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政治变化对边地官僚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政治局面对四边经略的影响

东汉时期，政治变化对边地官僚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东汉王朝中后期政治昏暗也使政治阶级在解决四边经略矛盾上走向消极自闭，“弃地自守”的讨论就更为频繁。在西边经略多次陷入动荡后，放弃西边声音不断，最终造成在事实上凉州的金城等郡已经“不弃而弃”。

在南边出现统治危机时，也出现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的讨论。可见，在中央的一部分统治集团的思想中已经不打算解决边疆矛盾，妄图一弃了之。

尽管最终这些主张都没有通过统治集团的整体决定，但东汉王朝的国力下行和政治昏暗还是导致了边地的持续性动荡陷入了叛乱镇压的循环之中，汉王朝对其的控制也只是勉力维持；更使一些地区在事实上已被弃置，中原朝廷只有名义上的统治权。昏暗的政治局面使汉王朝对四边经略日益消极迟滞，矛盾难以平息。

无论中央政府的战略规划是清晰具体还是模糊忽视、是积极还是保守，最终都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去执行负责。边吏是封建王朝经略思想政策的具体贯彻者与执行者。官僚素质的高低也对王朝的边疆经略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东汉王朝前中期的边疆经略中，优秀的边吏凭借他们的智慧与品德为王朝的边疆攻略做出了杰出贡献。

例如班超班勇父子为东汉王朝西域经略的巨大付出；辽东太守祭肜，为东汉王朝招抚鲜卑、乌桓以削弱匈奴做出的重大贡献，为“北边”诸民族相互制衡的战略立下功劳。

东汉王朝建立初能较快的恢复南边统治也离不开一些心怀汉室的忠贞边吏的贡献，例如广汉太守文齐“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并抵御了公孙述割据势力的攻击，在光武建国后迅速回归汉帝国。相应的一些能力不足的边吏也会激化矛盾，对王朝的边疆经略造成困境。

例如汉章帝章和年间的护羌校尉张纡就曾因失信于羌民族导致“众羌大动，凉州吏民，命县丝发”的危机。但总体来说，在东汉王朝的前中期，国力上行，政治清和，边吏素质相对优秀，对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基本形成了良性作用。并且东汉时期的边吏职权规定更加明确，监察更加严格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吏的平均水平。同时，在边吏中有着“苛赏重罚”的原则。

东汉一朝边吏难以升官封侯，更多的是平迁。而惩罚却更加严重，轻则免职，重则身死。在边吏造成严重失误后，也不能将功补过，例如度辽将军朱徽“失胡和”导致匈奴叛乱，而后在平叛过程中卓有战功，但最终还是“征下狱死”。

这种对边吏的控制限制了边吏的治边积极性，导致了边吏们在治边时走向为政严苛，杀伐过重的结果。

南北边吏的区别

任尚为西域都护时就因为政严苛造成西域诸国叛乱，使当时的汉王朝不得不放弃了对西域的统治“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在西羌地区更是出现了一批以残酷杀戮治理的护羌校尉们，使帝国的西边陷入了叛镇压的反复循环中。但相对的，东汉时人以边事取军功封侯的倾向，使急功近利的边吏热衷于“北边”，忽视“南边”，结果造成“南边”边吏相对温和，更愿意以柔和的手段解决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南边”的安定。

这种北边多武吏，南边多文吏的现象是受到东汉王朝“重北轻南”的战略规划一定影响的结果。东汉王朝朝政的日益昏暗，也使边吏队伍体系日益昏庸，这些官僚轻则造成民族叛乱，严重者还会使所治理地区陷入长期战乱中，导致东汉边经略的崩溃。

伴随着东汉王朝末年的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黄巾起义的冲击，一些边吏或被裹挟或主动与少数民族叛乱势力联合，成为撕裂东汉统治的一股力量，例如北宫伯玉叛乱中的边章、韩遂，陇西太守李相如等“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更有一些边吏也借着平叛战争日益强大成为了威胁中央的强力军阀，例如董卓“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但却“驻兵河东，以观时变”最终篡权乱政。

同时王朝衰落，边疆局势的恶劣，使一些边吏不仅对少数民族予以残酷杀戮，更对本民族造成了侵扰掠夺，例如东北地区的公孙瓒反对其上司刘虞对少数民族的德治仁政，多次激化与乌桓鲜卑族的冲突，更是“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

最终二者爆发严重矛盾，兵戎相见，使东北地区也陷入了分裂割据。东汉王朝的衰落使曾经稳固帝国边疆的边吏逐渐成为了肢解帝国的边地军阀。边吏曾经是东汉王朝维护边疆稳定，推进开展四边经略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王朝衰落，国力下行，在长期的镇压战争中和苛赏重罚下，使边吏们逐渐心生不满，并逐渐残暴。

王朝的进一步衰落，而边吏们则借平叛战争而日益强大，最终成为了东汉王朝的掘墓人。东汉王朝的四边经略，继承自西汉王朝时对边疆民族的统一成果。在经历两汉动荡，四边诸民族或形成割据或重新对立。

东汉王朝依靠西汉遗泽，加之正确的边疆经略逐渐恢复了四边的安稳。但受限于专制王朝的剥削性，东汉帝国保守消极缺乏进攻性的边疆经略政策，加之东汉王朝中期开始的内廷倾轧，忽略外部势力变化。

未处理好的民族矛盾又激化边疆危机，造成四边经略的整体性动荡，使东汉王朝的边地陷入了叛乱-平叛-再叛乱的循环中。在这一过程中，东汉的边疆经略呈现出明显趋势：在建立之初国力凋敝，消极防御；中前期国力上升期，“四夷”归附，国家能从容应对各边矛盾，使边疆安宁。

四边经略的转折点

中后期国力下降，只能集中于解决最为突出的“羌乱”问题，而对其余边呈消极放任态势，到了末期边疆矛盾整体爆发，勉励维持，只能更为频繁的讨论弃地自守的方案。同时长期的封建压迫也使一些边疆地区，汉夷联合，共同反汉王朝，统治秩序受到进一步打击。可见，东汉中期国力的衰落是四边经略的一个转折点。

以东汉王朝的战略规划来看，其“重北”的决策贯穿于整个经略过程中，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对“西边”的联动经略，而对“南边”有所忽视。

在前中期，东汉王朝的这种战略是立足于当时的国力水平和边疆矛盾的，明君和较为清平的政治环境也能因时而异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使东汉前者期取得了一段时间边疆的安定。但随着中期边疆环境的变化，朝政的逐渐昏暗，其战略规划也步入守旧迟滞的局面中，长期对西边和南边的轻视，也使东汉王朝的南边依然开发有限，西边陷入持续性动荡中。

从东汉王朝结果上看，自中期开始其四边经略就陷入困境。不断爆发的民族叛乱，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少数民族的钞掠，使王朝对边地的控制时断时续。南北边疆开放经略得不平衡，也使相对安稳的南边边疆难以为帝国补益。四边矛盾的联系性也常常“其势互强”，逐渐失败的边疆经略成为东汉王朝中后期所面对的一大政治难题，成为东汉王朝灭亡的众多原因之一。

但从民族角度而言，尽管东汉王朝对边境经略陷入了勉力维持的境地，与诸民族经常爆发冲突。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招抚也使诸民族经济生产，组织形式有所进步，民族认同有所加强。而并入汉王朝统治的诸民族也开始内迁，民族融合的汉化趋势未曾断绝，而东汉王朝在彻底崩溃前也没有直接放弃对边疆的控制。

东汉灭亡后，三国时期诸民族的冲突交流，各割据政府的边疆经略也在对汉王朝的继承中进行：蜀汉的诸葛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对西南夷及西羌部积极经略。

诸葛武侯与西南佤族的誓约更是千古佳话；曹魏方面也通过怀柔西域、重设戊己校尉和招抚鲜卑、重设护匈奴中郎将的方式在东北和西北恢复因东汉灭亡而失去的统治；孙吴势力也在东南地区平定叛乱，经略边疆。

到西晋再度统一时，内迁的诸族“与汉人错居，接受汉化，为日已久”中华各民族的汉化融合进一步加深。东汉王朝的“四边”经略虽然不能保证边疆地区彻底安稳，但同样未使边疆分裂，诸族背弃，在和平与冲突的交替中继承发展诸民族的渐进式汉化，对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有继承和推动作用。而对从东汉王朝经略四边的反思中，可以看出国力强盛才是保证边疆安稳的关键。

总的来说，当一个王朝处于国力上升期时，政治环境清平，对各方面的运作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提升诸民族的向心力。而当其国力下降，政治昏暗时，便对各方面都难以运作，对周边各族失去吸引力，产生离心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