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著孙竞昊译 |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举人|卜正民|地方官员|士绅|孙竞昊|宁波市|家族|张氏|文化霸权|汉学家|科学家|黄宗羲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 1368—191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否则它即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

关键词： 明清时代,家族传承,文化霸权

1617年秋季的一个晚上,万邦孚（1544— 1628）和周应治（1580年中进士）于设在宁波城西北月湖（又名西湖）湖畔的诗社— 月社设宴,庆贺彼此孙辈的出生。周家生女,万家生男,该男乃后来闻名于十七世纪学界的万斯年（1617— 1693）。酒酣之际,万、周就决定并缔结了姻亲关系。十九年后,他们的这对孙辈如约完婚。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宁波府的府治鄞县,万邦孚与周应治属于当地最有地位的士绅。万家的崛起源于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在明朝建立过程中的军功,其家族被授封在宁波世袭指挥使。这个家族在那时即以文化发达而知名,首任指挥使的女儿因其知书达礼和孝悌在当地颇有声誉。万邦孚的祖父作为一位信奉王阳明学说的著名儒士,开始把这个望族从以武立家转变为以文立家。万邦孚本人文武方面都十分杰出,他督办过福建沿海的防卫；在诗作和书法上也有创获。

然而就家庭背景来说,周应治在 1617年的宁波是位最重要的人物。浮石周家在该县扮演着士绅领袖的角色。他们刚刚置得了傍依月湖的一块宽阔的宅地。作为他那一代的年长者,周应治在各个领域领导着当地的精英社会,包括他和万邦孚借以庆贺他们孙辈出生并系紧两个家族纽结、拥有二十八人之众的月社。

万斯年的儿子万言（1637— 1705）出生在他的祖父万泰（1598— 1657）终于通过省里举人会试的第二年。像他的祖辈和父辈一样,万言的婚姻也门当户对（娶了同等门第的芍药钱氏家族的一个女儿）。也像他们一样,他在与朋友们的文人社团中十分活跃。他的朋友圈子集中了被认为本县大家族的新的一代—包括齐街李家（通过两家的联姻）,南湖沈家,万竹高家,凤塍水家等等。当时鄞县士人活动的核心是黄宗羲（1610— 95）。黄曾与万言的父亲为同一师门的师兄弟,并在万言活跃的时代回到与鄞县西部接壤的家乡余姚授教。“吾党”—万言对其圈内一班朋友的如此的称呼,表达了他们聚集在黄宗羲周围、在道义上和文化上的共鸣以及对明朝（1368— 1644）覆亡的惋惜。后来万言肩负黄宗羲对明史的关怀,并以黄的研究心得为基础去京城协助官方明史的编纂。他的一位姑丈李业嗣也用这一称谓“吾党”来指代以黄宗羲为核心的士人圈子。在李业嗣看来,万言家族的人在 “ 吾党 ” 里尤其突出。他将他们视作士族的楷模。

以上对十七世纪鄞县上层士绅生活的社会画面的一瞥已触及到这一社会精英团体在晚期帝制时代里建立地方霸权的若干方式。儒家社会理论将这一经由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而区别于芸芸众生的士绅群落列于高居习惯上的士、农、工、商之等级序列之首。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并不允许他们在他们的家乡地区正当合法地参与决策过程,而是在他们通过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后、到外地任官时才赋予他们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机制容许绅士仅在非政治领域里雄居其家乡社会秩序之巅。为了确保他们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的霸权,士绅们在十六、十七世纪里发展起了独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策略。本文并非质疑用国家政权授予他们的行政化的头衔来定义士绅,而是通过关于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必不可少地构成士绅概念的形成的论述来补充这一定义。姑且撇开士绅的经济垄断— 即地主制和藉市场与高利贷控制地方经济—勿论,我将集中讨论对于理解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维系和特点至关重要的两种策略：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

鄞县与鄞县士绅

鄞县是宁波府府治所在地。通常所说的宁波城既是鄞县的县城,又是宁波府的首府。宁波坐落在浙江的东北角,可以说是处在江南地区的边缘,但却是该地区主要的商业都市。宋以降它一直作为全国一个重要的海洋贸易中心。连接宁波城到海边的甬河可使从海上而来的轮船驶至城墙以东的商埠,而且一系列内陆水路西向到达杭州,这使得宁波成为大运河实际上的南端。我们知道, 大运河是当时中国通向北京的商贸网络的干线。十二世纪当宋朝朝廷败于女真而迁都杭州时,宁波吸引了许多想定居在这一地区的北方世家大姓。宁波因其毗邻南宋首都而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并未因1279年元朝建立后政治中心的北移而丧失。

凭借高度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鄞县的农业经济十分繁荣。西半部内陆平原水利网络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然而东半部的水利工程系统只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才充分建立。内陆与沿海地区频繁、活跃的商业交换活动与发达的农业一起使得鄞县成为明清时期一个颇为繁荣的地方。境内粮食作物小麦的种植移向南部地区,稻米的种植移向北部地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使这个城市变得富庶。作为1842年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城市之一,以及其与正在崛起的大都市上海仅距260 公里之遥的地理优势,尽管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机动船航运业的兴起使得宁波的辉煌有些褪色,它依然得益于国际贸易。

明代鄞县人在科举和宦场上令人惊叹的成绩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并有效地延续着这一传统。他们的成功导致了一大批有功名的士绅群落的急剧积累。终明一朝,鄞县有 293人获取进士头衔,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比率。考中进士的高峰在 1466年到1526年之间：在京城的二十一次考试中,鄞县本地人的成功率高达每次五人。加上在地方上的科考中获得的举人和贡生,总数目在明朝超过了一千人。除去省府杭州所在的两个大县外,浙江省再也没有与此记录可媲敌的县份了。

我们发现鄞县人并不仅是为了在京城取得功名而投身科举,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厌弃科场和官场。他们特别希望从考试制度中得来的头衔能成为介入地方上权力分配结构中的一个主要资源。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精英身份地位倚仗获取国家政权授予的头衔,并非简单的财富；而且这种头衔所与之俱来的身份标志— 比如财富—在地方上的权力范围内远比在全国更为重要。

鄞县的科举成绩在清朝则远为逊色：在与明朝大体上相当的阶段仅仅出现了 131位进士。其中整整三分之一是在 1851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取得的。这或许与太平天国战乱环境有关,或许也有十九世纪该地区众所周知的商业与文化的勃勃生机产生的影响,因此鄞县人在科举考试上的退步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们对其它目标的追求,如积累土地或商业财富等。换句话说,鄞县士绅家庭考取高层次科举头衔的数目的下降大概反映了社会精英阶层在卷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其它途径（例如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士绅色彩的人生设计策略被侵蚀的状况。

这种士绅型和商人型不同的人生设计策略的分野在明朝就大约粗具规模。玛丽 ·兰金认为清时浙江的商业化和人口增长促使商人趋向一种 “ 不全面的熔接 ”。明清时代鄞县士绅跻身于这种不全面的熔接的程度可在 1733 年编撰成的宁波府府志中一些关于 “ 孝义 ” 的传记中得到有关信息。 1849 年通过省会试的举人孙锷是一位商人的儿子。那商人曾去陕西经商 , 但没有挣到足够的钱使他能从在当地的商务活动中脱身而返回家乡。孙锷的教育实际上由母亲负责的。他年仅二十岁时就中举了。于是他北行寻父 , 将其带回家乡；他在科举上的成功抵消了其父在商业上的失败。孙锷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他的一个堂兄在 1486 年的上一次会试中中举。不言而喻 , 孙氏家族成员变通着取得社会成功的策略 , 此一时重科举 , 彼一时则偏经商。当地的另一家 , 西湖陈氏家族的发展也属于这一类型。陈束（ 1529 年考中进士）曾官至河南省的副提督学道；他的一个重孙早年丧父 , 艰难的生活环境迫使他在十五岁时辍学以便做事来赡养母亲 , 此后他家开了一个店铺。他曾有能力送他的儿子读书 , 尽管他的早逝又使得其子不得不放弃学业而从事 “ 丝栗 ”。虽然这两个家族在鄞县的上层士绅社会中并非举足轻重 , 清朝时该县的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 1705— 55）还是把西湖陈家 , 也许还有孙家 , 归类于鄞县在明代的 “ 望族 ” 之列。

1877年的鄞县志里简要地收录了若干清朝时的相类似的事例：一位考中 1765年贡生的读书人,“家贫,少贾以养父母诸弟。稍长,乃治产生业。”；一位十九世纪初期的生员的兄长是商人；另一位生员从事木柴批发业—其兄长的去世逼迫他只得置身于商业活动中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贻误了科举之途上再进一步；一位在 1832年获得举人的人,其曾祖父曾在北京经营一家药店。从某种程度上说,货殖活动在那些不能够用习惯意义上的士绅方式（即科举进仕和地产经营）的收入以维持家境的士绅家族而言是可以被理解的。

纵然如此,鄞县士绅的一部分显要的成员甚至到了十八世纪末还在排拒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货殖致富的观念。例如,秦镜年轻时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书生,但鉴于家境衰落曾一度决心从商。（科举仕进致富毕竟不是一种短期即能带来效益的策略）他的父亲阻止了他的意图,告诫他“愿士而贫, 不愿贾而富也。”这种进入士绅特殊行列的诱惑使秦镜重新埋首学业,考中 1798年的举人。这种士绅声望与商人财富的熔接长期停留在不完整的结合状态,因为到十九世纪之前保守的士绅生活模板的传统观念还远远未走入末路。其实,我们或许应该把鄞县人在科场上平淡无奇的表现与宁波府较为偏远地区的科举应试者比较起来看：总的说来,鄞县士绅既没有得以壮大也没有吸纳诸如商人家庭等他们阶层之外的资源。随着日益卷入沿海和国际贸易,宁波精英份子生活的社会环境大概也在变化,但鄞县的上层士绅的主流依旧以鲜明的士绅方式继续着他们的社会支控权。

家族的传承

一以贯之的家族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一个家族在精英社会里存在的时间越久,它的精英特征便越突出。因为士绅地位严格地说来不能通过继承获得,这一原则对晚期帝制时代的士绅来讲便尤其具有说服力。宋代基于科举取士的官僚体制的全面确立造成了一个主要由后天的标准而非先天的出身权被甄选的新的社会精英群落的形成。这种考试制度提供了既不跨越特权领域、又不因出身背景而遏抑贤才的通向士绅身份的途径。至少可以冠冕堂皇地说,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身份的世代相传。

世袭精英制度从在宋代没落以来,精英家族得以持续再现辉煌的能力急剧下降。关于精英身份无法在宋之前的旧精英的生存方式里保持下去的观念愈来愈为士绅社会所接受。正像一位晚明时代的作者所观察的,“夫士之子未必能为士”。社会地位上下起伏之大,流动之快,令人难以琢磨,并神乎其神地反映在流行的社会习语里,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等等。以前学术界关于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有全国影响力的精英而非地方上的士人,并倾向于认可低程度的延承。然而,家族的延续传承与社会身份的流动不居纵然可以并行不悖,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一种恰好相反的关系。低程度的流动性无疑意味着高程度的延续性,因为新成员的匮乏将不会使精英队伍的构成成分发生变化；可是 , 高流动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低延续性 , 因为特别在明清时期精英队伍壮大、大量的新成员进入精英层次的同时 , 既有精英世家的延续依然相当可观。一味地强调流动性会导致过分地强调社会结构的弹性和开放性 , 以至于忽略其长时段的凝固性和稳定性。

士绅家族能否经受得住宋以来官员选任制度的巨变而世代维持他们的士绅地位对评估士绅身份在地方精英生活中的中心位置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要测量这种延续性经历时光运转的一个明显程度,有必要认识到科举头衔的取得要受到某些或然率的影响。维持家族世代延续的精英地位是一个总体而宏观的策略而非一个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孤立的短促一击。有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许多地方士绅家族的维系大大超过了所谓五代兴衰模式的时间长度。希拉莉 ·比蒂在她对安徽桐城的研究论著中写道：“终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桐城存在着一个其家族成员在该县社会生活扮演重要角色的一群家族。”杰丽 ·登讷林发现十七世纪中叶的江南嘉定县的社会上层家庭“ 出自那些在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发迹的族系”。罗伯特 ·海姆斯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勘察江西省抚州府的地方精英,认为“在清代不难发现某些宋代或元代就已知名的家族集团”。他们“作为独标于世的显赫社会集团世代相承,在科举考试中和人物传记中留名,直至清代”。威廉 ·罗关于明、清以至民国时代湖北省汉阳的精英社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精英社会的族系

随着我们对精英社会分析的落脚点从家族结构移向世系递传,我们开始看到某一大支族系借助得以将力量和资源积聚到特定的若干支系来达到希望在科举仕途上代代功业有成的目的。正像琳达 ·沃尔顿在她关于宋代鄞县娄氏族系所观察到的,对精英族系世代相因相成的长时段策略的体认使我们把晚期帝制时代的社会精英看成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族系集团：致力于资助子弟准备科举考试,为国家提供官员,但又运用各种手段获取、保护并加强其在地方上的地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于精英流动性的研究质疑用族系的概念框架来考虑精英社会的延续。其主要的依据在于一个科举头衔持有者的特权仅仅可以延伸到其直系亲属而不能再推展到其它族系成员；一、两个分支可能享有好运的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族系的地位和财富则下降了。尽管一些垂直型的代际转移的确发生过,但鲜少所有族系成员受益于其中一个支系的成功。地方精英之所以形成族系,并非泛泛地转移给下一代,而是限制旁系亲属的索取,从而达到将财富和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有前途的子弟身上。理清这类涉及族系索取的关系在宁波士绅看来是项无法回避的任务。1788年的县志对一些穷人为得到资助冒充同姓富人的族亲的现象十分感慨。因此动员族系范围内财产的目的并非要使全部族系成员成为士绅,而是为使一部分子弟获得并保持士绅的地位和使得这种地位具备可行性的财富而进行的纵向投资。在我所看到的鄞县史料里,成功绝少出现在整个族系范围,而是趋于集中在其中若干个分支家族。

对维持世代相继的士绅地位构成障碍的因素有多种：分户析产的继承制度,继承人的道德品行,以及科场上功败的不确定性等都在侵害这种持续性。通过祠堂、学校的机构和教育基金以及其它促进方式,族系努力克服在募集足够的资金以用于扶植精英子弟过程中的困难。于是乎族系是由其主要支系的精英成员所主导组成的,目的是扩大资源,扩展那些在通过坚韧、不懈的努力以科场的成功来使本族系承续士绅名分的优秀后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族系与中国传统士绅的延续问题在历史上和逻辑上不可分割。

许多研究该地区的学者观察到族系势力控制着浙江东北部地区直到帝制时代结束之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机会。鄞县史料可以证实族系的这种重要性。某些 “ 家 ” 或 “ 族 ”— 这些是精英份子结合成族系的可以交替使用的名称 — 在士绅生活的记载中频繁出现 , 格外醒目。例如 , 一首在十六世纪中叶广为流传的歌谣是这样的：屠公甲第隔江涯／甬上人推四大家／恰比宋朝论士族 / 娄丰史郑亦同夸。这 “ 四大家 ” 指江北屠氏 , 锦川杨氏 , 茶湖张氏 , 西湖陆氏。这首歌谣通过把这四个在南宋宦场上最为耀目的鄞县家族特别地列出来 , 让我们看到在国家政治事务的涉入上无论如何游离于地方的视野 , 都无法抹煞士绅精英身份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关于晚期帝制时代士绅社会中精英身份的承续问题上,潘光旦对嘉兴府的研究值得一提。潘择取了在1878年的该府府志中其族系成员至少出现过五个人的当地精英族系。依据这一公允的选择标准,共有九十一个较大的、以及六十个较次一级的士绅族系。潘通过查证各族系辉煌阶段的起迄时间,发现九十一个族系的平均繁荣期稍稍超过了两个世纪。较次要的那六十个族系的兴盛期也大抵持续了一个世纪。考虑到该方志记载的不全面性和人物遴选方面的些许好恶,这个重现的历史图面事实上低估了精英社会延续性的实际程度。潘进而断言嘉兴族系是贵族型的：他们有能力（以世袭贵族的模式）在时间隧道上自我复制,而并非完全地受制于每一代在身份获取上的一些反复无常的境况。

我的关于鄞县精英士绅族系的重建同样印证潘的概括性论断。我通过进而对其中一个县而非整个府辖地区进行的查询,确定了四十八个其成员至少有四人获得较高的科举头衔、而且其中的两个至少得不低于举人的族系（请见表一）。这种标准武断地排除了那些在科举上不太成功却可凭借其它方式享有地方声誉的族系,也忽视了其成员身份难以辨认的族系。纵然如此,这种统计结果令我满意地囊括了终明、清两代其成员最有名的几乎所有鄞县士绅家族。

这四十八个有影响的家族中的最显赫的八个被列在表的前面。其中范家居首,共有六十一个家族成员获得进士、举人和贡生头衔。这个家族以其私人藏书楼 —天一阁 —而扬名天下。他们是在十六世纪从一个中落的宋代世家西湖冯氏购得此楼。至今它依然是晚期帝制时代的杰出的文献库藏。在考中进士数量上仅次于范家的是芍药钱家。该家族在明清更替之际抵御满族南下的抗争中在当地起到过领导作用。藉助于教育和资助活动,浮石周家的名声与明代最精湛的士绅文化连在了一起。江北屠家出过颇富盛名的、多产而具争议性的杂文作家屠隆（1542— 1605）。在 1522 年的大礼仪之争中,西湖陆家的两位成员因触怒嘉靖皇帝遭受宫廷鞭挞而赢得了勇于进谏、刚直不阿的崇高名望。在十七世纪以“望族”而知名的西城董家虽然仅仅赢得过六个进士,却有效地使其成员获得大量较次一级的举人或贡生长达四个世纪多—这一时间跨度仅次于屠家。八大家族中在其家族成员最早和最后获得较高科举头衔的时间跨度最短的（少于两个世纪）是茶湖张家— 以其自觉地充当正统儒学发言人而闻名；镜川杨家—其家族有六人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里考中进士,其中四人担任过尚书和侍郎的职务,并拥有宁波城最好的宅地。

基于科举取士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获得更多头衔的族系便表现出更长时间的显要地位。以上所述的八大族系的平均兴旺期刚刚超过三个世纪；只有杨氏和张氏家族取得科举头衔少于两个世纪。在表一列出的次一级的一组士绅族系里,这种平均时间跨度是两个半世纪多；在获得少于四个进士的族系中,平均时间跨度则是 190余年。这种计量跨度大大低估了族系的真实的兴旺期,因为最早和最后的科举头衔的获得并非确切地标志着进入或退出精英阶层。从其始端上看,在一个家族达至最早获得高头衔之前势必存在一个获得过低头衔的几代人奋斗的准备过程；从其末端上看, 高头衔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所蕴含的权势和影响力即便在其持有者死后也会持续下去。

从表一里,我们可以看到鄞县士绅并未随每一个科举头衔的获得和每一个头衔持有者的死亡而发生升、降波动。士绅成员是相对稳定的；产生出高科举头衔持有者的族系形成了一个为数不多的、但品质超群的群体。只要体制和秩序不变,地方上的权势自然与某些特定族系的成员紧密地连在一起。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精英统治就其本质来说是能够经历时间考验的。反过来说,鄞县士绅长时期延续其名分的成功必须被理解为士绅霸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充当该县精英的既有的、世代相延的士绅家族的强有大资源。

士绅文化

数量有限的家族在精英社会中超过几个世纪的存在需要精心规划和使用族系资源；这同样需要悉心设计。在这里我想阐明的是：文化是最持久地（哪怕是无意识地）取得长期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雷蒙德 ·威廉斯把文化定义为“生存的统治和特有阶级的附庸”。文化是具有霸权性的因为它渗透到“整个生活过程—不但是政治和经济活动不但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活动而且是生存状况之性质和关系的全部实质。”通过确立和控制旨在巩固其在下层民众眼中的身份并使得其权威性显得毋庸置疑的主要社会活动精英份子有效地实施这种霸权。

在鲁迅（其家乡是与宁波相邻的绍兴）写于1925年的小说《离婚》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定义多么适用于中国晚期帝国时代的世界和其士绅的实践。女主人公爱姑正在与其夫抛弃她的企图作斗争这场冲突由七大人出面解决。七大人是城里“和知县大老爷换帖”过的要人。他是以负责处理婚姻纠纷的身份出场的。他通过研究和鉴评一件汉代遗物—一个尸体上的肛门塞子而聪明地建立了权威。这种在士绅中间对古物兴趣的肤浅模仿只会突出集中在地位显示上的社会象征性资本的权威。爱姑以抱怨她丈夫开始但很快便被一种较高的文化举措吓得不再声张了：七先生让他的仆人给爱姑取了一个龟盖大小的扁瓶子并除去上面的花样。这位身份较低的士绅没有直接否定她的申诉却使用文化符号在无意义的显示上平息了这场纠纷。在这里权力意味着可见的能力一种可显现的、有力的文化影响力。

鲁迅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在讲述这种士绅文化的作用力并不奇怪因为晚期帝国时代的士绅文化在民国时代仍然存活着。这的确证明它的特质是异常地难以改变。即便在清代商业因素被纳入精英社会里来士绅文化继续决定着精英份子冀以维持其优越地位的信条和技巧。财富无法单独地确立身份：它须与使其可被社会接受的文化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部分地说来士绅借助扶植和控制这些文化形式得以支控这种士绅— 商人结合体。晚期帝国时代的精英份子无论是跃跃欲试的还是功成名就的没人忽视这种士绅自我发展起来的类型和策略。由于二十世纪初期没落的旧精英阶层依然为了他们式微的威权墨守那种衰朽的士绅派头他们的对手很自然地将其称为“劣绅”。

士绅文化所热衷的文化活动的特有形式覆盖了一个很广的范围。礼制、文学活动、艺术鉴赏、学术研究、慈善捐助以及扶植奖掖后学都被认可为恰当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带有光环的儒家理念“仁”得以实现而且在儒家社会秩序顶层的士绅特权毋庸质疑地得以重新确认。除了鲁迅漫画般的笔下那类富有进攻性的文化符号展示外这些文化活动为士绅霸权注入了坚实的内容。下面我所要分析的两个方面正是士绅社会中组织网络的强化和一个为士绅的活跃性而被认可的公共领域的产生；它们均构成士绅特质的一部分。

士绅文化的组织网络。士绅家族在鄞县城乡中所享有的支控权倚赖于它们之间的内部交流和联系。士绅家族并不仅体现为各自孤零零的存在；相反它们不断地结成纽带建立起适宜于相同地位的网络并且排拒低层次的士绅和非士绅。友谊、联姻、政见上的共鸣和文化事业上的追求为精英份子的相互联结提供了机会。以这类社会交流为渠道建立起壁垒森严的圈子维护他们所具有的领导地位。家族传承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士绅精英社会与其它显赫家族的现成的纽带。特别是当家族成员像为两家新生儿定下婚约的万家和周家毫不奇怪地履践这一传统时这些纽带几乎一代复一代自然而然地传递下去。

鄞县士绅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另一首流行一时的打油诗里得到了体验。该诗由齐圭李家的李业嗣记录了下来：回江傅氏夹塘吴／相望门高楼敝庐／张陆合依双柳住／朱陈本聚一村居。诗中第一行里所列的家族是五乡砌傅家和两湖吴家。加上齐圭李家他们被称为 “ 甬东三大家 ”。在第三行里出现的是茶湖张家和西湖陆家。在第四行里的有姜山陈家另一家大概是毛东朱家。朱家虽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出过两个进士但到了晚明时期已经无足轻重。除了朱家外以上各个家庭都可以在上面的表上发现。从这些诗句里很难发现精英网络中的联系的类型 , 特别是联姻纽带很少在关于鄞县的史料里发现 , 但却揭示了精英连接的一个方面 — 居住地上的集中和接近。傅家和吴家生活在同一个社区 , 张家和陆家毗邻而居。乍看一下 , 由于张家居住在城里特殊的月湖地区 , 陆家的老家则是与城墙外西南方向大约六公里处的一个村落 , 张家和陆家的紧密联系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上的地理意义。然而 ,“ 和依双柳 ” 并非如此表面化 , 因为张家或许在城区拥有一处与陆家相近的住宅。在那个于十六世纪在月湖地区购入一块地产的浮石周家的例子里 ,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家族可以在农村老家保留宅地的同时 , 也在城镇置办第二处宅地。

在表一所纳入的四十八个族系里,我能确定出四十二个的地址。这四十二个的二十四个以宁波城区或者近郊为主要居住地。另外包括茶湖张家和浮石周家的十一个家族也主要居住在城外西面、西南面十公里以内的村庄。这片地区是宋时宁波最早经过排水处理和农作物种植的地区。另外的七个族系中,五个在东面的平原,两个在近城的边缘地带的大镇里。如果将我们研究的范围局限于表一位次最高的十九个族系,我们会发现有十一个在城内和近城地区,其余的住在高地平原。纵令这种取样有不够周延之偏颇,鄞县精英族系的分布与该县全体人口相比确实更集中在中心城区。正像周家在城内还有第二处住宅所显示的那样,上面的调查统计低估了精英家庭在城区的聚集。这最起码地说明了精英族系受牵引到该县政治和商业核心的趋势,不单是趋向接近权力的中心,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趋向互为毗连。

精英家族的居住区域在宁波城内外的聚拢景象反映了士绅生活的联合类型。这种密切关系在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万言关于为新生儿订婚的追忆中得到了强调：“广济坊,沈、黄、张,高曾王母,叔侄。”万言进而述及在 1656—57年的冬天,他和这些叔侄表亲在战乱其间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文会,其中一半的成员是来自临近的家庭。万言的故事使我们接触到文化中的中心议题及其在士绅霸权中的关键功能。万言和他的亲友间这种基于居住接近而促成的关系,通过士绅特有的文化活动—诗词的写作,被赋予了重要的实质性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士绅以带有精英生活格调的文化特长从文化上来实践他们在地方社会上的霸权。这种文化特长表现为：读书写作的文化修养,解释和运用儒家社会秩序的学理的能力,对体现着精英价值观的复杂艺术形式的鉴赏力,对礼仪观念及其在社会交往上有效运用的理解,在可供决策的、为人接受的榜样和先例上的知识。这些技能并不能通过应付科举的正规化学习或为消遣和文化表现所需的财富追逐而自动地获得的,而是在有高度修养的精英文化环境里历经熏陶、打磨而成的。进身于具备这些优良品质的社会和文化行为的阶层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具备这些言行的社会表现方式,便不可能被认可挤入像成熟而稳固的宁波士绅那样的社会上层。

从这个视角看,家族传承在建立权威上远远超出象征性的符号意义。一个士绅家族借助于一代复一代地交递以文化立家的传统,将自己定位于训练其子弟学习和磨练对既成功地为国家服务又在家乡保持好门第的技能。于是乎文化被当成提供士绅赖以创立和维系联结个体间纽带的网络、并将自己与那些不能掌握精英生活的精湛语言的人区别开来的全部行为规范和技能。

张时彻（1523年考中进士）是掌握这种技能的极好例子。在十六世纪,张氏家族是以按照宗族一体化的儒家理想聚族而居闻名的。张时彻度过了三十余年的官僚生涯后,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致仕岁月里积极参与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而成为具有士绅责任感的儒士楷模。他的名字出现在与该地区相关联的大量碑文、颂文和出版物中：为纪念减轻当地农民赋税的桃源陈家而立的崇德祠；为提高鄞县东部平原地区的灌溉系统而在临县定海所修的、作为士绅资助的大型水利工程的一个部分的东岗闸；1562年重修的定海县学；一家私人书院；四座桥,其中一座还以（张）尚书桥知名；他所主持编撰的、1560年完成的府志。张时彻还是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一群年轻一代的精英分子的精神导师；屠隆即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员。例如,当苏州画家吴周时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访问宁波时,我们看到张时彻出现在一个精选的接待之列。除了他的长子张邦仁,这个圈子包括了天一阁的主人范钦 , 诗人沈明臣 , 两位江北屠氏家族的成员 , 以及另外两名当地著名士绅。张时彻在这些较年轻一代人的名望因而使他的家族处于当时的一个中心位置 , 所以不难理解几十年后当张邦仁出版诗选时 , 屠隆欣然作序推荐。

如此说来,文化事业是在精英社会的网络中组织起来的,而对那些试图进入这一网络的人而言掌握这些文化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士绅的社会圈子是困难的,对没有正式士绅头衔的人来说尤甚。和张时彻的同一个时代的卢传玫是一个商人,其父因逃避沿海的海盗侵扰而迁徙到鄞县。卢对其不能被他的乡邻当作“豪族”而懊恼不已。他家的族谱讲到他通过“义行”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从而克服了这种被孤立的局面。尽管他的士绅身份由花钱买得,其“义行”详情并未言明。但总而言之,进入士绅社会可以由策略性地采用士绅式的“义”（这由捐赠来衡量）以促成,反之也会由于忽视它们而受挫。

文学上的成就也在身份和地位的奠定中至关重要。鄞县的文献关于诗社的资料特别丰富。尤其在十七世纪中叶当满族1645年占领这片地区时,诗社给这批明遗民提供了精神避难所。明朝的坍塌给亡明的士绅招致了重大危机。他们作为地方精英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假若他们在新朝代里不再追求科举功名或进仕为官（虽然他们中一些人实际上是做了）,失去了公职生涯和进一步使其国家性质的头衔法定化的门径,在刚刚被异族占领后的阶段,士绅们转而从事文学结社活动不失为缅怀故国和展示其身份的最为安全的方式。实际上,鄞县士绅精英正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名声。全祖望注意到,在明亡后,宁波士绅以退出仕宦生涯而在全国著称一时。“西湖八士”和“南湖九士”等诗社在当时都鹤立鸡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社”、“会”,譬如全祖望先辈全美闲建立的弃襦社。全美闲以此命名诗社,乃是用象征阴郁的被遗弃的丝襦来表达晚明士绅如何看待他们在清廷统治下的角色。诗社里,除了全氏家族的几位外,还有在表一中所列的最有成就的几枝族系的七位成员以及其它几个家族的五人。

对明亡的激愤反应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消退,像万言一样,鄞县的一些重要士绅成员开始从凄婉诗赋的浪漫情节解脱出来转而从事旨在探讨明亡原因的学术研究以应对变迁的政治危机。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传统从万言影响到他的学生全祖望,再影响到全的学生蒋学镛（1771年考中举人）,从而形成浙东学派。这一思潮及其最初精神启蒙的焦点人物是黄宗羲。他在退隐回归故乡（鄞县的一个临县）后,领导着一个叫做“讲经会”的学术团体。4这一为万言和李业嗣称为“吾党”的、环绕着黄宗羲的圈子是以宁波最有影响的家族的既有网络为基础的。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分别来自定远万家、齐圭李家、全家、芍药钱家、龙固陈家、清洁镇荣家,等等。然而,历史研究没有排斥、也没有取代诗词创作。即使万言说他与邻人在 1656— 1657年组成的那个诗社阐明不涉及历史记载和治乱兴亡,他在黄宗羲那个团体的存在说明诗人和学者并没有活动在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里。其实黄宗羲圈子里的精英家族同时可以在聚集在李业嗣周围的鉴湖诗社里发现。到了下一代,诗词和史学在全祖望与他人于1742年创立的真率社里全面融合。这种士人网络在这些家族里得以传承；李业肆的儿子,万言的堂弟,几个黄宗羲圈子里成员的子辈于这一世纪的后些时候在每半年一次的圈内酒会上欢聚。

没有士绅身份的精英份子在十七、十八世纪这些士人结社所启动的网络中的位置微乎其微；至少当地的文献没有指明他们的这种存在。正式的士绅名分继续决定着进入这一文化领域的门槛, 而文化领域的结社活动正是精英分子包装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披风。

士绅文化和公共领域：士绅的典型文化活动及其机制不仅使他们聚拢在一起,而且扩大了他们在地方社会里公共领域的声势。如此之公共领域可以定义为在地方层次上能为公共福祉提供服务和资源的非国家性活动的空间。它贯穿于晚期帝制时代,但截止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此空间的典型性活动由于国家政权对地方自主性的忧虑、防范而明显地被限制了。纵使考虑到国家用于地方发展的资源的极其有限的情形,士绅们也必须接受这一被规范好了的角色。因为国家政权被迫愈来愈依赖地方决策来维持地方上的安定,公共空间不断增长。到太平天国及其战后重建时期,它迅速拓展到足以创立一个新型的而且极为扩大了的地方政治领域。在这种扩大出现以前 , 从某种程度上说乃至在此以后 , 大士绅家族几乎整个地占据了鄞县政治领域的中心。

这种公共领域的政治起源可以在苏珊 ·曼所称的国家政权所希望士绅做的“神圣捐献”（liturgy）的服务里更多地发现。马克斯 ·韦伯从古雅典要求上层社会成员以私人费用履行公共职责的史事中提炼出了“神圣捐献”这一概念；与此相仿,在中国,地方士绅也被委以通常是为了确保公共秩序而服务于地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任务。士绅的主要责任是启动福利事业,督导公共工程,维持地方机构。在某些地区,士绅还可能从事安排地方贸易事业,这恰如苏珊 ·曼所说,“对社区公益事业来说,秩序井然的市场和心满意足的商人与学校和粮仓一样重要。”1788年的鄞县方志有一则有趣史料讲到1640年前后当地的豪强缙绅向在城墙以东水上货房 — 宁波的主要商业区从事贸易的临时性商人抽取费用。负责这一地区的一位官吏通过惩罚作为士绅代理人的奴仆并禁止他们进入这一地区而中止了这一行为。方志把这一行为当作敲诈勒索,尽管或许士绅的代理人只是简单地敛取为他们和那些商人共同接受的作为“神圣捐献般”的关税。虽然困难必不可免,国家政权不但接受而且鼓励士绅参与公共领域,因为这适应了政府财政不足和不便的需要。对于士绅本身而言, 他们之所以利用此类机会是鉴于这种公共领域既能强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能更快地增加他们的收入。

在某些情况下,士绅是在政府的要求下从事公益活动的；人力不足的地方行政管理使得政策条例的实施离不开其它方面的帮助。赈灾救饥的工作尤其需要地方士绅的合作。富人们被呼吁贡献粮食,士绅们被动员去管理粮食的分发,于是士绅应当工作于公益事业的观念强化了。这样的分工在关于1751年袭击鄞县的饥荒的一处记载中得到反映。

十六年,浙东大饥,有司委缙绅就富民劝捐。（李）昌昱（后于1754年中进士）与其友屠可堂（1752年中进士）奔走,劝导各输粟,如数。有司议设粥厂,昌昱言施粥之害有三……（而主张）不如分图造籍,计口给米……有司从之,全活无算。

李昌昱的计划排除了衙役,却要求该地区的“ 富室”与地方上的税差塘长一起监督救济粮的分发,但也同时让他们承担杜绝不轨事件发生的责任。那些其财富使得救济工作成为可能的无士绅身份的人于是只能服从士绅的权势。玛丽 ·兰金注意到后太平天国时代地方士绅的福利活动在致使公共领域增长方面的角色。实际上,地方士绅的这类活动的功能在十八世纪即可以找到,虽然它在产生公共领域方面的影响受到国家政权强大的控御力量的限制。

由此看来,屠可堂和李昌昱是有能力的管理者,但他们活动的动机和合理性却依赖于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积极地投入赈灾工作说明了士绅所具备的对社会弱势阶层的仁义这种共同价值的认同。鄞县士绅上层的人士可以利用道德声望肩负起裨益于地方社会的公共工程的领导重任；这样做本身势必进一步强化与其身份相连的道德责任的社会形象。基于同样理由,他们可以凌驾于具有较少文化色彩的其他社会精英。

屠可堂以此方式运用文化因素的能力在另外一种情形里表现了出来。当他的父亲被囚禁并被判处刑罚时（史料中没有说明原因）,屠选择去身体力行可汇入儒家士大夫理念的孝道 —请求负责次案的官员让他替父受罚。这种历史上不乏先例的、倍受赞颂的举动,是明清之际的艰难转变中有关鄞县士绅美德传说的一部分。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儒士官员也许可以被指望接受这种替代请求, 乃或更为宽宏大量地赦免这项惩罚；而且屠可堂本人可能正是藉此举影响审判过程。可结果事与愿违；那位被激怒的官员将对他父亲的处罚增加了四十下棍杖。虽然事与愿违,屠可堂的尝试说明了精英分子的公共领域的一些文化内涵：根植于儒家传统的道德动机,戏剧般的公共表现,基本信念的策略性诉求,官吏职责与血亲伦理的价值冲突,以及这些形式在士绅控制的资源里的保存。屠可堂在 1751年赈灾工作中的作用是可以归入这些策略。

士绅神圣捐献般职责中比赈灾更普遍、更吻合士绅属性的是为地方机构和地方建设工程的集资。其中有些工程 , 特别是大型水利设施 , 若无地方官吏的积极投入 , 其所涉及的督导事宜则需要士绅作为支持的主要来源。所有的工作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对公众开放 —（并不局限于一个孤立的团体 , 正如在家族的宗庙里的那样） , 它们都被视作维持社会与经济结构之必需。属于公共范围内的机构和工程确实可观。它们包括学校、书院、城墙、粮仓、桥梁、摆渡船坞、水利系统、孤儿院、社稷、地方神庙 , 以至佛司 , 不一而足。士绅在这些事业中的参与也呈多样化。钱财上的资助最为普遍。从十七世纪起 , 尽管私人捐献者不再频繁地在鄞县的方志里提及 , 将私人钱财用于公共目的愈来愈受到尊敬。其中的因由在于方志编纂者们代之以将士绅的文士特质表现出来。他们连篇累牍地载录了纪念士绅参与并以此播名的文章、石碑、诗词。

学校因其直接与确立士绅身份的科举考试连在一起而自然而然地得到他们的支持。原则上讲知县负责地方上学校的管辖,但士绅清楚地意识到使学校运转得好以供本地子弟备考是他们的使命。1733年的宁波府志讲述了 1664年鄞县县学的重建是在知县指令下由“ 邑中绅衿”完成的,而且它在 1727年的恢复也得到了他们的经济资助。

在一些大工程中,士绅得到的资助往往来自“ 富民”—这或许是对商人的一种客气的称谓。例如,“绅士富民”捐助了1658年城墙的重建。据张时彻纪念东岗闸口建成的《东岗闸记》一文所称,灌溉系统同时吸引着“士庶”和“父老”的参与。在前面所述的1751年饥荒的例子里,士绅把公共领域作为他们的特有领地并坚信他们的参与应当雄居于社会其它有势力的族群之上。张时彻的一位同时代人强调水利系统的管理必须操诸有望垄断塘长职务的“士人之家”之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820年的地方官吏“集绅士,董而成之,”完成了另一处水利工程的重建。

慈善活动因此成了士绅生活的一部分：它强化了他们的声望,认证了他们的统治地位,显示了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士绅不仅动员他们的财富而且使用与之相配套的教育与文化技能,由此他们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基本力量。晚期帝制时代的公共领域操纵在他们手中。

士绅在公共领域的支配并不意味着对较低层次人士的完全排斥；其实,后者的捐献趋向于不为人注目的事情。我所发现关于十八世纪鄞县的在大家士绅之外的人所做的善举的一则详细记载是出现在 1733年的宁波府志的一整页；该页叙述了 1730年在西山上新建的一处义助墓地。这段叙述在含混的“士民”条目下列了十九个人和一个道士。士绅大户也并非完全缺席：名单上包括了两个城西范家的成员—尽管他们的族兄弟中有人科场得意,他们二人都没有得过较高的科举头衔。其中还有一个叫陈兆申的人,其兄陈兆甲是 1731年的贡生。但其他十六个人皆默默无闻。这可表明公共墓地是值得大家士绅考量的事业。但更引人瞩目的假设是在方志上的留名显示：十八世纪的鄞县精英社会不得已认可那些没有士绅头衔的人,但他们却可以凭借财富在某些方面获取精英地位并得到公众的承认。

士绅霸权的演化

晚期帝制时代的士绅不属于世袭的贵族,但却具有贵族基因相传的性格；这即是精英生活的文化条件适宜于同一相对稳定的精英队伍历经时代变化的不断自我复制。纵然没有长时段居于精英阶层的法定保障,士绅家族却可以一代复一代地成功地合情合理地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策略性地运用其族系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去持续通过科举赢得国家的重要头衔,并以这种持续性作为在藉姻亲和友谊将他们连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确保未来利益的一大资源。他们成功地操纵他们的训练和尊贵地位所带来的文化资源来建立起与其它家族之间的长期纽带。在把士绅精英与其他那些仅靠后天学习士绅文化技巧和建立社会联系而进入精英身份的高台阶的名望较低或单纯富有的人区别开来上,诸如毗近的居住区域、文艺与学术社团的成立等相关联的活动是重要的。其结果便是地方生活社会过程中的士绅霸权。

帮助这样的霸权建立起来的文化技巧同样给这些世代传承的士绅提供了投身于正在出现的公共领域的手段。这种公共领域在清代是由一系列用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性项目组成的。正规说来 , 这些项目至少处于国家政权的视野范围内 , 而且士绅被要求与政府的代表者协力工作。国家权力是地方精英的唯一主要对手。随着公共领域在十九世纪的增长 , 国家涉足地方管理事务的正在消损的权能使得已习惯于以某些方式投入成长中的公共领域的士绅决定性地填充这一空缺。

当各级士绅更加开放地接纳商人精英而且自己也在贸易中扮演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角色时,他们在地方范围内管理公共资源上从次要到主要伙伴的转变发生了。十九世纪地方势力的基础的转变与在政治功能上国家垄断的被侵蚀相应地消弱了巩固士绅霸权的合法意识形态；尤其在十九世纪,这反过来增加了精英身份的较低层次商业竞争的脆弱性,并甚至在帝制制度倒塌之前即已开始了传统士绅统治的解体。

追寻 1852年周详千领导的抗税起义。周详千来自为逃避刘福通之乱而从四川迁徙到宁波的周汉镇周家。该家族在 1355年将姓氏由刘改为周,因为怕由于与刘福通同姓而受到牵连。周详千曾买过一个监生的名衔。他宣称与一个在山东做过知县的人有血亲关系,尽管从可查的资料上看那人的身份与他的族系并无明显的关联。或许那位官员是与他有姻亲关系。这个族系显然在十八世纪繁荣过,因其在 1795年开始建宗庙。它的繁荣大概源于地方市场：周汉镇对该县农业发达的中南部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市场；这一地区向南连接鄞县到奉化；周家主导着周汉镇市场。周家应是成功的亦农亦商的族系,但其作为士大夫精英社会的成员的地位却被边缘化了,仅仅是在鄞县众多家族徒劳地追逐进入更坚实的地位的拥挤的士绅社会底层保住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名份而已。

像多数没有特权的田主一样,周详千对按当地惯例大户士绅将税用红包（并以较低的铜—银兑换比率）直接交给知县官署而不必用白包并以上涨的比率交给税吏的现象不满。周详千在一个春节的酒宴上与其他没有特权的田主议论过这种不平等之后,便决定直接向当地的知县申诉反对这样的“不公道”。他于是按照疏通士绅上层的路线去做。他先去接触一个在城里有影响力的士绅, 希望能代为向知县陈情,可那人回绝了他。他继之到省会杭州城,大约是寻求住在那里的籍贯是鄞县的权贵的支持以便在省一级的层次上解决问题,但也以碰壁告终。对他无力在那些并不把他作为“吾党”成员的人那里寻得纠正办法的懊恼使他作出抗税的最终抉择。周详千为他那个三国时代的英雄祖宗刘备所激励,他领导起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起义。知县苍惶而逃。继任的知县通过劝戒城内外取消红包与白包的区别而平息了这场动乱。

这段旧事对我们关于十九世纪士绅霸权的状况的了解有不少鉴示。首先,士绅头衔 — 哪怕是名不副实的买来的监生,仍然被视作富人中精英身份的标志。否则周详千不会花钱买,也或许正是这个买来的头衔使他在赋税的抗争中胜任领导角色。接下来的十年里,有在因太平天国之乱而损失最大的地区予以补偿的“恩科”中被授予的浙江籍举人数目之众,证明了对国家的科举功名的持续性追求。

其次,1852年在纳税等地方事务上继续享用特殊权势的鄞县大家士绅被恰当地纳入国家权限的管制之内。他们受到国家的优待,并且他们可以介入国家事务的管理。周详千本不应该接触某些上层人士为自身利益求情。因为那位后来解决掉这一问题的知县讲到他把处理方案送到城隍庙里士绅议事办事的局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上层士绅的支控权借助官方机构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

再次,我们应当同时看到,周详千等最底层精英份子对在税制上不能享有特权的愤懑却同时表明依据在士绅资格和特权身份之文化建构并非不可动摇。像清代其他领导反抗不公正的税收政策的斗争的下层士绅一样,周详千之所以揭竿而起,主要是在于他对被排拒在大士绅所独有的纳税优惠待遇以外的反对,而不时出于泛泛意义上的正义意识。这意味着较低地位上的精英份子并不甘心于士绅在地方社会结构里为所欲为的霸权。周详千的悖论在于他只能从那些他所反抗的政策获益的人士那里寻求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周详千没有成功地动摇鄞县士绅霸权的世代相袭性基础。他的失败并不简单地因为国家权力远比他的挑战力强大 , 而是因为在于心不甘的较低层的精英和他们依据单纯富有来重新确立财富之间 , 横亘着他们想推翻、但异常强大的社会结构。士绅霸权仍然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鄞县精英社会的秩序 , 只是它所受到的挑战正在增长。社会变迁随着古老的帝国走向衰亡而加速地进行着 , 纵然这种霸权的彻底转变则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