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北京城的冬天异常寒冷。

但如果一路北上,出了山海关,渡过辽河,越过长白山,涉过松花江,一直走上3000多里的路途,北京的寒冷便不值一提。

因为这个地方才是冰雪笼罩的苦寒之地。关于这个地方,地方志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之苦寒,之人迹罕至,如同人间地狱一般。由不得清朝流放犯人会选择这个地方。并且犯人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都会吓得双腿发抖。

这个地方,就是“宁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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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流刑是五大主刑之一,五刑从轻到重,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也就是说,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罚。

清代对流刑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为此政府先后制定了《三流道里表》、《五军道里表》等法律文书。

当时依据流放的远近,之前分为3个等级,后来增加了1个,成为4个等级。即2000里(附近)、2500里(近边)、3000里(边远)、4000里(极边和烟瘴)。

根据清朝法律,判决下达后,犯人必须一个月内上路,法律术语叫起解。犯人由判决地派两名差人押送,称为长解;沿途所经州县,再派两人在境内协助,称为短解。

关于流放的进度,当时也有规定,日行50里。2500里的行程,限50日到达;3000里的,限两个月内到达。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50里不过咫尺之遥,但在几百年前全靠双脚的条件下,不论风霜雨雪,日复一日地爬山涉水50里,这本来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罪过。

尤其是被流放的犯人,往往都是达官贵族,一直以来的养尊处优,早已让其难以适应如此的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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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犯罪都是连坐制。即一人犯法,全家人都要跟着遭罪。即便是流放,也是一大家族人都要跟着流放。

在清朝,所有流放的目的地中,“宁古塔”是最令谈之色变的地方。

3000多里外的宁古塔,不仅意味着难以忍受的严寒,还意味着随时可能面临的死亡,以及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窘迫。

其实“宁古塔”并不是一座塔,而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旧城在今黑龙江省安宁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

那时宁古塔属边远地区,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寸草不生,五谷不长,很适合罪犯改造。

那么,既然不是塔,为什么又叫做“塔” 呢?

相传,清皇族的远祖兄弟六个,曾居住于此。满语谓“六”为“宁古”,“个”为塔,故称“宁古塔”。

文献记载,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实际表现,如能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

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除非皇上特批,否则是不得入关的,只能终老在宁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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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通史》、《清史稿》等史书记载,发遣到宁古塔的罪犯,除了平民百姓和旗人外,朝廷中的大臣也未能幸免。

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罪名,但最终都会走上同一个“宁古塔”。

被流放的犯人在这塞北寒山饮凄风苦雨、茹荒野寂寥。他们当中有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文人金圣叹的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的家属等等。

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在家信中对宁古塔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头的冬天,和让人发疯的严寒刻骨铭心,并留下这样的诗文:

“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幸运的是,23年后吴兆骞被赦免回去了。但还是有着更多的人,更多不知姓名的流人永远地留在了宁古塔,再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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