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其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的埃兰王国。公元前553年，波斯帝国崛起于法尔斯，居鲁士二世于前550年推翻米底政权，继而扩大帝国领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鼎盛时期，波斯帝国囊括了尼罗河和印度河之间的辽阔疆域。彼时，波斯文化与希腊文化交相辉映，成为古代世界靓丽的风景线。
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可以追溯至前伊斯兰时期。其时，有限的商贸和局部的战争成为二者交往的主要方式，揭开了双方文化交往和融合的序幕。该时期萨珊帝国文化底蕴深厚，阿拉伯半岛则始萌文明雏形。因是之故，无论在物质文明领域，还是精神文化层面，波斯人的成就都远在阿拉伯人之上。
波斯帝国的西侵野心与希腊城邦的利益相冲突，以致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爆发了希波战争。波斯帝国西侵失利后，其国内日益出现一系列危机，阿契美尼德王朝逐渐衰落，最终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但波斯帝国遗留的古典文化，深深镌刻在波斯人的记忆深处；法尔斯地区（波斯文明的腹地）的人们致力于复兴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从而给后人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它的情感一直是民族主义和宗教虔诚主义的。”然而，公元3世纪的萨珊文化并不仅仅是波斯文化的复兴，塞琉古和帕提亚文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萨珊文化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
公元3-7世纪，萨珊波斯帝国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疆域虽有变化，但一直控制着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地区。萨珊王朝对不同文化和宗教持开放态度，继承和保持了两河流域和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同时受到罗马、拜占庭文化的影响。由于其兼容并包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达到了古代波斯文明的最高水平。法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说：“萨珊文明是伊朗民族一千年来历史发展的顶峰。除远东以外，在贵霜帝国覆亡之后，世界的历史是由罗马和萨珊的历史组成的。”萨珊王朝在政治、宗教、艺术领域影响深远，且因地处欧亚交通孔道，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作用，更是其它民族所难以相比的。
这一时期的波斯文化继承和发扬了古代东方四千年的历史传统，汲取希腊、罗马以及其他一些外来文化成分，影响广泛，经久不衰。其时波斯文化的兴盛，主要得益于统治者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推行的一系列举措。
其一，萨珊王朝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王朝统治者以“众王之王”为尊号，大力神化王权，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于一身，但中期以后受制于祆教高级僧侣和世俗大贵族阶层。众王之王之下设御前会议，该机构成员由王室贵族、高级僧侣、世族大家的代表组成。“中央行政机构”的帕拉维语为“迪万”，由若干部门组成，这一称呼以后也被伊斯兰政体所采用。地方则由中央任命的总督进行管治，后者受中央行政机构的节制。
其二，萨珊诸王兴修水利，广建城市，国内秩序安定，经济显著发展。较为完备的水利设施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呈现一派富饶的景象；城市的兴建和发展，促进手工业与商业活动的兴盛，甚至在手工业者和商业中出现行会组织。此外，国际贸易亦是帝国收入的重要来源，波斯商人遍历帝国各地贩卖中国、罗马、印度、叙利亚等地的商品，同时萨珊帝国商品也销至上述地区。
其三，萨珊国王将祆教尊奉为国教。在萨珊诸王的提倡与支持下，祆教逐渐形成完备的宗教理论、复杂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森严的教会组织，还组织编纂了该教的经典著作《阿维斯塔》，这是研究古代波斯宗教的典据。祆祠作为祆教的标志性建筑，遍布帝国各地，甚至每一城市、每一村社都有祆祠。
其四，统治者重视艺术文化的发展。萨珊时期的艺术水平极高，尤为著名的作品是摩崖浮雕造像，造像皆为萨珊诸王夸耀武力和神化王权而开凿；以王室为中心的大型宫殿建筑造诣非凡。萨珊时期的帕勒维文学成果颇为丰硕，菲尔多西的史诗巨作所依据的帕勒维文的《君主书》以及后来阿拉伯文《一千零一夜》的最初蓝本《一千个故事集》都成书于萨珊时期。此外，波斯人在宗教历法、天文和医学等领域均有不俗成就。
阿拉伯半岛的文明初兴
1.历史遗留
阿拉伯半岛为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所环绕，唯一的陆地边界是叙利亚沙漠，由于穿越沙质荒原和登陆无天然港口的海岸异常困难，这片土地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孤悬海外”之地，因此阿拉伯人往往将其故乡称作“阿拉伯人的岛屿”。阿拉伯半岛地理环境虽相对闭塞，但并非与世隔绝，而是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公元前后，阿拉伯人主要以商贸和农业谋取生计，在其历史发展中留下了久远的文明足迹。
由于半岛气候干燥，内陆植被稀少，资源匮乏，所以游牧生活成为半岛阿拉伯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因此，自亚伯拉罕时代以来，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不变。至蒙昧时代，阿拉伯人尚处于原始社会的状态，按照血缘关系组成氏族部落，每个部落各自为政，由被称作赛义德或谢赫的部落领袖管理部落事务。他们身穿宽大衣袍，头包披巾，以食椰枣、饮羊奶或骆驼奶为生。阿拉伯人逐水草而居，放牧、狩猎以及贸易。
值得一提的是，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常常使阿拉伯人食不果腹，因此半岛内部的劫掠活动盛行，劫掠行为便成为带有阿拉伯部落生活印记而受到推崇的民情风俗。这一民情风俗也对阿拉伯部落间的交往和互动产生深远影响。由于部落间劫掠行为频频发生，造成相互无休止的恶性仇杀，从而导致彼此之间的对立和敌视，进而制约了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可见，劫掠行为既是阿拉伯各部落间交往的重要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这一交往向深层次、多领域的推进。
2.地理环境
除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群体外，阿拉伯半岛还有相当数量的定居人口。这些人口大都分布在阿拉伯半岛的周边地带。如在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农业成为当地主要的生产方式，农业也就成为南阿拉伯人得以萌生文明雏形的重要条件。
赛伯邑人从公元前6世纪起统治也门，其国王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修建的马里卜水坝堪称阿拉伯半岛南部古代文明的杰作，其遗址至今尚存，是当时也门农业繁荣的重要证据。希米叶尔人于公元前2世纪取代赛伯邑人成为也门的统治者，控制途径红海和汉志的贸易通道，并在汉志商路沿岸设置商镇，与阿拉伯北部的部落建立贸易关系。其商队在两河流域、埃及、叙利亚等地都留下了贸易踪迹。据《圣经》记述，早在以撒和雅各时代，巴勒斯坦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商贾。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进入危机时代，伊朗高原的萨珊王朝逐步兴起，促进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两河流域遂成为沟通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主要商路，此后红海商路日益萧条。传统商路的转移对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贸易产生重大冲击，当地经济活动日渐凋敝，加上马里卜大坝数次崩溃，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因此许多南方部落相继向北部迁徙。
3.人口迁移
阿拉伯半岛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土地贫瘠，多数土地寸草不生，绿洲更是寥寥无几，使得生活资源极其的匮乏，无法负担过多的人口。因而，人口的增长和持续的干旱，往往迫使阿拉伯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据史料记载，在长期的干旱时节，阿拉伯人移入伊拉克或法尔斯，从波斯人那里获取椰枣和谷物，部分阿拉伯人因惧怕当地波斯人的欺凌，不得不返回故乡，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并未返回半岛，而是留在新的家园。
据史料记载，在萨珊王朝兴起之前，阿拉伯一些部落就已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在萨珊帝国建立之后，这种移民定居现象似乎有所扩大，如沙普尔一世统治时期，便有阿拉伯部落迁移并定居在波斯的克尔曼地区。类似波斯这种文明发达地区的商人、旅行者和宗教宣传者，出于各自目的，曾来到这些阿拉伯部落中。因此，在萨珊时代，波斯人就与阿拉伯人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往，波斯文化就已开始对阿拉伯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伊斯兰时期，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交往使两者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这为之后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深入交往奠定了基础。其时两者的交往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一，阿拉伯半岛地理位置特殊，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枢纽，便于阿拉伯人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波斯人的来往。其二，阿拉伯半岛生存环境艰苦，生存资源贫乏，内部矛盾尖锐，部落之间关系紧张，从而限制了阿拉伯人在半岛内部的相互往来；向外寻求生存空间和谋生机遇则自然而然成为阿拉伯人的选择，而萨珊波斯帝国国力强盛，经济发达，贸易兴旺，也为阿拉伯人谋取生计提供了物质空间。由此，这就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交往、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可能。
总结
显然，在萨珊时代，波斯人就与阿拉伯人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由于史料有限，我们难以梳理双方交往的详情，但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时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主要以民间自发为主，以谋取生计为主要目的，通过商业贸易、人口迁移、旅行和传教等方式相互往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物质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双方交往似乎并不密切，总体呈现出规模小、程度低、影响弱的基本特征；且在双方交往中，由于萨珊波斯帝国国力甚为强盛、物质基础更为雄厚，阿拉伯人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波斯人则占据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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