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华民族久远的农耕历史，使对“龙星”的观象授时，上升到了自然崇拜。

世界公认，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革命”发源地之一，大约始于距今10000年前。

农耕，最重要的自然因素是“天时”，然后才是“地利”。

于是，伴随东亚广袤大地上古人类，有狩猎采集逐渐转向定居农耕，必然便开始了先民的“观象授时”实践。

古人观测天象，白天看太阳，夜间看月亮和星辰，应该很快便确定了“授时主星”。

授时主星，“北斗”肯定在其中，接着就是东方的“龙星”和西方的“虎星”。

由六个星宿（后来才加进了“箕星”成为七宿）组成的“龙星”，每当“立春”时刻出现于东方，这正是农耕开始的季节。

这大概是“龙星”作为一年农忙开端，而最初引起了先民的关注，即所谓“见龙在田”。

古人发现，一年中“龙星”遨游天空，不同季节呈现不同的“六龙”形态，《周易·乾卦》记载了相关天象——“见龙在田”为“立春”；“或跃在渊”时为“春分”；“飞龙在天”为春夏之交；“亢龙”正值“夏至”；“见群龙无首”是在“立秋”；“潜龙”则为“秋分”。

自春至秋，“六龙”在天，恰好涵盖了一个完整的农作周期。

这大约是一万年前先民进入农耕时代后，将“龙星”作为“授时主星”的根本原因。

距今10000-7000年的查海遗址，发现了中国目前最古老的“龙”形图案，甚至还有全长19.7米的由红褐色砾石摆成的石堆塑龙。

“龙”，并非现实世界中可以找到的“动物”，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就是“龙星”的象形。

这是先民在观象授时的浪漫想象，与把“参宿”为主的二宿想象为“虎”，以及后来又相像出“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最初是鹿）”，是相同的道理。

当然，古人也尽可能想把“龙”与可知可见的“动物”形象结合起来，所以有了北方的马形龙和猪龙，黄河往南的鳄龙。但所有这些“龙”，在“龙爪”的处理上极为一致，即都是四脚，彰显了古人将天上本来无脚的“龙星”，在现实化的过程中有意的“弱化”或“简化”。

可以相信，在查海遗址的那个时期，先民对于“龙”，已由最早的单纯的观象授时，上升到了自然崇拜的阶段。

这从“龙”的读音，便可窥见一斑。

《诗经·商颂·长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笺》：“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

《释文》：“宠，王肃作龙，云宠也。”

《说文通训定声》：“龙，假借又为隆。”

可知，“龙”即“宠”即“隆”。这就是古人将“龙”读为“龙”的内在含义。

伴随农耕时代来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对于“龙”的自然崇拜，延绵不绝，生生相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遗址考古出土的“龙”形器物和图案足以证明。

“龙行于天”，祖先逝后可以乘龙升天，这与中国自古的“尊祖”传统就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大约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社会贫富开始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开始形成——部落首领、部落联盟首领和后来的古国、王国的“王”也出现了。

此时，观象授时的权力掌握在这一阶层手里，他们就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从而“龙”与“君”和“君权”“王权”就紧密结合了起来——所谓“龙，君也”。

自然崇拜，在王权加持下，进一步上升到了神圣的高度而且更为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