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是几千年来黄土高原上一种最主要的建筑形式。相关研究指出，这种建筑形式创制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已经遍布整个黄土高原的各个主要区域[1]。但此前研究偏重于辨析和追溯窑洞的形制、结构与演变，其他方面涉及不多且不够深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近发现的相关资料，论述以窑洞作为建筑主体的聚落形式在聚落景观上的布局、特点与演进，进一步梳理窑洞这种建筑形式从开始出现到逐渐扩散的具体过程，进而结合其他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情况，对窑洞式建筑聚落在史前时期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做初步探讨。

一、窑洞式建筑聚落形式

本文所谓窑洞式建筑聚落，是指以窑洞为主体建筑形式或普通民居而构成的聚落。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在龙山文化时期窑洞遍布黄土高原之后，这个区域的聚落也不是全由窑洞构成，在没有深厚黄土的沙地、戈壁边缘，聚落的主体建筑仍然会是半地穴或其他形式，如深入毛乌素沙漠的神木木柱柱梁环壕内1.7万平方米就发掘清理了半地穴房址52座[2]。在窑洞成为聚落建筑主体的地区，聚落中也有其他形式的地面式建筑，如临潼康家[3]和西安米家崖[4]都有地面式分间房屋，只是还不清楚这样的建筑在康家和米家崖聚落中是否为普通民居。在一些聚落布局比较清楚的遗址上，可知这些地面式夯土、土坯乃至石砌地面式房屋乃是聚落中等级比较高或功能特殊的建筑形式，是当时窑洞式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所见窑洞式聚落，因窑洞掏挖方式不同，其布局也有所不同。相关研究将窑洞掏挖方式分为靠崖式和下沉式两类[5]，前者依山坡修出垂直壁面掏挖，后者挖地坑或沟槽，于坑槽底部掏挖窑洞。在目前的资料中，聚落布局最清楚的是坐落于山坡上的靠崖式窑洞组成的聚落，广泛分布于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和晋西北地区。在较大规模发掘的案例中，仰韶文化泉护二期横山杨界沙遗址发掘的32座窑洞式房屋（图一）分布在头道梁和二道梁的西南山坡上（图二）[6]。庙底沟二期吴堡后寨子峁遗址在三道山梁的山坡上都发现有窑洞，占地面积达21万平方米，其中下面两座山梁有石砌围墙隔开[7]。龙山文化时期榆林寨峁梁遗址面积有3万多平方米，发现有石砌围墙，清理的109座窑洞分布于遗址南侧山体马鞍部和西侧山坡，沿等高线绕寨峁梁山体东、北、西三面呈圆弧状排列，高低错落，大致可分为上下四至五排，成组分布规律明显，门道均开向山坡下[8]。岱海北岸蛮汗山山坡老虎山文化聚落很有规律，经过发掘的老虎山[9]、西白玉[10]和板城遗址[11]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遗址的地貌为向东南敞开的“两坡夹一沟”，沿两坡山脊修筑有石砌围墙。老虎山遗址石墙汇聚于西北山顶，围墙内冲沟两侧山坡分布有大量窑洞（图三），在不同区域清理了70座（图四）。园子沟遗址面积更大，未见石墙，在三面朝南的山坡上分布有三片聚落，每处聚落的面积有10万平方米，分别发现窑洞45、47和40座，各自组成院落、群或排[12]。

如老虎山聚落所见，靠崖式窑洞聚落有不少都在窑洞居住区上方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一般认为年代最早的聚落石砌围墙发现于准格尔旗白草塔遗址一期[13]，年代相当于陕北、关中地区的泉护二期[14]，这个时期石墙的例子太少，而白草塔也还有二期和三期聚落，年代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因此石墙不一定就是仰韶晚期的。以石砌围墙防卫窑洞聚落可以确定的实例大量发现于庙底沟二期，如陕北寨峁梁、后寨子峁及内蒙古大青山南麓和黄河南流地区的一系列“石城”[15]，这些聚落大多都很普通，并不一定就是大型聚落，像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园子沟这些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遗址，就目前大面积揭露的各种遗迹以及聚落布局的情况来看，也都是普通的聚落。有的大型聚落如芦山峁并没有发现石砌围墙，但龙山时期多数大型聚落是有石墙的，特别是在陕北和晋西北地区[16]。

此外，靠崖式窑洞聚落还会在山坡窑洞群上面的山顶上修建石砌建筑。即便是普通聚落也是如此，如老虎山在石砌围墙汇聚的山顶上，建有一座边长40米的方形围墙，里面发现一座石砌房屋。临近老虎山的板城遗址西北山顶上有5座一字排开结构基本一样的“石方坛”。大青山南麓庙底沟二期石城也是类似情况。只是内蒙中南部这些聚落的山顶石砌建筑规模都不大，用途还没有定论，不一定就是日常居住用房。新近发现于陕北和晋西的一些聚落相对比较清楚，是一种山坡掏挖窑洞，山顶修建夯土、土坯或石砌院落的聚落模式，山坡窑洞数量很多，与山顶院落反差巨大，应当是社会分化的体现。例如面积与老虎山基本相当的佳县石摞摞山城址有外城环绕，城内山顶建有约3000平方米的“内城”，估计应当是一处院落，城内山坡上发现有窑洞[17]。又如兴县碧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自西向东主要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等四个台地，遗址东部的城墙圪垛边缘砌筑了一道城墙，在小玉梁上发掘了4座大型石砌房址[18]。结合下述延安芦山峁和神木石峁的情况来看，这种聚落模式更应当是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大型聚落的布局常态。

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靠崖式窑洞聚落当属龙山时期石峁城址[20]，这个城址西北背靠秃尾河崖岸，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城修建的年代早于外城，也就是说外城是扩建的部分。城墙沿山脊构筑，隔一段就设有马面，城门则由内外瓮城、两侧墩台、城门门塾等建筑组成，防御性一望可知。在内城后阳湾、呼家洼和韩家圪旦等地点的山坡上都清理出过窑洞，韩家圪旦更是发掘了40余座(图六)，由此可知，城内一般的民居正是窑洞[21]。在内城西北居中的最高点是一座台城—皇城台。皇城台气势宏伟，底部面积24万、顶部面积8万平方米，有逐层向上收缩的石护坡，最高达11级70米。皇城台唯一的出口设在东偏南侧，这里建有一座城门，结构与外城东城门完全一样。皇城台台顶修建了大规模包石夯土台基建筑以及所谓“池苑”（图七），墙体上嵌有石雕人像[22]。与规模小一些的聚落如芦山峁和碧村相比，皇城台应当与芦山峁大营盘梁、碧村小玉梁在各自聚落中的地位一样，是窑洞聚落中山顶的建筑群落。只是石峁皇城台规模宏大，单就皇城台城门与内城和外城城门结构完全一样、具备完整的防卫设施和结构这一点来看，皇城台大有“以邻为壑”的架势，可以称之为“城中城”，是黄土高原迄今所见唯一的城址结构。

下沉式窑洞目前更多地发现于晋中和晋南，如五台阳白、太谷白燕、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其中大致能够看出聚落布局的当属二里头时期的东下冯聚落[23]。东下冯遗址面积有25万平方米，但延续的时间比较长，既有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在发掘西区，但中区也有），又有二里头和商代遗存（中、东、北区）。其中位于中区的东下冯第III期，开挖有“回字形”沟槽，里沟槽大致接近方形，边长120～150米，外沟槽边长接近200米。沟槽口宽4～5、底宽2～3、残深3米左右。在连片发掘揭露的第五地点（里、外沟槽围住聚落的西南部），里、外沟槽底部两侧都掏挖有成排窑洞和储藏室，西里沟两侧就有窑洞11座，储藏室6座。有窑洞的位置沟底就有路土，沟槽内有的地方还有夯土墙隔开，可能是为了间隔成院落。里沟槽环绕在内的上方区域，发现有大型土坑，土坑四壁也掏挖有窑洞、储藏室和陶窑，如南壁处的F554、F558，西壁上的F572、S15，门道处发现的路土通向坑底，可知里沟槽包围起来的平地上还有“地坑院”式的院落（图八）。由于I、II期发现的遗存很少，里、外沟槽内遗迹和填土出土物都属于III期，因此可知这个由两圈沟槽围住的聚落是III期时规划建成的，但并不清楚里、外沟槽是同时建成还是有先后。两圈沟槽东面间距最大，有12.5米，北面最小，为5.5～8.5米，之间没有什么遗迹，也难以用作居住的空间。因此无论两道临近的沟槽是同时还是有先后，如果是以防卫为优先目的话就显得多余，沟槽主要的用途应该首先是为了掏挖窑洞，同时也可以兼做防卫。

与东下冯三期聚落相比，陶寺遗址的面积要大得多，接近300万平方米。2000～2002年在遗址上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大城和大城北部56万平方米的早期小城[24]，加之此后大城外东南小城“观象台”[25]以及一些诸如“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宫殿”等迹象的认定[26]，至少陶寺中期聚落已经被发掘者依照类似于中原王朝都城的规划来解释了。但2013年在小城位置发现了陶寺早期至中期“宫城”后，早期小城旋即被否认。2017年最终确认“宫城”走向与大城一致，面积13万平方米，但这座“宫城”的城墙是否存在沟是有争议的[27]。“宫城城墙”下的“基槽”实际上是陶寺早期深达7～9米的环壕，解剖发掘部位环壕底部发现有早期窑洞[28]，可以断定环壕至少在早期是敞开的，这就很像东下冯那种沟槽窑洞的形式了。陶寺文化早、中期发现的房屋大都是窑洞（图九）以及天井式窑洞院落[29]，如1978III区F319、F321共用天井F324（图一〇），1978IV区F407与F402共用天井H416[30]。陶寺晚期发现的绝大多数房屋都是所谓“凸”字形“半地穴式”建筑，没有柱洞也没有墙体，如II区发掘的10座中有9座是这样的房屋，面积都不大，在7.7～16.7平方米之间，显然都是窑洞（图一一）[31]。只是早、中期窑洞为圆形，晚期则是圆角方形，有着龙山晚期黄土高原窑洞一致的特点。而在早期环壕内所谓“宫殿区”东部平地上则发现有大型半地穴房屋以及夯土地基、石头柱础平地起建房屋（IFJT3）[32]，遗址其他位置也还有类似的夯土地面建筑，如所谓“观象台”（IIFJT1），以及大片墓地（图一二）。因此像陶寺这样的大型聚落，一般民居也应当为“地坑院”式或“沟槽”式的窑洞，平地上则有平地起建的高等级建筑。陶寺早、中、晚三期的聚落布局和形式目前并不完全清楚。古环境研究的结论认为，陶寺遗址东北和西南两边的南河和宋村沟在陶寺文化时期虽未下切这么深，但已经是沟谷型河流[33]，夹在两河之间，甚至城墙就在河边的陶寺中期大城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值得考虑，“观象台”（面积1740平方米）被封闭在大城东南狭窄的长条形小城内，视线并不通透，也不易理解。按照中原地区史前乃至历史时期“城址”的城市规划来构想陶寺聚落恐怕是有问题的。

陶寺遗址上那些冲沟当初是长期有水的河流，还是像现在一样，是可以当作道路的干沟，其实并无定论。就遗址景观而言，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的地貌与陶寺很像，遗址上也有很多条冲沟。这个遗址位于黄河边一个小盆地中，背依山前阶地，面向黄河，面积近70万平方米，遗址周边据称还有环壕，但未发表环壕的具体资料。遗址上发掘I、II区等位置都发现有深5～7、宽10余米的壕沟（或冲沟），II区冲沟（吕家沟）壁面上发现一排窑洞，编号为F1、F3、F4（图一四）、F7、F10，门都朝北，往南另一条壕沟壁面上发掘清理的一排有F13、F14、F15、F17等，门皆朝西[34]，可以看出，这两排窑洞门向都开在了不利的朝向上，明显就是利用了现成的地形，当然也有可能是被聚落规划规定的位置。2005年发掘XI区的岗沟与II区吕家沟交汇，岗沟坡沿上发掘的并列两座房屋F30、F31门朝东[35]，2014年发掘区发现有F47、F52、F56三座房屋共用一片门前场地[36]，2015年发掘的Ⅷ3区也发现了壕沟和成排的窑洞，门朝南开向沟底[37]，壕沟沟壁上有脚窝可上下[38]。2016年发掘清理的齐家文化G12，东西壁面上都发现有当时的工具痕迹，尽管据此还无法确定壕沟是否全系人工开挖，但至少修整壕沟壁面以利掏挖窑洞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39]。此外，遗址西部Ⅷ区2004和2005年发掘清理了多座房屋，其中F23、F24、F26、F27一排房屋门朝东，与F25相对，东面和西面还有F28、F29门朝南[40]，可见这里很可能还有下沉式地坑院。在V区冲沟上面的台地上，则发掘有“小型广场”“干栏式建筑”和墓葬[41]，说明这里可能有粮仓和墓地等公共活动场所（图一三）。以上遍布遗址多个发掘地点的发现说明，齐家文化时期，喇家台地上有多条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冲沟或壕沟，沿冲沟两侧的崖面上应该都会掏挖窑洞，不然朝北和朝西的窑洞就难以理解，窑洞完全依照冲沟的走势成排分布，冲沟平时无水，沟底就是当时的道路。喇家聚落似乎是沟底窑洞，台地上面有地坑院和公共活动建筑的聚落布局形式。如果喇家壕沟确系为建窑洞而人工开挖的话，那么喇家窑洞也可以归入下沉式一类。

综上，不论窑洞以何种方式建造，其聚落的基本构思都是一样的，需要利用坡面切出垂直壁面掏挖窑洞，或者干脆向下挖沟或坑，利用沟壁坑壁掏挖窑洞，形成普通的居民住宅，其他特殊的地面式建筑则在窑洞上面的高处起建。聚落整体布局最清楚的是陕北周边和内蒙河套地区的靠崖式窑洞聚落，利用山坡坡面构筑窑洞，坡上山脊垒砌石墙，山顶修筑平台，起建夯土、土坯、石墙大型院落或大型建筑群。而晋中、晋南等地下沉式窑洞聚落虽然也都可以找到沟底窑洞、天井式窑洞院落和上面平地起建的建筑，但整体结构多不清楚，或许都应当是像二里头时期东下冯那种聚落结构，利用环壕兼做防御体系，同时环壕下面也用来掏挖沟底窑洞，环壕里面有平地起建的建筑以及天井式窑洞院落。晋南龙山到二里头时期遗址多见环壕而无城墙，如绛县周家庄[42]和西吴壁[43]都有这种情况，不知环壕里是否也有窑洞。再有就是像喇家这种利用天然冲沟，沟底走路、沟壁挖窑洞的聚落形式。靠崖式窑洞聚落应当多见于粱峁地貌发达的地区，而下沉式窑洞聚落则应多见于晋南、豫西、关中乃至甘青地区宽阔平坦的阶地和黄土原上。

二、窑洞的初现与扩散

依现有资料来看，年代最早的窑洞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44]，但由于仰韶晚期延续时间比较长，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划分。根据王炜林、邸楠的认识[45]，渭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仰韶晚期至少还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半坡四期和泉护二期两个阶段。在半坡四期阶段，黄土高原就已经出现了两种窑洞式建筑。第一种发现于陇东、关中和晋中地区，平面多为圆形或葫芦形，室内后部有灶，形式简陋，面积多不足10平方米。保存最好的是高陵杨官寨遗址南区长达72米的一排13座窑洞式建筑（图一五），每座都有前后室，后室为窑洞（图一六），只是有几座门外还附带有一座陶窑，陶窑的年代是否与窑洞完全同时不得而知[46]。福临堡三期F11等多座面积也非常小的建筑也有可能是窑洞，F11底径只有1.4米[47]。此外西安米家崖遗址也发掘了一座这样的椭圆形“半地穴”建筑，长径2.6、短径1.7米，后部有灶[48]。只是在杨官寨北区和福临堡还发现有多座20平方米左右的地面式建筑，因此即便在小型窑洞已经被广泛发现的渭水流域，目前也还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窑洞是当时聚落中最为普通的住宅。但陇东宁县阳坬遗址只有4500平方米，发现房屋33座，清理的12座都是圆形和葫芦形的窑洞，面积也多不足10平方米，应当就是当时正常的普通住宅[49]。此外晋中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第一期第一阶段有一种10平方米左右圆形小房屋[50]，以及五台阳白遗址发现的一座类似的12平方米房屋，可能也是窑洞，年代也应早到这个时期[51]。这种小型简陋窑洞大多只发现于这个时期，此后便不多见。

第二种目前只发现于陇中，这里的半坡四期遗存通常称为石岭下类型。在秦安大地湾四期三段[52]、天水师赵村第四期[53]和武山傅家门[54]普遍出现了一种圆形、方形或短长方形短门道的“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多为白灰面，圆形灶居中，大多没有柱洞，面积多在10平方米左右[55]，如大地湾F401、F402、F404，师赵村F28、F4等，在师赵村第七期和西山坪第七期（齐家文化早期）都发现保存比较深的穴壁上部内收，应该可以判定为窑洞（图一七），齐家文化或龙山时期典型的窑洞其实就是这种形式。石岭下类型这种房屋发现的数量还很少，不知是否构成聚落的主体。在半坡四期—石岭下类型之前的仰韶中期及中晚期之交（大地湾四期一、二段），黄土高原的仰韶聚落都是由面积很大的半地穴房屋构成的，目前所见，位置最靠西的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大地湾四期）发现房屋5座，也都是有柱洞的半地穴式房屋[56]。在豫西、关中、山西、河北北部流行的多是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屋[57]。同时，大地湾四期的关中和陇中地区还有像大地湾F901那样的地面式建筑。显然，半坡四期在关中、陇东、晋中和陇中地区的这两种窑洞式建筑是新出现的建筑形式，只是后来流行起来的窑洞是最先出现在陇中的第二种窑洞的样式。

到泉护二期，有诸多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窑洞在黄土高原多数地区都成为了构成聚落房屋的主体建筑形式。特别是在陕北，已经发掘了多个这样的地点。如横山杨界沙、靖边庙梁[58]、五庄果墚[59]等遗址，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都发现在山坡上成排窑洞构成的聚落，窑洞平面多为“凸”字形，少数为“吕”字形，形状有椭圆、圆形和长方形多种，主室面积一般在数平方米至十几平方米之间。晋中在太谷白燕遗址第三、四地点第一期第二阶段发现有这个时期的窑洞[60]。晋南夏县西阴村“庙底沟二期”（报告称年代在西王村三期和庙底沟二期之间，大致也就是泉护二期）[61]和东下冯发掘的泉护二期7座窑洞[62]，平面有圆有方，没有白灰面，后部或侧面有壁龛或窖穴。襄汾陶寺遗址被发掘报告称为“庙底沟二期”的遗存也属泉护二期，分布在居住址III区，清理的17座房屋全部为圆形窑洞，并组成天井式院落[63]。陇中地区这一时期为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期，在师赵村五期[64]、武山傅家门[65]和东乡林家遗址[66]都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多种形式的“凸字形”和“吕字形”房屋。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在半坡四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Ⅶ区第一期[67]、包头阿善遗址第二期[68]、准格尔旗白草塔遗址一期[69]和西园遗址一、二期[70]则均为半地穴房址，岱海、黄旗海附近的庙子沟、大坝沟[71]、王墓山坡上[72]等遗址所见也是仰韶式的半地穴房屋。但其中年代比较晚的东滩遗址和红台坡上遗址年代应在泉护二期阶段，所见房屋的形式已经是窑洞式建筑了[73]。

庙底沟二期时，陕北的吴堡后寨子峁、横山寨山[74]、府谷郑则峁第一期[75]、延安芦山峁、旬邑下魏洛遗址[76]所见依然是以窑洞为主体建筑的聚落。黄河以东的山西石楼岔沟遗址则发现有窑洞加夯土墙的建筑[77]。关中地区和豫西地区这个时期的发现虽少，但扶风案板遗址第三期房屋[78]、武功浒西庄庙底沟二期房屋[79]、华县泉护村三期发掘的一座房屋F801[80]、陕县庙底沟遗址二期F551[81]都应当是窑洞。晋南陶寺遗址庙底沟二期（陶寺文化早期）仍见此前已经出现的天井式窑洞院落（F321、F319），也就是地坑院，此外还有垣曲东关[82]和宁家坡遗址[83]发现的庙底沟二期简陋窑洞等。内蒙中南部河套地区丰镇北黄土沟遗址清理的窑洞，年代似在泉护二期和庙底沟二期之间[84]，接下来的阿善三期文化时期，清水河后城嘴二期[85]、白泥窑子D地点[86]、准格尔旗白草塔第二期[87]、官地遗址三期[88]和鲁家坡三期[89]房屋都应该是窑洞，包头阿善遗址第三期（晚段）[90]、西园遗址三期普遍发现有“凸”字形窑洞[91]。宁夏这个时期是所谓常山下层文化或菜园文化时期，在镇原常山遗址下层[92]、海源林子梁[93]等遗址所见显然都是窑洞为主体的聚落。但在兰州以西的河湟地区，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的半山期兰州青岗岔F1是半地穴式房屋，面积48平方米，四周有柱洞[94]，永靖马家湾遗址发掘4座方形、3座圆形半地穴房屋，中心及四角共5个柱洞，可知也不是窑洞[95]，马家湾遗址年代大致在半山期和马厂早期之间，河湟地区这个时期显然尚未利用窑洞。

龙山文化时期，河湟地区的马厂期（又称马厂类型）虽然没有发掘到明确的房屋基址，但这个地区从马厂期突然开始流行洞室墓，一般认为是模仿了窑洞式居住房屋的样式。相当于龙山晚期的齐家文化早期，河湟地区民和喇家遗址发掘所见的房屋都是有门前场地、门道、白灰面及居中圆形灶址的典型窑洞式建筑。黄土高原最东部的冀北地区，新近发掘的崇礼邓槽沟梁遗址也发掘到窑洞[96]。至此，窑洞式建筑遍布黄土高原，达到了分布的最大范围，从最西边的青海直至最东边的冀北张家口，此前仰韶式半地穴房屋彻底不见。而且，这个时期在整个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的窑洞，也几乎只有一种标准的窑洞样式，这就是白灰面加居中正圆的地面灶的形制。龙山时期在黄土高原发现、发掘窑洞数量较多的遗址在陕北有靖边庙梁[97]、府谷郑则峁二期[98]、神木新华[99]、石峁遗址韩家圪旦等地点和旬邑下魏洛[100]；在关中有客省庄二期临潼康家、姜寨第五期[101]、西安客省庄遗址二期[102]、高陵马家湾[103]、东营[104]、武功赵家来客省庄二期[105]、岐山双庵[106]、宝鸡石嘴头[107]；晋西北地区有河曲坪头[108]、偏关楼沟[109]、兴县白崖沟[110]、碧村；晋中有岢岚乔家湾[111]、窑子坡[112]、原平辛章[113]、太谷白燕、石楼岔沟[114]、忻州游邀[115]、五台阳白龙山时期；晋南有夏县东下冯龙山时期、襄汾丁村[116]、曲舌头[117]、陶寺中晚期、绛县周家庄[118]；内蒙河套地区有凉城园子沟、老虎山、西白玉、面坡[119]、板城、准格尔旗二里半[120]、永兴店[121]；宁夏地区有隆德沙塘[122]、页河子“客省庄文化”[123]；陇中则有武山傅家门齐家文化、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第七期[124]、永靖大何庄[125]等。其他尚有许多零星的发现，此处不再赘述。

三、窑洞式聚落与史前黄土高原的再度繁盛

窑洞这种建筑形式普遍开始出现在黄土高原上的时间是在半坡四期，这一点应无疑问。最先出现的地点目前来看是在关中、陇东、陇中东部至晋中一带，也应当还包括晋南和豫西，只是晋南和豫西还没有这一时期房屋的资料。由于相关资料不够充分，早期的窑洞在当时的聚落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难以准确评估，但至少杨官寨和阳坬所见，窑洞已经成为当时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泉护二期，陕北、晋中、晋南的聚落已经均以窑洞为主体建筑，此外还应当包括了泾渭地区、甘肃中部和宁夏。庙底沟二期进而扩展到整个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以及豫西，但还不包括兰州以西的甘青地区。至龙山时代，东起张家口、西到青海，全部的黄土高原都已经是窑洞的天下。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晚期（半坡四期和泉护二期）至今未见大型聚落，以窑洞为主体建筑的聚落规模也都很小。到庙底沟二期，包括陕北在内的河套地区靠崖式窑洞聚落，在山坡两侧的山脊上修建了石头围墙，即便小型聚落也是如此，大型聚落如芦山峁，形成了山顶院落、山坡窑洞的结构。在晋南和豫西则是如陶寺那样的下沉式“地坑院”窑洞聚落，还应有如二里头时期东下冯遗址所见环沟（环壕）窑洞，环沟或环壕内平地上也应当有夯土和土坯建筑，与上述靠崖式窑洞聚落的设计理念大致相同。龙山时代延续了这种窑洞聚落的基本形式，只是更高级的聚落如石峁加强了山顶建筑的规模，创造出了“城中城”的样式。以窑洞为民居的居住形态，逐渐发展为形态稳定、可以容纳多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聚落模式。

窑洞式居住形式的出现，并不是黄土高原史前社会文化逐渐演进的结果，窑洞开始出现的时间节点在仰韶文化晚期，反而是仰韶文化衰落的时期。此前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经历3000年的发展，至仰韶中期也就是庙底沟期开始兴盛，至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达到了最为繁盛的顶点[126]。在仰韶兴盛时期，黄土高原东部聚落密集，并在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关中、晋南和豫西出现很多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如灵宝盆地仰韶中期遗址就有105处，其中面积在40万至100万平方米之间的就有北阳平、西坡、五帝、窑头—人马寨等多处，以西坡遗址所见，社会分化在这个时期也最为严重[127]。但在随后的半坡四期，聚落数量减少，大型聚落完全不见，灵宝盆地调查发现的仰韶晚期遗址只有44处，而且不见大型遗址[128]。就连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彩陶也是最先从这个区域消失的。由于目前材料所限，我们还不清楚原本最为兴盛的关中东部、晋南和豫西在半坡四期时的情况，但最早的窑洞实际都发现于这个区域的周边如关中西部、陇东和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最早的窑洞都很矮小，面积甚至不足10平方米，较之此前庙底沟时期那些动辄上百平方米的大型半地穴房屋，无论如何都是文化和经济衰落的产物。而且，仰韶晚期的衰落实际主要发生在原来仰韶中期文化最为繁盛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周边如晋中、陕北、河套和甘青地区仰韶晚期并无衰落迹象，这些地区中，陇中在半坡四期（石岭下类型时期）也出现了窑洞，只是窑洞规整且面积比较大，装修也比较好，成为此后窑洞的标准形制。随后，这些地区从泉护二期开始也逐渐放弃了半地穴式房屋，转而利用窑洞这种建筑形式，连半地穴式房屋传统延续时间最长的黄土高原边缘河湟地区，到龙山时期（马厂类型—齐家文化）也都变为窑洞式聚落，足以说明以大量木材为建筑材料的仰韶式半地穴和地面式建筑是不可持续的，越是兴盛的地区，半地穴式建筑消失得就越早。窑洞式建筑的优点不仅是在建筑结构上不需要大量的木材，而且尤为适合黄土高原上黄土这种垂直节理发育的沉积物堆积深厚的地理条件[129]。

窑洞的出现不单单是一种建筑形式的改变，而且由这种建筑形式的特点带来了整个聚落布局和聚落位置的变化。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村落从老官台文化开始进入黄土高原，直至仰韶中期，半地穴房屋一直是聚落的主体建筑形式，半地穴式建筑需要建造于相对平坦的地形条件，因此聚落的位置一般都坐落在河边阶地上。大地湾遗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遗址上有多个时期的聚落遗存，其中大地湾一期、仰韶早期（大地湾二期）和仰韶中期（大地湾三期）的聚落均位于清水河河边阶地上，直到仰韶中晚期之交的大地湾四期（一、二段），聚落才开始往南边山坡上较高的位置迁移，并在大地湾四期三段，也就是半坡四期或石岭下类型时期，出现了窑洞式建筑。大地湾四期一、二段聚落位置向山上迁移是仰韶晚期以来黄土高原聚落演变的共同趋势，迁移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解决了山上用水的问题。之后兴起的窑洞式建筑，则可以修建在更高的山坡上，大型聚落除了利用山坡的位置掏挖窑洞，还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兴建特殊的平地建筑，形成山顶院落—山坡窑洞的固定聚落形态。新的聚落形式突破了河流阶地的限制，使黄土高原的原梁峁地貌形态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窑洞聚落于是可以深入黄土高原的腹地，这应当是仰韶晚期以后，仰韶文化及其诸多变体持续在该地区向西、向北扩张，进而在随后的龙山时期最终占据了黄土高原全境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仰韶文化在黄土高原上延续三千年，一直以半地穴式房屋组成大大小小的环壕聚落，分布在河流阶地上。在仰韶中期和中晚期之交的鼎盛时期，陕晋豫邻境地区发展出了密集的聚落群和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社区，大型社区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但在接下来的半坡四期突然衰落，大型聚落消失，小型聚落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关中、陇东和晋中都出现了以简陋小窑洞作为普通民居的聚落，在关中地区杨官寨和陇东地区阳坬遗址有集中连片的窑洞，说明聚落的建筑主体已经是窑洞式房屋。但这一时期陇中大地湾、师赵村、傅家门等遗址发现的石岭下类型窑洞，面积比较大，以白灰面、居中正圆地面灶为特征，是此后黄土高原窑洞的标准形制。窑洞在半坡四期也应当出现在关中东部、晋南和豫西地区，只是目前考古工作很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此后泉护二期和庙底沟二期，窑洞式聚落普遍发现于陕北、河套、晋北、晋中、晋南、豫西、关中、陇东和陇中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扩展到青海东部和冀北，彻底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在这一过程中，黄土高原也逐渐开始了新一轮的繁盛，并于龙山文化时期达到史前文化和社会最为繁盛顶点。在社会关系持续紧张和社会分化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从庙底沟文化二期开始，山坡上的窑洞聚落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建造夯土和石砌院落，新近发掘的芦山峁遗址就是这样的聚落类型。更为极端性的代表则是龙山时期石峁那样的“城中城”模式，在城中最高的山顶建造了一座台城。可以容纳大型社会群体和展现社会分化的窑洞聚落样式由此形成。而在晋南、豫西乃至青海东部河流阶地和黄土原上，还应当有另外一种下沉式窑洞聚落的形式，东下冯是迄今所知的典型案例，聚落由两重沟槽式窑洞以及沟槽圈起来平地上的地坑院构成，或者如喇家遗址那样沿冲沟两侧掏挖成排窑洞，沟底为道路，沟上平地有地坑院、公共建筑以及墓地，陶寺虽然不够清楚，但也应当属于这样的聚落。窑洞建筑本来应该是因应仰韶中期社会、文化和资源衰退时出现的替代性简陋居住形式，但之后就以其节省木材、适合黄土高原腹地原梁峁地貌的优势，深入黄土高原腹地，开拓了较仰韶早中期半地穴式建筑形态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出新的聚落样式，影响了之后该地区几千年的居住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