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北京城的冬天异常寒冷。

但如果一路北上，出了山海关，渡过辽河，越过长白山，涉过松花江，一直走上3000多里的路途，北京的寒冷便不值一提。

因为这个地方才是冰雪笼罩的苦寒之地。关于这个地方，地方志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之苦寒，之人迹罕至，如同人间地狱一般。由不得清朝流放犯人会选择这个地方。并且犯人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都会吓得双腿发抖。

这个地方，就是“宁古塔”。

在清朝，流刑是五大主刑之一，五刑从轻到重，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也就是说，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罚。

清代对流刑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为此政府先后制定了《三流道里表》、《五军道里表》等法律文书。

当时依据流放的远近，之前分为3个等级，后来增加了1个，成为4个等级。即2000里（附近）、2500里（近边）、3000里（边远）、4000里（极边和烟瘴）。

根据清朝法律，判决下达后，犯人必须一个月内上路，法律术语叫起解。犯人由判决地派两名差人押送，称为长解；沿途所经州县，再派两人在境内协助，称为短解。

关于流放的进度，当时也有规定，日行50里。2500里的行程，限50日到达；3000里的，限两个月内到达。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50里不过咫尺之遥，但在几百年前全靠双脚的条件下，不论风霜雨雪，日复一日地爬山涉水50里，这本来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罪过。

尤其是被流放的犯人，往往都是达官贵族，一直以来的养尊处优，早已让其难以适应如此的周遭。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犯罪都是连坐制。即一人犯法，全家人都要跟着遭罪。即便是流放，也是一大家族人都要跟着流放。

在清朝，所有流放的目的地中，“宁古塔”是最令谈之色变的地方。

3000多里外的宁古塔，不仅意味着难以忍受的严寒，还意味着随时可能面临的死亡，以及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窘迫。

其实“宁古塔”并不是一座塔，而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旧城在今黑龙江省安宁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

那时宁古塔属边远地区，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寸草不生，五谷不长，很适合罪犯改造。

那么，既然不是塔，为什么又叫做“塔” 呢？

相传，清皇族的远祖兄弟六个，曾居住于此。满语谓“六”为“宁古”，“个”为塔，故称“宁古塔”。

文献记载，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实际表现，如能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

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除非皇上特批，否则是不得入关的，只能终老在宁古塔。

根据《中国通史》、《清史稿》等史书记载，发遣到宁古塔的罪犯，除了平民百姓和旗人外，朝廷中的大臣也未能幸免。

从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罪名，但最终都会走上同一个“宁古塔”。

被流放的犯人在这塞北寒山饮凄风苦雨、茹荒野寂寥。他们当中有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文人金圣叹的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的家属等等。

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在家信中对宁古塔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头的冬天，和让人发疯的严寒刻骨铭心，并留下这样的诗文：

“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幸运的是，23年后吴兆骞被赦免回去了。但还是有着更多的人，更多不知姓名的流人永远地留在了宁古塔，再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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