兵，托以假道征占城，分道入寇”。显然，吴士连认为蒙元的“假道征占”只是借口，“入寇”越南才是实情，可见以吴士连为代表的越南精英对中原王朝的猜忌和警惕心理。

蒙越第二次交兵的前一阶段，蒙元军队节节胜利，成书最早的《安南志略》对这一阶段的战事经过记载最详。镇南王脱欢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二十一日，率军次于安南边界，分兵东西两路以进。尽管安南兴道王陈国峻事先已在各军事要地部署以待，但蒙元军队势如破竹，陈军却不断败退。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十三日，脱欢率军攻入陈朝首都升龙，陈朝君臣撤至各地继续抵抗。《元史·安南传》中除了叙述这一元胜陈败的战事经过外，还穿插了元陈之间的多次“移书”，蒙元提醒陈氏此次出兵的目标是占城，敦促其能“借道助粮”，但陈氏君臣不为所动。元军攻入陈朝首都后，进一步了解了越南陈朝的国情，例如“上皇制”、陈氏对蒙元用兵的态度和皇宫规制等。

再看《大越史记全书》对此的叙述，吴士连对交战经过只用“官军与战不利”、“官军失利”和“官军溃奔”、“获我军……杀之甚重”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显然陈军战败的史实不是吴士连关注的重点。在对战败经过的简单叙述中，吴士连插入了一段杜克终出使元营的情节。元军至东步头时，陈仁宗想派使节前往元营打探虚实，祗候局首杜克终毛遂自荐。吴士连花费颇多笔墨详细交待了杜克终与元将乌马儿之间的对话。面对乌马儿的指责刁难与恐吓威胁，杜克终不卑不亢地以理应对。杜克终走后，乌马儿对元军诸将盛赞此人，还发出“彼国有人，未意图也”的慨叹。吴士连通过虚构杜克终与乌马儿的对话，展现了杜克终的人物性格。但中方史籍中除了有过几次元陈之间“移书”往来的记载外，并未有过任何所谓杜克终出使元营的史迹。

显然，这一杜克终出使元营的情节应是吴士连的“后来之笔”，目的是想展现越南精英在面对蒙元时睿智忠勇的形象，以彰显“南国有人”。《大越史记全书》接着写道正月“十三日卯时，克终自元军回。贼蹑至，与官军相敌”。十三日这一天正是《安南志略》中所载元军攻占安南首都升龙的日子，而吴士连只用“与官军相敌”简单带过，根本没有提及本国首都失陷的事。《元史·安南传》中所述元军进入升龙后的诸多细节，吴士连更是只字未提。想必首都失陷这等并不光彩的事，吴士连干脆对其进行“遗忘”处理。

元军占领陈朝首都后，继续追击流窜于各地的陈家势力，时“日烜（陈圣宗）引宗族官吏于天长、长安屯聚，兴道王、范殿前领兵船复聚万劫江口，阮盝驻西路永平，行省整军以备追袭”。正月二十一日，元军“破天汉隘，斩其将保义侯”，继而“右丞宽彻引万户忙古、孛罗哈答儿由陆路，李左丞引乌马儿拔都都由水路，败日烜兵船，禽其建德侯陈仲。日烜逃去，追至胶海口，不知所往”。与此同时，元廷下诏远在占城的唆都部北上，与脱欢部夹击安南陈军。唆都部“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清化、义安悉降”。其间陈朝军队屡战屡败，陈王播迁不定，投降元人者为数甚多。三月九日，“唐古戴舟师入海，围世子（陈圣宗）于三峙，几获之”，十五日，“国弟昭国王陈益稷率其属来附。唆都复入清化，招来附者”。

针对中方史籍中陈氏丢失首都后被元军追击而四处流窜的经过，《大越史记全书》依然略写战事，而将书写的重点放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各异的南国人物身上。保义王陈平仲于天幕地方战败被擒，元人便以王爵诱其降，陈平仲在大义凌然地说出“宁为南鬼，不为北王”后英勇就义。这位保义王很可能就是《安南志略》中提及的保义侯，但他是否如《大越史记全书》所写这般慷慨赴死，则是很令人怀疑的。在叙述到挈家投降元朝的昭国王陈益稷时，吴士连还为其作了小传。他说陈益稷曾通过云屯商人招引蒙古大军南下以成全其政治野心，还说蒙元惨败后他因心怀愧疚而客死中国。然而，据《安南志略》载，陈益稷去世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享年七十六岁，距离他投降元朝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很难想象是因愧疚而死。可见，吴士连对叛国者陈益稷充满了敌意。总之，吴士连对于陈朝战败叙事中的南国人物书写，可分为正反两类，一是在抗敌过程中立有功勋的人；一是临阵倒戈的投降派。但无论正派反派，吴士连书写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即彰显越南国家自主独立之不可撼动。

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四月起，战争进入后一阶段，局势发生逆转。安南军兵“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而元军则“困乏，死伤亦众，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越南地处亚热带，从四月开始气候转热，元方“军士疾作，涨潦冒营”。在此形势下，陈朝军队发起了战略反攻，蒙元军队无奈败归回国。中方史籍对这一阶段的战事记载相对简略，而《大越史记全书》却要详细得多，两相对比，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其一，关于陈朝军队收复首都升龙及附近。对此，《安南志略》仅载“夏四月，安南乘势攻复罗城（首都）。五月五日丁丑，咬奇与万户弩伏兵其宫，击散。乃渡泸江，会镇南王，翌日班师”，对具体的战事细节并未多言。另据《经世大典》载“四月，交兵大起，其兴道王攻万户刘世英于阿鲁堡，忠诚王攻千户马荣于江口，皆杀退。既而水陆来攻大营，城围数匝，虽多死，增兵转众。官军朝暮鏖战困乏，器械皆尽，遂弃其京城，渡江屯驻，寻班师”。可见，元军是在安南陈军全力围攻之下被迫退出安南首都的。而《元史·安南传》则载“官军聚诸将议……遂弃其京城，渡江北岸，决议退兵屯思明州。镇南王然之，乃领军还。是日，刘世英与兴道王、兴宁王兵二万余人力战。又官军至如月江，日烜遣怀文侯来战”。不难发现，与前两部史籍不同，较晚成书的《元史》将元军从陈朝首都撤出说成是主动为之，而对随后与陈军的交战亦未言其胜负。再看《大越史记全书》则有“自贼处逃赴御营奏报云：上相光启、怀文侯国瓒及陈聪、阮可腊与弟阮传率诸路民兵败贼于京城、章阳等处。贼军大溃。太子脱驩、平章阿剌等奔过泸江”的记载。此处吴士连只是通过奏报的形式提及了元陈两军于京城、章阳等处的战况，却并未具体叙述交战的细节，或是因不便透露首都升龙早被元军占领的事实。

其二，关于咸子关之战。此战役不见于中方史籍，但《大越史记全书》却将其重点载述，如下：

唆都元帅领兵五十万，由云南经老挝，直至占城，与元人会于乌里州，寻冦驩、爱，进驻西结，期以三年削平我国。帝与群臣议曰：“贼众积年远行，万里辎重，势必疲弊。以逸待劳，先夺其气，破之必矣。”夏四月，帝命昭成王〈缺名〉、怀文侯国瓒、将军阮蒯等，领捷兵迎战于西结步头。官军与元人交战于咸子关，诸军咸在。惟昭文王日燏军有宋人，衣宋衣执弓矢以战。上皇恐诸军或不能辨，使人谕之曰：“此昭文鞑也，当审识之。”盖宋与鞑声音衣服相似，元人见之，皆惊曰：“有宋人来助！”因此败北。初，宋亡，其人归我。日燏纳之，有赵忠者为家将。故败元之功，日燏居多。

查《元史·唆都传》可知，唆都部征占城本是从海路进发，此处吴士连却言其“由云南经老挝，直至占城，与元人会于乌里州，寻寇驩、爱，进驻西结”，但这条路线道远且路阻，根本不适合行军。元陈两军交战于咸子关（距离河内东南方向不足20千米的红河东岸咸子洲），陈朝军队大胜，吴士连特意强调了流寓安南的宋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而其中运用的语言描写则可透露出此乃吴士连于事后建构的文本。综合来看，吴士连所述的这段咸子关之战，虚构的色彩明显，可信度值得怀疑。但流寓安南的宋人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应是事实。

其三，关于脱欢部撤军回国的经过。镇南王脱欢决定班师后，安南陈军对其展开追击。《安南志略》载“安南兵追至南册江。右丞李恒殿击退之，斩兴道王义勇陈绍”。又据《元史·安南传》载“行至册江，系浮桥渡江，左丞唐兀等军未及渡而林内伏发，官军多溺死，力战始得出境”。另据《元史·李恒传》载“蛮兵追败后军，王乃改命恒殿后，且战且行。毒矢贯恒膝，一卒负恒而趋。至思明州，毒发，卒，年五十”。可见，脱欢部是在陈朝兴道王部追击之下狼狈撤军回国的；其中李恒为了掩护脱欢，不幸中了安南兵的毒箭，回到广西思明府后毒发身亡。再看《大越史记全书》的对应记载：“兴道王又与脱驩、李恒战于万劫，败之，溺死甚众。李恒以兵卫脱驩还思明，我军以药矢射中恒左膝死。裨将李璀收余卒五万人，以铜器匿脱驩其中，北遁至思明。兴武王追之，以药矢射中李璀死，元兵大溃。”与中方记载相比，有几处值得注意，一是李恒中毒箭后并非回国而是立刻死去，接替他的裨将李璀收拾残兵继续作战；二是李璀将脱欢藏匿于铜器中偷运回广西思明；三是殿后的李璀又被前来追击的安南兴武王以毒箭射死，元军大溃。这三处与中方史籍颇有出入的桥段，强化了在战败撤退时蒙元官兵狼狈与凄惨的形象。

其四，关于唆都部几近全军覆没的过程。据《元史·唆都传》和《安南志略》可知，唆都部在得知脱欢部班师后，亦图北上返国，但终因陈朝军队的阻击而几近全军覆没，唯有乌马儿、刘珪驾小船得以逃脱免死。再看《大越史记全书》对唆都部的记载：

（五月）七日，谍报云唆都自清化来……十七日，唆都与乌马儿自海再来犯天幕江，欲会兵京师，相为援。游兵至扶宁县，本县辅导子何特上峙山固守。贼屯巨陀洞。特以竹编作大人形，衣以衣，暮夜引出入，又鑚大树，取大箭插入其中，使贼疑射力之贯。贼惧，不敢与战。我军遂奋击破之。特追战至阿腊，为浮桥渡江，酣战死之。弟彰为贼所获，盗得贼旗帜、衣服逃回，以之上进，请用彼旗假为贼军,就贼营。贼不意我军,遂大破之。

二十日，帝进次大忙步,元总管张显降。是日，败贼于西结,杀伤甚聚,斩元帅唆都首。夜半,乌马儿遁过清化江口。二帝追之不及,获其余党五万余以归。乌马儿仅以单舸,驾海得脱。

第一段史料中有唆都与乌马儿的军队进至扶宁县后被何氏兄弟施计打败的情节，但在《安南志略》与《元史》中找不到对应的记载。何氏兄弟所用计谋之真实性令人生疑，不消说何特迷惑敌人的手法过于儿戏荒诞，何彰被元军俘虏后竟然能轻易盗取元军旗帜与衣服逃回，最终还能利用元军旗帜深入元营大破之，这些情节未免过于戏剧化。另外，扶宁县今属越南富寿省，位于首都河内的西北部，而唆都部“自海再来犯天幕江”的天幕江属兴安省，位于河内的东南部，两地风马牛不相及，足见“游兵至扶宁县”的情节甚为无稽。总之，这一段文本恐怕亦是吴士连的建构之作。第二段史料的记载与中方所述大致契合，“元总管张显”应该就是《安南志略》中的“礼脚张”，至于唆都于何地以及何种方式战死则两方史籍记载不一，尚难定论。

在以上关于越南陈朝军队进行战略反攻的叙事中，《大越史记全书》将战事的具体经过作为书写的重点，与前一阶段战事被动时以人物为主体的书写特征颇为不同。为了凸显出陈朝军队的光荣战绩，吴士连在叙述的过程中有选择地书写史事或将某些史实夸大，甚至还虚构了一些不实的情节。

四、脱欢再次征讨越南陈朝

至元二十二年（1285）蒙元军队在安南的惨败使得忽必烈极为恼怒。在休整了一年多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忽必烈下令再征安南，“置征交趾行尚书省，奥鲁赤平章政事，乌马儿、樊楫参知政事总之，并受镇南王节制”。此次蒙元用兵越南陈朝的决心、规模与力度都远超前两次。

对于蒙越之间第三次交兵的经过，与前两次大同小异。对比中越两方史籍关于此次战事的记载，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首先，吴士连将至元二十四年最后两个月的战况描绘成陈朝军队获得优势的画面。据《安南志略》《元史》可知，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镇南王脱欢率领大军进攻安南陈朝。大军分海路、广西陆路、云南陆路三面，其中广西陆路又分东、西两道。广西东路由脱欢亲自统领，经过可利隘（今陆南江流域），破女儿关（又称婴儿关，今属谅山省）至万劫（今海阳省至灵县万安）；广西西路由程鹏飞等率领，经老鼠关（又称支凌隘，今谅山省南端）一路过关斩将，十七战皆获大捷，至万劫后与脱欢部会师；云南陆路由爱鲁率领，破木兀门（今山西省白鹤县附近），直捣升龙；海路由乌马儿等带领，舟师进至万宁水口，大败仁德侯于浪山，陈军溺死数百人，获船数十艘。乌马儿急功轻进，不顾居后之张文虎粮船，致使粮陷。十一月二十七日，脱欢“次万劫，诸军毕会”，十二月三日脱欢部至四十原，因粮船不至，遂派乌马儿督其兵四处掠粮。二十三日，脱欢统领水陆两军进击陈朝首都升龙，月底，陈朝君臣弃城而去，升龙落入元军之手。

再看《大越史记全书》对至元二十四年最后两个月的叙述，其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兴道王陈国峻就元军来犯的两次发言，吴士连利用对兴道王两段简短精炼的语言描写，生动地展现出陈朝统治阶层在维护国族独立自主时的决心；二是吴士连重点叙述了陈军击败元军的四次战役：兴德侯率领的禁军以毒箭射杀元兵甚众进而大败元军的“冷泾关之战”（位于支凌隘西南方向）；仁德侯败蒙元水军，致使元兵溺亡甚多并获四十俘虏及舟船马匹兵器的“多某湾之战”；兴道王与统领圣翊勇义军的阮识击败元兵的“大滩口之战”（今北宁省嘉平县东部）；仁惠王陈庆余击败元军运粮水军并缴获无数军粮器械的“云屯海战”（今广宁省云吞县）。其中与前三次获胜的战役只是简单交代不同，针对仁惠王领导的云屯海战吴士连叙述最详，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此战对整个战局的决定意义。不过有关陈朝军队失利的记载却只有短短两处：“元朝太子先锋阿台与乌马儿会兵三十万进犯万劫，既而顺流东下，巴点、旁河人皆降”；元朝水军进犯云屯，云屯副将仁惠王“庆余接战失利”。不难发现，《大越史记全书》对至元二十四年最后两个月的战事记载颇有问题，本来是陈朝节节败退最终丢失首都的战况，却被吴士连选择性的书写建构成一幅陈军接连取胜的画面，丝毫看不出陈氏不断溃败的事实。其书写的四次获胜战役中，恐怕只有仁惠王陈庆余袭击元朝运粮船一役真实性更大，但也有夸张的成分。张文虎部粮船在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因乌马儿贪功冒进，居后失援，遂于十二月次云屯，在此遭遇了陈庆余部的攻击。但双方交战的结局并非如《大越史记全书》所载“击败之，获虏军粮器械不可胜计，俘虏亦甚多”。事实是，张文虎在料想不能取胜的情况下，为尽快摆脱不利局面，而将部分粮食沉于海底，并没有便宜陈军。而摆脱陈军攻击后的三艘元朝粮船最终先后集合于琼州，与总共十七万石的粮草相比，损失的部分不算多。但经此一役，被切断粮食补给的蒙元军队不得不面对师老粮尽、天气渐热的不利局面。

其次，吴士连对至元二十五年（1288）一、二月战事的篡改。是年正月，夺取陈朝首都后的蒙元军队继续追击安南陈王。同时，脱欢“命乌马儿将水兵由大滂口迓张文虎等粮船”，又命奥鲁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粮，进而击破了安南的多个军寨。十一日，乌马儿“与彼战于多鱼口，潮落而散。张文虎先遇敌于安邦口，粮陷，乘单舸走还钦州”。二月，脱欢引军回驻万劫，“乌马儿由大滂口趋塔山，遇贼船千余，击破之；至安邦口，不见张文虎船，复还万劫，得米四万余石”。因张文虎等粮船不至，且天气转热，诸将恐怕“粮尽师老，无以支久，为朝廷羞，宜全师而还”，于是脱欢决定班师。二月底，命乌马儿、樊楫将水兵先还，程鹏飞等护送脱欢由陆路还。

再看《大越史记全书》关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一、二月的记载：“正月，乌马儿进犯龙兴府；初八日，安南陈军又于大滂海外与元军会战，俘获元方哨船三百艘、首级十颗，元兵多有溺死者”；“二月十九日，乌马儿又进犯安兴寨”。两相比对可知：乌马儿确曾率水军试图于大滂海处迎张文虎部粮船，随后也有为了解决粮食危机而攻略诸寨的军事行动，但中方史籍中并未有任何元军战败的叙述。是年正月初，元军的势头正猛，如果真有吴士连所谓的大滂海外元陈之间会战的话，元军败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认为，大滂海之战与前述陈军获得的四次胜仗相同，均出自于吴士连的事后建构，真实性存疑。

再次，吴士连对蒙元军队败退叙事的建构。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蒙元军队班师，对于其在班师途中被陈朝军队攻击惨败回国的过程，《大越史记全书》如此叙述道：

三月八日，元军会白藤江，迎张文虎等粮船，不遇。兴道王击败之。先是，王已植桩于白藤，覆丛草其上。是日乘潮涨时挑战佯北，贼众来追。我军力战。水落，贼船尽胶。阮蒯领圣翊勇义军与贼战，擒平章奥鲁赤。二帝将军继至，纵兵大战。元人溺死不可胜计，江水为之尽赤。及文虎至，两岸伏兵奋击。又败之。潮退甚急，文虎粮船阁桩上，倾覆殆尽。元溺死甚众，获哨船四百余艘。内明字杜衡获乌马儿、昔戾基玉，献于上皇。上皇命引登御舶，同坐与语，欢饮卮酒。脱驩及阿台领众遁归思明，土官黄诣擒之以献。二帝驾回龙兴府。十七日，俘贼将昔戾基玉，元帅乌马儿，参政岑段、樊楫田、元帅、万户、千户献捷于昭陵。

吴士连的书写中值得注意处颇多：乌马儿军至白藤江处并非是在迎接张文虎的粮船，而是班师回国途经至此。蒙元水军确实中了陈军的诡计，乌马儿部全军覆没，乌马儿本人也的确被俘。但由上文可知，张文虎部于至元二十四年底漂流至琼州后，至元二十五年正月第二次运粮至安邦海口，不幸的是仍未得到乌马儿的接应且在遇敌后再次粮陷，文虎仅“乘单舸走还钦州”。此后中方史籍再未有张文虎部运粮至安南的记载，所以上引文本有关张文虎部参与了白藤江之战的叙事恐怕是吴士连的错置。平章奥鲁赤是蒙元陆军将领，跟随脱欢由陆路返国，不可能在白藤江海战中被阮蒯所擒；所谓昔戾基玉其人，在中方史籍中只有昔都儿可与之对应，而昔都儿也是跟随脱欢返国的陆军将领。脱欢率领的陆路诸军尽管在撤退过程中受到阻击，损失惨重，来阿八赤还以先锋的身份苦战而死。但在昔都儿的奋战掩护下，脱欢最终得以间道安全地返回思明。忽必烈则因脱欢两伐安南无功，辱国丧师，惩罚他终身不得觐见。中方史籍并没有任何元军陆路将领被俘虏的记录，而《大越史记全书》却道“脱驩及阿台领众遁归思明，土官黄诣擒之以献”。如果脱欢等人真被俘虏的话，在随后安南献俘昭陵的纪念活动中不会只言乌马儿等人而不言元军最高统帅脱欢。总之，在书写蒙元军队班师回国，陈朝趁势反攻的文本中，吴士连篡改或增添了不少情节，使文本呈现出一副远比事实浮夸的元败陈胜的画面。

结语

综上所述，当蒙元处于攻势而越南处于劣势时，《大越史记全书》会略写战事经过而重点书写陈朝的各色历史人物，甚至还会罔顾史实以掩盖自身的溃败。这样的历史书写策略可以凸显出越南陈朝面对蒙元入侵时的不屈不挠，以及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不懈努力；当蒙元撤军回国而陈朝处于战略反攻时，《大越史记全书》则重点叙述陈军攻击元军进而反败为胜的战事经过，其中不乏运用夸张、改篡的书写策略来渲染陈朝军民的英勇无畏与蒙元军队的狼狈不堪。历史文本产生于社会情境之中，是社会情境的折射。《大越史记全书》对蒙元三征越南陈朝历史的书写之所以体现出上述特征，与作者吴士连所处之后黎朝的政治情境密切相关。

后黎朝建于反明独立战争之后，一方面接受了明朝以程朱理学立国的文教政策，全面认同文化中国；另一方面在国族自立意识的激发下努力学习明朝的官僚君主制，以此抗衡政治中国。黎圣宗统治时期，越南封建制度的发展达于鼎盛，文化上力争与中国同源平等，政治上强调与中国区分并立的国族主义主张，更是成为了黎圣宗时代越南精英念念不忘的情意结。吴士连所说“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乃天启真主也，所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正是这种心态的折射。而《大越史记全书》中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始终坚持并维护本国的立场与尊严来书写蒙元与陈朝的三次战争，也恰是由吴士连的此种心态决定的。

国史是官方理性与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吴士连深知史书的“鉴戒”功能对于现实政治的作用。在根据越南国家与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编纂《大越史记全书》时，吴士连面对涉及国族利益的历史势必会牺牲原本史家应该坚持的史学“求真”精神，这就提醒我们在处理涉及中越两国的史事时，要跳出一国史的窠臼与羁绊，采取综合全面的视角考察，方才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文要感谢内蒙古社科院翟禹老师的指点！

来源：董劭伟等主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第7辑（AMI入库集刊），注释略。

【作者简介】彭崇超，南开大学中国史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