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魏晋之际，中国长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的情形，频繁的改朝换代与民族迁徙促进了该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原有的社会秩序解体，旧时之礼教趋于崩溃。
文学、艺术却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生根发芽。矛盾动荡的年代，却造就了思想的自由和艺术的繁荣。
风云诡谲，文人对于世界的态度也产生的巨大的转变，从原来积极入世的家国情怀开始追求精神境界的自由，更加向往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
至情至性，超然物外的“魏晋风骨”成为了之后文人雅士追崇的典范，魏晋风度又对魏晋乐舞风格及审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言以蔽之，随着社会文学倾向的变化，魏晋之际婉约又洒脱的文学也使得魏晋的舞蹈呈现出浪漫抒情的风格。
这篇文章，笔者将为大家介绍，在那个具有浓烈的生命色彩的年代，在那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舞蹈蕴含的超然绝俗的情怀以及意境之美。
长袖翩翩若惊鸿，纤腰袅袅会人情
我们先把目光聚集在这一时期舞蹈的总体特点上。
人们常说，魏晋其实是士族文化的时代，在士族文化的影响之下，这一时期舞蹈最大的特点便是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气息。
魏晋的文人气息便是情绪低落和醉生梦死，文人气息体现在舞蹈上，舞蹈便也缺乏热情向上之气象。
再加上士族不再把心思放在动荡的时局上，追求自身的恣意洒脱，士族文人便常常歌舞升平，这也促进了魏晋之际舞蹈的群众化。魏晋之前的舞蹈多是某些仪式盛典的点缀，简单来说，舞蹈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进行观赏的，而是为了“娱神”。
傅毅《舞赋》：“娱神遗老，永年之术”。
潘岳《西征赋》：“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
之于此，魏晋的舞蹈就具有了一项独特的作用——起承转合。
“承”的便是魏晋以前，舞蹈风格顿挫凝重，统治者把舞蹈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从而来“娱神”的一种官方活动。
“转”的是魏晋之后，隋唐时期追求舞蹈艺术本身的行云流水，以此来“娱人”的一种艺术审美活动。
浸染了文人士族的文化气息和伤感，魏晋时期的舞蹈轻柔飘逸，建构了我国古代舞蹈的柔婉之美的艺术风格，为舞蹈回归本质功能奠定基础。
西晋之后，南朝伊始，民间舞蹈被纳入宫廷的歌舞表演之中，
纯朴自然的民间舞蹈走入宫廷和门阀家族，给舞蹈艺术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这些清新质朴的民间舞蹈蕴含着最为真挚的情感受到了大众的喜爱，宫廷原本盛行的气氛庄重的乐舞地位下降。
南北朝是民族迁徙流动的时期，文化相互浸染，胡风乐舞也在此时开始盛行，中原的贵族喜爱胡乐胡舞成为了一种风尚，胡乐与胡舞也成为了皇室贵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清秀娟丽的民间舞蹈，绮丽妩媚、充斥着异域风情的胡舞在宫廷中大放异彩。
《宋史》卷十九记载南朝刘宋时期：“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
《春夜看伎诗》中记载：“胡舞出春阁，铃盘出步廊”。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
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的舞蹈有两大主体：清商乐舞和胡乐胡舞。
胡月胡舞便是当时西域传到中原的舞蹈，舞蹈的风格便是奔放明快。与胡舞的“阳刚之美”相反，魏晋之际的清商乐舞呈现的是婉转柔美。
详述清商乐舞之前，先说一下清商乐，清商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汉族的民间乐歌的总称。
清商乐的演奏中，清商乐舞占有很大的成分，于是，时人便把这种伴随着清商乐产生的舞蹈形式称之为清商乐舞。清商乐舞虽然是伴随着清商乐而产生，但清商乐舞并不完全依附于清商乐，它可以是一种纯粹的舞蹈表演。
清商乐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占据主体地位。
原是汉族民间舞蹈，到了魏晋南北朝，清商乐舞成为了专供贵族阶级享乐的表演性舞蹈。不像秦汉的雅乐舞作为宫廷之中的正式舞蹈，清商乐舞具有娱乐性，时常出现在宴会以及歌舞活动等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之中。
张衡《西京赋》：“促中堂之狭坐，羽觞行而无算。秘舞更奏，妙材骋技……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
从相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清商乐舞被称作“秘舞”，即秘密表演的舞蹈。
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士族以及舞乐爱好者，亦或喜爱乐舞的统治者他们会参与到清商乐舞的创作中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清商乐舞带着文人气息还有文人独特的伤感。
创作者怀揣情感的投入文学和舞蹈艺术的创作，其结果便是舞蹈中蕴含了文人的抒情和言志，而由于此时的社会局势动荡，舞蹈中蕴含较多的也是文人给予的哀情。
清商乐舞师不是一种单独的舞蹈演绎形式，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中原地区传统的民间乐舞、魏以来的杂舞、别具江南风格的民间乐舞。
魏晋南北朝较为流行的中原传统民间乐舞有《公莫舞》《明君舞》以及《杯盘舞》。
《公莫舞》与鸿门宴的故事有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以袖将项庄与刘邦隔开，使项庄无法加害于刘邦。《公莫舞》表演时，需要手持长巾，其意便是代指项伯的衣袖。古人称呼为“公”，“公莫”也是项伯所表达给项庄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加害刘邦。《公莫舞》也是由此得名。
《宋书 乐志》记载：“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
《明君舞》是贵族之中一位名叫石崇的人所创，他酷爱乐舞，家中也有善歌舞的家伎，深的石崇喜爱的家伎绿珠便是《明君舞》的表演者。
该舞蹈讲述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因政治利益昭君被迫远嫁，背井离乡的昭君心中充斥着哀怨和对家乡深深的思念。
《杯盘舞》更加注重舞蹈表演者的手上技巧，即表演时，需将杯与盘放在手上，时而翻转，时而敲击。《杯盘舞》歌颂盛世太平，举国上下皆举杯欢饮的热闹盛景。
汉魏杂舞也包含着多种乐舞。如以集体舞为形式的鼓舞，鼓舞表演者需一边表演，一边击鼓，应和不同节奏和风格的歌曲变化节奏，时而舒缓，时而豪迈。
汉魏杂舞中有一种手持兵器，随着激烈的击鼓节奏，粗狂豪放恣意而舞的巴渝舞，体现了时人的一种尚武精神。
魏晋之际，政治时局动荡不安，东晋政权由北向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独具江南风格的民间舞蹈形式也影响到了清商乐舞。
清商乐舞融合了江南舞蹈轻柔温婉的风韵，江南舞蹈也成为了清商乐舞中极具地域特色的表演形式。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清商乐舞在魏晋南北朝得到极大的发展和统治者对清商乐舞的喜爱有莫大关系。
喜爱清商乐舞尤为甚者当属曹操和其子曹丕。
曹操修建铜雀台，让歌舞艺人在此表演清商乐舞，曹操有一遗愿称，希望他过世后，铜雀伎人在他的陵墓前，每月表演一次清商乐舞。
《曹瞒传》记载：“太祖（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
曹丕对清商乐舞的喜爱丝毫不亚于其父曹操，为此，曹丕专门在宫廷中设立了专门管理清商乐舞的机构——“清商署”。
《魏书 齐王芳纪》记载：“帝（曹丕）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
上行下效，统治阶层对清商乐舞的喜爱也使得该乐舞在文人士族中占有了极大的分量，世家大族对乐舞的喜爱使得当时士族中蓄养歌舞伎之风盛行。
贵胄亦或文人自身还会投入到清商乐舞的创作之中，东晋有一名士，名为谢安，酷爱音律，自身也善于跳清商乐舞，他可以在舞蹈中进入忘我之境，洒脱恣意。
竹林七贤，他们也会饮酒赋诗，纵情歌舞，也会相互之间讨论清商乐舞。
喜爱清商乐舞之风从统治者而始，刮至世家大族，最后也刮到了民间，清商乐舞逐渐在民间流行了起来。
《南史 循吏列传》记载：“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
清商乐舞的广发流传也逐渐出现了一个弊端，那便是当清商乐舞进入了宫廷，进入了贵胄的家室，该舞蹈也逐渐从质朴婉约变得华丽奢靡。
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
抚琴长啸，醉酒当歌，艺术史上极为浪漫的一个年代，有了文人对舞乐的参与，舞蹈也有了自身独特的内涵和价值体现。
文人士族将自己的感情宣泄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了舞蹈上，深究魏晋之际盛行的乐舞，皆有较为强烈的情感抒发。
嵇康《释弘论》说道：“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从嵇康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之际的文人追求内在性情的自然与洒脱。士族文人从“非自然”的规矩中解脱，把自己的款款深情给予了世间的山河。
这种超脱自然的情感也反映在了舞蹈之中。舞蹈具有了丰富的情感，舞者的眉目，舞者的举手投足，舞者轻柔徘徊的身姿，都在传达着自己的情绪，或喜、或悲、或惆怅、或哀婉。
简而言之，“情”是这一时期舞蹈真正的内核与灵魂，也正因有了这一内核，舞蹈变得和诗文一样，有了无穷无尽的意韵。
在那个战乱频发，生命如草芥的时代，舞蹈中也有对人生短促、生命易逝的伤感。社会的动荡愈发使人感到生命的无常，那就用有限的时间纵情享受生命。
此外，魏晋之际的舞蹈也表达了文人雅士豁达洒脱之性情。他们从儒家礼法的束缚解脱，转身拥抱老庄之学和佛学。
极致的追求自由之境使他们不屑于去趋炎附势当时的权贵，他们因情起舞，率性而舞，追求自然，倾慕大自然，不沾染尘世的是与非，无拘无束，不被凡尘所累。
《鸲鹆舞赋》记载：“公乃正色洋洋，若欲飞翔……况乃意绰步蹲，然后知鸿鹄之志，不与俗态而同尘。”
谢尚所舞，便是以飞鸟的无拘无束翱翔，来表达自己对自然之爱，以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谢尚不仅舞出了飞鸟鸲鹆的姿态，还借此舞出了自己飘飘乎遗世独立的精神境界，不与俗尘同态的品性。
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时局动荡，随着政局变化而变化的便是人口的迁徙和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又促进了舞蹈艺术的繁荣。
魏晋之际极具特色的便是清商乐舞这一雅俗共赏的舞蹈形式，统治阶级对清商乐舞的推崇使得清商乐舞走进了文人士族与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
时局的不安，老庄之学的盛行和佛教的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挣脱了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束缚，开始将目光聚焦到自身的精神层面。
文人士族思维的转变也最大程度的促成了舞蹈艺术的转变，舞蹈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娱神”，或者说，自此，舞蹈的主要功能便是“娱人”。
文人士族将自己的情感和脾性投入到舞蹈中，舞蹈的内涵也因此变得丰富，成就了一个极其浪漫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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