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其实跟梅特涅与弗朗西斯二世皇帝的关系大同小异。一位野心勃勃而又聪慧无比的朝臣，加上统治者对其言听计从，处在一个具有无与伦比影响力的位置，尤其是当他不用对国内事务负责的时候——如此斑斑历史确实足以让我们警醒。而且，虽说朝臣引起统治者不满的时候，他可能会冒风险，但实际上在一场危机中真正脆弱的却是统治者本人。最聪明的朝臣们——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塔列朗（Talleyrand）——在主人倒台后还可以稳坐不倒，他们步伐敏捷，可以重塑历史辉煌；而基辛格就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

本文摘自《重估价值》中托尼·朱特所写的关于威廉·邦迪研究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William Bundy, A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的评论。

1968—1975年这段时间是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转换期。我们多少有点误导性地所称的“60年代”的文化反叛（cultural revolt）在70年代初达到高潮，并深入到主流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修正主义”（Revisionist）或称改良的共产主义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苟延残喘；它的失败首先宣告了在东欧的幻想的结束，而不久之后，随着1973年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Gulag）一书的翻译，西方对同样的希望的心仪之情也开始瓦解，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幻想都在解体。在中东，1967年停战后的不稳定局势，终于酿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赎罪日战争”，石油禁运、油价飙涨，极大改变了该地区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深深改变了阿拉伯国家与诸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南亚，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战争演变的结果，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国——诞生了。

1968年，美国在东南亚仍是一股重要力量，仅在南越的驻军就达50多万人。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得益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对战后事务的安排，美国仍是世界的银行家：美元以美国黄金储备为支撑、以固定汇率为基础、其他货币与之挂钩，成为国际储备货币。1971年8月，由于美国国内和各国政策的调整，以及贸易和货币市场的波动，这一已经难以为继、名存实亡的体系终被抛弃。在相关联的发展进程中，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于次年表决承诺，无论目标多么遥远，它们都将致力于实现政治联合。如影随形的“冷战”紧张形势让位于“缓和”（détente）：美国与苏联之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72年正式签约，达成第一份限制战略武器国际协议），以及德国与其东方邻国之间。后者得益于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以及他与苏联在1970年接下来数年中签订的一系列安全条约和协定。

在亚洲，美国在无视共产党中国长达20多年之后开始了一系列与中国领导人的沟通和会面，并以1979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达到高潮，这对“冷战”时代美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政客们来说是难以逆料的。到1975年4月，美国已经被逐出越南和柬埔寨；两个月之后，在赫尔辛基举行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20世纪80年代戏剧性的国际形势发展此时尚不可预见、难以想象（虽然也有那么几个东欧的关在监狱里的持不同政见者除外）；但是它们的基础此时已夯筑好了。

1975年访问中国

在我们时代国际国内形势波谲云诡的历史时刻，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被一个人有力掌控，他就是基辛格——起先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担任国务卿。他在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运筹谋划，从他1969年1月担任总统一直到1974年8月被迫辞职，此后基辛格因自己的能力继续留任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政府任职。基辛格对国家事务的持久掌控，与正值世界事务处于重要转折点的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叠加在一起，使得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经营形成一种非同凡响的整体利益，进而形成了两人共同确定外交政策主张的默契，实际上，这并非巧合——他们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在形成我上面所述的那些变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亨利·基辛格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对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进行了研究，两人分别是奥地利和英国的政治家，他们共同促成了19世纪欧洲的“维也纳体系”（Congress System），它以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命名，关于拿破仑战败后国际处置的谈判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达成的。梅特涅一跃而成为成就这项伟业的英雄，而且，虽然基辛格曾经写过许多相关的其他著作，但在他最近的一本书《大外交》（Diplomacy）中，他再一次对梅特涅及与之齐名的体系进行了满怀敬意的讨论。毫无疑问，梅特涅伯爵是一位长袖善舞的外交家，为皇帝尽忠履职。他是自己所在时代具有怀疑批判精神的学生，在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国际权力迅速转移的国际形势下，他纵横捭阖其间，卓有成效地保护了日渐式微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利益。他维护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达1/3个世纪之久，而他在维也纳所维护的国家间关系的体系，也帮助了经过1789—1815年革命激荡年代的欧洲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

梅特涅（Metternich）

但是基辛格对梅特涅的敬仰，并非只因为梅特涅是一位前辈政治家。他把梅特涅看成可供当代效仿的典范：在“共产主义失败后”，他写道，“人们可以期待，有些事情会像梅特涅的体系那样演化”。这并不是漫不经心的离题之语。在基辛格看来，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架构已经被对于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过分敏感所扭曲。现在所需要的是回归早先时代值得称道的现实主义：“‘冷战’的胜利把美国推向了这样一个世界，它同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国家间体系有许多相似性。”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回到19世纪的国际形势中，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19世纪时的正确反应：“持续时间最长而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战的国际体系，正是维也纳会议奠定的体系。它结合了合法性与平衡性、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均势外交。”

把梅特涅伯爵和他的体系作为典范，就像参考相当遥远的古代政治家和他们的政策一样，问题在于他们所处的世界与我们所处的世界，至少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大为不同了——理解这些区别因为它们为何重要，是历史学家的分内之事。1815年的奥地利是一个君主世袭制国家（尽管根据当时欧洲大陆的标准属于自由的国家），所有权力集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手上。他们不受宪法的约束、没有选区需要组织或安抚，也没有委员会去做咨询。帝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只需要对自己的皇帝负责，对他们一致认同的帝国利益负责。梅特涅已经察觉了这个地形起伏的多民族中欧帝国国内正在蔓延的种种问题，他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外国和外交事务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有时候统治过欧洲，但我从没有驾驭过奥地利。”

于是，梅特涅就可以用古代的方式展开外交，其基础很大程度上依靠同贵族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这些贵族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对维护跨边界的社会和制度稳定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梅特涅利用不精确的计算和暧昧不清，游刃于这种贵族之间的外交方式。基辛格赞同的地引述的梅特涅的话道：“应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随随便便公开宣告，就会失去其力量……目标错误地屈从于法律，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做法，那么只会束缚我们试图保护的目标。”

这样我们就渐渐看出一个大体的轮廓，基辛格似乎从他对过去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了错误的经验与启示。他自己所处的官僚机构，以及他因为需要对各种批评和其他政府机构做出回应而形成的思维习惯，限制了他的视野。尽管他总是可以通过精心安排的文章、采访或议员让自己的观点和政策被反复强调并得到支持，然而他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其实跟梅特涅与弗朗西斯二世皇帝的关系大同小异。一位野心勃勃而又聪慧无比的朝臣，加上统治者对其言听计从，处在一个具有无与伦比影响力的位置，尤其是当他不用对国内事务负责的时候——如此斑斑历史确实足以让我们警醒。而且，虽说朝臣引起统治者不满的时候，他可能会冒风险，但实际上在一场危机中真正脆弱的却是统治者本人。最聪明的朝臣们——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塔列朗（Talleyrand）——在主人倒台后还可以稳坐不倒，他们步伐敏捷，可以重塑历史辉煌；而基辛格就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

2016年的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相当清楚，他所处的世界已不是梅特涅甚或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了——他写道，过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义务在一种任何事情都会突如其来且被领导人和他们的民众同时经历的环境中开展外交”。但是这有使他对外交政策中一系列新奇的约束性流程抱有敬畏之心，相反，这种变化的形势似乎让基辛格对宪法框架下同多个政府部门周旋的决策限制更加反感了。不留痕迹的个人行动、云山雾罩般的决策变更、秘密交易、对朋友和敌人同样的欺瞒、“秘密的战争、秘密地发动”（乔治·麦戈文语），并不是无视多元民主制度的要求而为之，而是（在有些情形中）为了避开它们。当然，一定程度的战略计算和秘密谋划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成就出色的外交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中，认识自己的行为限制，才是智慧的起点。

但是，基辛格的辩护者们可能会说了，即使他滥用了历史类比又能怎样？他也许错误计算甚或错误理解了尼克松需要掌控的国内环境；但他确凿无疑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的基本面。他们还会说，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统治方式——从君主制到贵族寡头制、从自由民主制到共产党专政——的转变可能会影响他们谈论自己的利益和诉求的方式，但是背后的现实仍然明显摆在那里。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同任何人谈判，可以理解任何一场特别的危机的深层意义，从而明确你自己国家的长期利益以及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保护和增进这些利益。

总体而言，这些命题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你要么相信，要么不信。亨利·基辛格肯定有些行为是根据上述某些假定进行的。例如，就像19世纪初在英国发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个概念的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他认为苏联/俄罗斯构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心脏地带”，那里的统治者从始至终都会受到某种帝国领土需求的影响；所以他才会付出各种努力（尤其是同勃列日涅夫）促成“交易”。他对尼克松的赞佩在他这样的观点中直接体现了出来，即“在战后的历届总统中，只有尼克松始终如一地把苏联看作一大地缘政治挑战”。基辛格认为，对处在不重要地区（如拉丁美洲）的小国（如智利），只要它们规规矩矩，不需要太关注。还可以看到的是，他笃信“关联原则”（linkage）——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美国同任何国家或地区打交道都应该是其一系列全球性政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针对个别局部性的形式做出反应。而且他还信奉“均势” 原则。

上面所说的这些观点都可以分别举出例子来。一项基于保持“均势”（一个从19世纪英国对欧洲国家的战略衍生出来的概念，当时英国玩弄手法、纵横捭阖，目的是防止欧洲大陆上出现任何一个国家一家独大）策略的政策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可能有些意义。然而，基辛格的做法却是前后矛盾的：譬如，如果不变的民族和地缘政治标准“胜过”其他一切，那为何会认为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形式——共产主义——的国家会步调一致地思考或行动，并把外交政策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呢？基辛格有时候遵循“地缘政治”原则，比如他同中国打交道；有时却不是，比如根据国际共产主义同越南或柬埔寨的联系和影响来采取相应做法。

“缓和”，以及基辛格所说的大国之间的“三角外交”（triangular diplomacy），丰富了同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互反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并没有使中国或苏联认为它们应该节制或限制它们在亚洲或非洲的“代理人”——而这却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得高于一切的事情。“关联原则”只不过是确保由传统的外交谈判手段或军事实力取得的东西。而总体的目标——增进美国的持久利益——恐怕是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结束后的事情了，而不是在它的开始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因为基辛格太过醉心于“大”手笔，所以我们看到，他和尼克松在重要性被他们严重低估的“边缘”地带犯下了一连串重要失误。而威廉·邦迪所总结的美国对待阿连德（Allende）时代的智利的政策还能说明一些别的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决策体系中给予智利应有的关注，行为很冲动，反思也不够。他们的行动不仅在道德上让人不齿，而且冒着重大风险，事情最终曝光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损害。”

这类失败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有一个颇具启示性意义的先例，“现实主义”遭到道德上的谴责，并最终以损害自己的目标而告终。19世纪7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巴尔干地区奉行大国“现实主义”政策，支持日渐没落的奥斯曼帝国镇压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诉求。这项以英国的战略利益为名而实施的政策被迪斯雷利的自由党对手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大加挞伐，在1880年的选举中，格拉德斯通对该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猛烈而有效的公开谴责，迪斯雷利政府黯然败走。

本杰明·迪斯雷利

格拉德斯通的修辞有些陈旧，他谈的主题却清清楚楚，人们也非常熟悉：“如果他们（指政府）没有到危险边缘，他们就在海外肆无忌惮地滥用特权，还通过没有必要的战争、毫无意义的扩张和愚蠢的承诺来削弱帝国，让大英帝国在欧洲人面前丢尽颜面。”迪斯雷利厚颜无耻，不关心朋友的所作所为，不关心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利益，这对英国的长期利益有害而无益，格拉德斯通宣称：“如果英国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它的利益被认为是‘判断对与错的唯一尺度’，那么其他国家也可能顺理成章地采取同样的态度，那么结果将会是国际的无政府状态。”

格拉德斯通尤其还回应了迪斯雷利扑灭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作为（尤其是臭名昭著的1876年“巴尔干大屠杀”）；说得好听点就是他不关心这些人的死活，说得难听点就是他给外国秘密团队的活动引来了祸水。对于英国国内的批评者，迪斯雷利把他们的抱怨只是当成“咖啡馆的闲言碎语”——可以说是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 Agnew）所描述的尼克松总统对类似批评的回应“一群喋喋不休的否定者”（nattering nabobs of negativism）的预演。但是，尽管格拉德斯通成功地将迪斯雷利的傲慢冷漠变成公众的普遍认知并引起公众对后者的反感，赢得自身在选举上的优势，但是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立场公正的形象也确凿无疑地受到了重大损害。

这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困境，特别是由于国内因素的限制，它实行起来会被人所不齿。你以一种听起来合理的世故态度作为出发点，这种世故态度在梅特涅那里阐述得很明确，基辛格也不无赞美地引用了：“我们不需要诉诸抽象观念，我们只接受事情本来的模样，而且我们全力以赴使出我们的能力保护我们自己，不对现实有什么虚幻妄想。”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同声名狼藉的外国统治者勾肩搭背，因为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他们都是你不得不去打交道的人，请不要在意这样做是否会让你自己不再能对他们施加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他们如何取得并保持对其治下臣民的权力——你却并不感兴趣。而结果呢，你将因此沦为批评的靶子，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也是你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

因此，邦迪指出，有些被吹捧有加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成就结果被证明是梦幻泡影。他总结道，（恐怕）基辛格和尼克松很难意识到，1973年“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处置方案不过是海市蜃楼，其中条款和保障措施“没什么权威性”。它看起来只有短期的政治效益，而没有着眼长远切实负责的远见或战略。他们对伊朗国王（指礼萨·巴列维）的慷慨支持也同样是灾难性的——起先是为了向伊朗的西部邻国伊拉克施压，同他一起向库尔德人做出误导性的许诺，然后又把这群库尔德人无情抛弃、使其陷入血光之灾，最后，将美国的形象和权力跟德黑兰越来越扶不起来的政权绑在了一起。就像尼克松时代许许多多类似的对外交往情况一样，不久之后，该还的债还是要还的：1975年在越南和柬埔寨，1979—1980年在伊朗。在这一个个案例中，美国的利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戴维营讨论越南局势，1972年

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基辛格总是宣称——与过去和其后的政府相比——他所服务的政府并没有被“理想主义的”幻影所迷惑，而是始终如一地坚定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追求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许有人会无休无止地争论美国的国际“利益”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最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但非常清楚的是（邦迪和格拉德斯通都持同样的观点），在一个有着宪法秩序的国家，其法律来源于更广阔的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原则，这些原则被庄严刻写进并被保护在共同认可的程序和实践中，若为长远利益考虑，国家或其公民在国内都绝不应蔑视这些程序，也不应与国外那些同你的立国理念相悖的国家靠得太近。

理查德·尼克松在有一点上算是幸运之人。因为“水门事件”倒台后，他在某种程度上以一名悲剧英雄的形象重新出现——几乎是我们拥有过的（差不多）最伟大的施展外交政策的总统；一个因为人性缺陷破坏了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总统活动舞台上未实现的天才的人。亨利·基辛格则从这种奇怪的赐福中两次受益——毛病是尼克松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基辛格的，而且外交政策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尼克松的国内纠葛。如果你认同这些观点，就一定要读威廉·邦迪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预见到，人们一定想知道的是，对美国公共事务曾面临过并且正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时代应该怎样做出深思熟虑的历史判断。

*这篇关于威廉·邦迪研究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的评论，1998年8月发表于《纽约书评》，文章发表后，基辛格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文，反驳邦迪的叙述和我的评论。基辛格的信连同我的答复，刊于1998年9月期《纽约书评》第45卷第14期。

本文作者托尼·朱特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本文摘自▼

作者: [英] 托尼·朱特 译者: 林骧华 出版: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这是“遗忘的时代”：我们简直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刚刚过去的昨日总是迅速被搁置到了一边；我们已经有三代人不接触国际政策争端、社会思想、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积极活动了；我们不再懂得如何讨论这些概念，忘记了知识分子曾经为塑造他们时代的思想而成为争辩者、传递者、捍卫者。

托尼·朱特以其标志性的锐利和活力，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之间建立起发人深省的联系——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的经济到对大屠杀的记忆。他向我们揭示了在“制造神话”战胜“理解”、“否认”战胜“记忆”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遗弃了，而那些被遗忘的问题是多么重要——对于我们的今天，对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