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陈伯达凭借着手中一支笔，从一个书生一度跃升为新中国第四号人物，在他仕途高光的时候，几乎掌握着全国舆论的喉舌，那时候的“两报一刊”上面，每天都能看到“陈伯达”这个名字。

晚年，返璞归真

晚年的陈伯父，在回顾自己这一生的时候，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以下这段话来自于他的原话，我没有丝毫的加工：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1981年8月，76岁的陈伯达保外就医，被安排住在北京郊区的一处民宅里，安静的过着自己避世隐居的小日子。当时，人民还以为这个老夫子仍旧在秦城监狱服刑，不晓得他被特批保外就医，走出了监狱。

八十年代末，叶永烈成为唯一采访陈伯达的人，也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一些资料。

客观的说，晚年的陈伯达，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文人的正常生活和正常思维，晚年的他，也是一个诚恳的人。有的人在撰写回忆录或者是接受访问的时候，总会不自觉的美化自己，这是人之常情。陈伯达很清楚这个“人之常情”，这从他和叶永烈的对话中，就能窥之一二：

“......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谁能想得到，曾经那个身居高位，被旁人评价为刚愎自用，性格执拗的老夫子，晚年会变得这般亲和坦诚。

客观的说，陈伯达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妙笔生花，在伟人众多的秘书里面，他是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时间是最久的一个秘书，长达31年。他的前半生一直是伟人身边的“一支笔”，也是能力出众的“一支笔”。

身居高位却孤立无援

在六十年代之前，陈伯达虽说一直是伟人身边兢兢业业的秘书，但他的官职和地位都不是很出众。建国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几乎都是副职，他仕途的飞黄腾达，起始于六十年代。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创刊，陈伯达担任杂志的总编辑；1966年5月31号，陈伯达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于这一天晚上进驻人民日报社，正式“接管”了《人民日报》。由此，“两报一刊”有两个都纳入了陈伯达的职权管辖范围之内。

“两报一刊”所指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在六十年代，“两报一刊”的地位是很重的，可以说是掌握着全国的舆论，

和国家的发展指导思想。陈伯达管辖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而《解放军报》由林帅领导，相比较其他两个而言，《解放军报》的影响力相对比较低。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的地位有多显赫，说他掌握着全国舆论的喉舌也不为过。

尽管地位越发的显赫，但危机也紧随其后而来，客观的说，陈伯达不是一个政客，也没有一个政治思维，他就是一个文人。一个人在地位显赫的同时，自然也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嫉恨，这时候，通常都会培养自己的小圈子，稳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陈伯达不会培养自己的小圈子，准确的说，是他不敢去培养自己的小势力。

我忘了是从哪一本书里看到的评价，我个人认为这个评价放在陈伯达身上，是比较中肯的。书里的评价认为，陈伯达身居高位后如履薄冰，六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使得他不敢提拔下属，也不敢培养自己的势力，究其原因，他是担心自己提拔的人出了问题连累到自己。而不敢培养自己的小圈子，也是同理。

那个时候的陈伯达，与其说是独善其身，倒不如说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更为妥当，这也是他文人性格的原因所致。走仕途的人，最危险的处境就是把自己立于“孤立无援”的环境。

陈伯达的起家

同样是伟人秘书的胡乔木，对陈伯达颇为了解，他认为陈伯达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主要是这个老夫子真有“两把刷子”。

陈伯达是正经的科班出身，他1927年就去莫斯科系统学习过马列理论，和其他半路出家的人比起来，他对马列理论的研究有着扎实的研究，是旁人所不能比拟的；另外一方面，陈伯达又深谙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也有着扎实的功底。

就是凭借着这“两把刷子”，陈伯达的仕途腾飞，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1927年的上海，老蒋正在搞大屠杀，上海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当中，也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那时候还只有23岁的陈伯达，毅然决定加入我党，这一点我倒是十分的佩服。

1927年，陈伯达去莫斯科学习，于1930年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后于1937年去到延安。

他刚延安的时候，正好是陕北公学创办的时候，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考虑到陈伯达曾有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经历，就安排他在陕北公学当了一名教员。

但是，陈伯达显然很不适应教师这个身份，出生于福建惠安一个小山村的他，说着一口让人难以听得清的“普通话”，学生很难听懂他在说什么。他也很不适应延安的环境，那时候延安的高级干部们，大多都是经历过长征的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经过炮火洗礼的友谊，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而陈伯达初来乍到，加上口音和性格的问题，总让他觉得和同事们之间有隔膜，一度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来延安。

直到一次座谈会，改变了陈伯达坐“冷板凳”的命运。

这次座谈会上，陈伯达依旧说着难懂的“普通话”，但他独特的思想还是引起了伟人的注意。当天傍晚，伟人就把陈伯达叫到机关合作社一起吃晚饭。

等陈伯达赶到之后，才得知伟人是宴请一名来自美国的客人，就顺道着把陈伯达叫来作陪。闲聊之中，伟人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先秦诸子百家的课程。这引来伟人的兴趣，俩人就中国古代哲学聊得很投机，以至于把美国来的客人都给忽视了。

从此，陈伯达开启了自己坦荡的仕途之路。

结束语

1989年9月22日，正在吃着中午饭的陈伯达突然病逝。

1989年9月28号上午，10:20分，陈伯达的遗体于八宝山进行火化，骨灰寄放于八宝山老山骨灰堂。

1991年2月，其子陈晓农和儿媳张兰华，带着陈伯达的骨灰回到了福建惠安老家岭头村的，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老家的一间老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