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锡的方志修纂与方志理论|中国古文献|修纂|方志|明朝|江西通志|董天锡|赣州府志|食盐

摘要：董天锡所主纂的嘉靖《赣州府志》是赣州现存最早的方志，该志历经五任知府，前后耗时二十余年，最终成书于董天锡之手。董天锡将浓厚的地域自豪感、强烈的资政服务意识以及民本意识、王权尊崇意识等个人思想融入方志修纂中，让嘉靖《赣州府志》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同时，因坚持着实事求是的修纂态度，嘉靖《赣州府志》在内容体例和地图绘制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关键词：董天锡；《赣州府志》；方志理论

董天锡（1473—？），字寿甫，赣州宁都人，弘治九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大理寺卿。他修纂的嘉靖《赣州府志》（以下简称嘉靖志），乃是现存最早的《赣州府志》，该志共十二卷首一卷，目前有嘉靖十五年刻本，藏于宁波天一阁。当下学界有关嘉靖志的研究，有邹春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明嘉靖〈赣州府志〉研究》，该文章对嘉靖志进行了系统的探索，为学术界的嘉靖志研究填补了空白。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邹文集中于探索嘉靖志的史料价值和文献内容，对于主纂者董天锡的关注较少，同时对嘉靖志的修纂经过和体例价值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事实上，嘉靖志有着董天锡浓厚的个人色彩，将董天锡和嘉靖志综合起来考察，不但可以推动嘉靖志的研究，也能够加深对董天锡的了解。

一、嘉靖《赣州府志》的修纂经过

关于嘉靖志的编纂经过和编纂缘由，目前学界少有探讨。现依据天启《赣州府志》所保存的王世芳《嘉靖庚寅志序》和董天锡所作的《序》，为嘉靖志做一个简要的考证。

嘉靖志的编纂，可以追溯到正德十一年（1516），赣州知府邢珣聘请李坚来修志一事上，“正德丙子，前守当涂邢公始聘刑部郎中长汀李公坚修之” [1] 。邢珣（1462－1532)，字子用，号三湖，南直隶当涂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等职。正德十年（1515)，邢珣出任赣州知府，在任期间，“修学作士，躬率行古礼” [2] ，离任后升为江西参政。李坚，字贞夫，福建长汀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行人司副、南京户部郎中等职。因同在南京户部任职，且李坚“博洽英敏，其雄文丽句，每片纸出，人竞宝之” [3] ，故邢珣在赣州开始修志时，便邀请自己的同僚李坚来主持修志事宜。志书修成后，还未刊刻，邢珣便已升任江西参政，“属草已完，而邢公以擢官去” [4] ，考邢珣升任江西参政的时间为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故正德《赣州府志》的修纂时间是从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四年。

嘉靖元年（1522），继任知府罗辂继续修订正德《赣州府志》，“金陵罗公属其门人上舍生欧阳诚者润色之”。罗辂（1487—1535），字质甫，号半窗，应天府江宁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大理评事、袁州知府等职，后王阳明举荐罗辂善于治理剧县，于是改任罗辂为赣州知府，在任期间，招抚流民，打击盗匪，有效安定了辰濠之乱给赣州带来的不利影响。

嘉靖四年（1525），新任知府张汉继续校正正德《赣州府志》，并为其作序，“安陆张公复手加校正，序其首”。张汉，字濯之，湖广安陆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担任赣州知府期间，颇有清誉。张汉准备将修订好的正德《赣州府志》刊刻发行，然而又因为调任他职，此次刊刻不了了之了，“简将刻梓矣，属以更任，弗果” [5] 。

嘉靖七年（1528），王世芳担任赣州知府，重修府志一事又提上了议程，王世芳后还为府志撰写了序，然此次修志亦未取得成果。

嘉靖十四年（1535），监察御史陈玒重提修志一事，董天锡在《序》中曾言：“侍御容峰陈公玒有见于此，乃谋诸都宪玉泉王公浚，以赣志属予修葺。” [6] 王世芳在《序》中亦云：“今御史大夫容东汪公时以中丞节出镇兹土，复裒其稿，裁决于廷尉董公。” [7] 可见，此次重修志书，乃是由监察御史陈玒提议，右副都御史王浚发起，邀请董天锡担任总纂。陈玒，字国祥，号容峰，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任南京刑部主事、监察御史等职。王浚，字德深，号玉泉，浙江建德人，正德三年进士，历任贵州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漳军务等职。考王浚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在嘉靖十四年（1535），故嘉靖志当开修于嘉靖十四年，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并于是年刊刻，此时的赣州知府为康河，故不少书籍标明嘉靖志的主修为康河。可以说，嘉靖志的成书过程，整整历经二十年，期间换了五任主修，并经过众人不断地修订，最终成于董天锡之手，可谓是历经沧桑。

值得注意的是，董天锡修纂嘉靖志并不是自己主动要求的，而是当时的为政者有所需要，才让董天锡出面来主持修纂事业。而对于这份要求，董天锡也不如其他方志纂者般欣然答应，而是自称自己“衰病薄劣，何能为役”，面对为政者的多次要求，他才勉为其难答应下来，“重违其意” [8] 。可以说，董天锡编纂嘉靖志，从一开始的拒绝，到后面的被动答应，这与传统时代方志修纂者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区别。董天锡对嘉靖志的贡献，主要在于考订体例，并增添了部分内容，“乃为重复考订，并增入近事，前本之所未载者” [9] ，董天锡自序自己的工作时亦是说道：“收其散，删其繁芜以就简，约备采览”。是书除了董天锡外，陈英和李国纪也着力颇多，“乃与陈教授英、李举人国纪，参互考订” [10] 。

嘉靖志的文献价值颇高，《稀见地方志提要》曰：“阅其书文笔颇就简约，据事直书，无夸饰之辞，能尽志乘核实之道，宋梁克家《三山志》之流亚也。” [11] 《江西省地方志概述》也说道：“其书旨在记实，记事简约，门类不繁，一览了然。本志为现存府志的最早版本，为以后各代续修府志提供了一个范本，故其价值颇高。” [12] 总体而言，叙事有条不紊，记载实事求是，是后世对嘉靖志的总体评价。

二、董天锡与嘉靖《赣州府志》的编纂体例

邹春燕《明嘉靖〈赣州府志〉研究》对嘉靖志的体例特点仅仅概括为“（一）篇前设有小序，内容丰富……（二）互著笔法，避免赘述” [13] ，而对于小序的内容以及嘉靖志在方志文化中的价值，都未能深入地探索，殊为可惜。嘉靖志虽然没有“凡例”，但其编纂特色可以从其小序的说明以及内容的安排中窥得一二。

嘉靖志首先为人所瞩目的，就是其地图绘制的精准性。嘉靖志一共有20幅地图，包括1幅赣州府地图和10幅属县图，以及8幅建筑地图。嘉靖志在绘制地图时，有着清晰的方位意识，如“赣州府志图”，以圆圈的形式标明了各个属县的位置，同时在地图的上方标有“北”，下方标有“南”，左方标有“西”，右方标有“东”，这种方位意识，在同时代的方志颇为罕见，如嘉靖《九江府志》、正德《大同府志》等志书便仅有地图，而不会标注方位。对于县与县之间的行进路线，以及河流的流经位置，嘉靖志也有较为形象的标注。不仅如此，嘉靖志还将各地的距离标注的非常清晰，它会在地图的外面标注该地与各个地域的距离。如“赣州府志图”的右上角就标有“东北四百二十里广昌界，又六十里抵广昌县治”，在右侧正中位置标有“东四百六十里长汀界大隘岭，又十五里抵汀州府治”，在右下角标有“东南五百四十里长汀界天井岭，又十六里抵汀州府治”，在下侧正中位置则标有“南五百二十五里翁源界桃岭……”，在左下角标有“西南二百五十里南安界……”，在左侧正中方标有“西三十里南康界……”，在左上角标有“西北二百一十里龙泉界……” [14] 。嘉靖志在地图的八个方向，标明了赣州府周围的郡县情况，而且距离清晰，反映了董天锡对地理精确度的认识和要求。在其他的县域地图中，亦是如此，如“于都县图”，便在正上方标注“北三十五里兴国界分水岭，”右上角标有“东北一百七十里宁都界黄沙分水，又三十里抵宁都县治”，在右侧正中位置标有“东五十里瑞金界路……” [15] 。总体而言，赣州府地图标明的是赣州府与其他郡府之间交界的距离、位置，属县地图则是标注与其他属县之间的距离，绘制出来的地图简单明净，有一目了然之感。

此外，明代方志中地图绘制的主流方法一般采用山水画的绘画法则，视域较为狭小，他们用特定的花纹来指代水纹和山纹，而且绘制的属县地图，往往指的是县城图，仅仅指明县城的重要景观。如嘉靖《九江府志》的地图，便用鱼鳞纹来代表水纹，用倒V型纹代表山纹，德化县地图则仅有德化县学、能仁寺、万寿宫等景观；而嘉靖志绘制的属县地图，则是将各个乡里的位置全部一一标出，如赣县地图便标注了四会乡、大由乡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些地图也没有所谓的水纹、山纹，嘉靖志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来，显得更为简洁干净。这些地图的绘制，显示出来嘉靖志非常先进的绘图意识，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在地图绘制之外，董天锡的方志编纂，还弥漫着浓厚的地域自豪感。在董天锡的笔下，赣州不仅山川壮丽，风景秀美；人文方面亦是璀璨辉煌，卓然可观。在嘉靖志中，随处可见董天锡对于赣州的自信。如《形胜》篇，董天锡说道：“吾赣据江右之上，流崆峝峙其前，三阳枕其后，章贡二水缭绕乎左右，而郁孤台屹立乎中，诚一方之壮观也。” [16] 地理景观的优越让董天锡津津乐道，他以为赣州乃山水毓秀之地，钟天地之英灵。文化方面亦是让董天锡自豪不已，在《重建宁都县堂记》，董天锡就洋洋地说道：“吾宁都在赣为巨邑，山川之异，民物之繁，财赋之出，皆非下邑可比。” [17] 《进士题名录记》中，董天锡再次叙述道：“吾邑在江西为乐土，人才视他邑不无多寡之异，然亦代有其人。” [18] 赣州虽然僻处荒远，但隐隐有着邹鲁之风，远非其他郡府可比。在卷二《山川》的“小序”中，董天锡融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于一体，他深情地说道：“吾赣山耸而厉，如涌翠浪；水激而清，如流玉虹，视他邦未敢多让。钟其秀者或有人焉，则山益增而高，水益增而深矣。” [19] 在董天锡的笔下，赣州山水秀丽，不让于天下的名山大水，而且董氏还指出，赣州的山水历来让人流连忘返，吟咏不绝，这些诗词歌赋更是让赣州的山水增光不少，这种将自然地理与人文文化统合起来观察的视野，反映了董天锡对于地理景观深刻的思想深度和敏锐的洞察力度。

董天锡的赣州认知和赣州认同，让他在编纂嘉靖志时，不自觉地倾向于叙述赣州美好的一面，展现赣州光彩的一面，这在《风俗志》的叙述中可见一斑。董天锡在《风俗志》的“小序”中指出，风俗并无定论，“移易之机，齐鲁之变，存乎其人耳” [20] ，董天锡之所以如此叙述，就是为了扭转赣州在传统思想界的地域形象。在雍正《江西通志》中，保存了历代士人对赣州风俗的评价，将这份评价和嘉靖志的风俗记载相比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董天锡的选择取向。在传统文献的记载中，赣州的风俗是好勇斗狠，剽悍果敢，而董天锡对各种文献进行了直线安排，在他的处理下，赣州虽然早期的风俗剽悍，但是自宋代以来，赣州百姓普遍好学崇仁，乐道迁善。以于都风俗为例，雍正《江西通志》的叙述为：“于都风俗，上富下贫，少友助扶持之义，然亦无甚富甚贫，殆类古之齐民。” [21] 董天锡的叙述为：“于都士尚气，无切磋，农惰工朴。” [22]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于都的风俗已经经过了董天锡的春秋手法，将负面性严重的词汇换为中性的词汇，经过董天锡的改造，赣州一地的风俗面貌焕然一新。

三、董天锡的方志认知

董天锡的方志思想，主要表现在他为嘉靖志所写的《序》，以及每卷的小序和方志内容的选择中。董天锡对传统的方志理论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最后形成了重视方志的资政功能、强调方志的实事求是书写等具有个人特色的方志认知。

董天锡的方志修纂，有着强烈的资政特色。在《艺文》的小序中，董天锡就阐释道：“其纪述惟取有关世教，备国典，匪直足以鸣一代之盛，而后之征文献者亦有考焉。” [23] 董氏以为收录艺文并不是为了吟咏性情，而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服务于现实生活。这种文学的政教观，也是地方知识阶层在编纂方志时的常见态度。传统时代，方志编纂者作为地方知识精英的代表，他们眼中的文艺无关于个人的兴致与兴趣，而是跟服务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岭北道题名碑记》中，董天锡再次重申这种观念，他以为树立石碑，并不是为了文学色彩，而是为了宣扬政教，“是碑之立，似亦有益于公，非徒为文具矣” [24] 。在《序》中，董天锡更是明确指出方志的核心目的在于资益政治，扶助政教，“《周官》诵训之设，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巡狩则夹王车以行，于政教大有裨益” [25] 。

在强调方志资政特色的背后，蕴含着浓厚的王权尊崇意识。在《恩典》中，董天锡说道：“自七品以上恩命，皆得以及父母妻室，其最隆者及三代，荫子孙身后祭塟，何其厚也，为人臣者感激当何如耶？” [26] 董天锡殷殷劝导各级官员，要思报效国恩，拱卫皇室。不仅如此，董天锡的王权尊崇态度，还体现在以宫宇来展现王权的威严上。在《公署》的“小序”中，董天锡说道：“公署视官之崇卑以为大小，然政令胥此焉出，得失系民之安危，居是者当仰体创设之意。” [27] 《重建宁都县堂记》一文，董天锡再次表示：“予惟邑之有堂宇，所以列官序集胥史，亲黎元而政令之所从出者也。得则一境之内蒙其福，否则泽不究而殃及之，所系亦不为不重矣。” [28] 这种以为堂宇需要修的壮丽辉煌，才能让政令更好实施的观念，反映的就是皇权崇拜。在《史记》中，萧何解释将宫殿建造的壮丽堂华的原因时说道：“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29] 壮丽的目的在于突出王朝政权的神圣与权威，展演帝国秩序的森严与浩大，《公羊传》亦云：“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30] 元朝建都时，便提出要“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理由是“自古在昔，王公大人处则栋宇之隆，出则车马之盛，若素有之，不以为过。由其位望之尊，职任之重，不如是不足以示等威正体统也。” [31] 可以说，“示等威正体统”才是殿堂壮丽隆盛的目的所在。总而言之，朝廷宫殿和郡县县衙的宏富博丽不是为了一己之享受，而是为了有效地维护政权的运转，明初大儒丘濬就说道：“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 [32] 这种以建造宫殿来展示权力地位的思想一直广泛存在于我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在他们看来，只有把权力治所建造的富丽堂皇，才能让百姓生起敬畏之心，才能让百姓服从王权的驯化。董天锡亦是以为县署的建造，关乎县域的治理，关乎政治的得失，这映射的就是王权崇拜下的士人政治心态。

在强调资政的同时，董天锡也强调着民本思想。如在阐释其作《陂泽》的缘由时，董天锡就指出：“王政之善在养民，凡有关于民事者，无所不尽。”董氏以为官府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百姓，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弊，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生产生活，则要尽力去做，“若障而为陂，潴而为泽，审其蓄泄之宜，以为旱潦之备，使力田者得以逢年，无非为民故也” [33] 。在《食货》中，董天锡再次说道：“盖民为邦本，而王者之所天，诚不可不重也。王且重之，而况为民牧者乎？” [34] 百姓是国家的基石，三国时期的贺邵曾说：“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 [35] 在董天锡看来，惟有每丝每缕，都思百姓步履之维艰；一举一措，都念生民稼穑之艰难，朝廷才能够坚持住执政的底线，克制住放肆的私欲。国家只有爱护百姓，百姓才会报之以支持，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倘若漠视百姓，百姓则会视之为寇仇，国家就会有颠覆之危。

对实事求是的追求，亦是董天锡在嘉靖志中的努力和坚持。董天锡以为世间的毁誉利禄都是浮华，唯有公是公非才能够长存，“天下有公是公非之理，出于浮荣之外，千百世而不可易者，可弗信乎？” [36] 在《序》中，董天锡谦虚地说道：“然于直笔不能无惭也。公是非，正舛错，尚有俟于后之君子。” [37] 只要坚持着公是公非的价值导向，才能够修纂出合格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志书。而保证公是公非的关键，就在于秉笔直书，在于坚持着实事求是的书写规范，“毋容粉饰增损，其间例也”。董天锡以为，志书的修纂者往往对于地方官员怀有敬畏之心，会在书写时不自觉地记载光辉的一面，隐藏不光彩的事情，“吏兹土者，政绩不能皆同，人品亦不能无高下，于此不审，而漫浪书之，或过于称扬，或曲为隐蔽，其于史法皆未尽也”。因此在编纂《名宦志》时，董天锡坚持只记载已经去世人物的事迹，因为只有盖棺定论，书写者才能不受到当事人权力的影响，“夫人幼学壮行，孰不欲树勋业而流芳名，然保终维难，盖棺乃定，故名宦惟身后追叙其事，存者弗与焉” [38] 。

需要说明的是，董天锡对实事求是的追求与他的方志性质认识有关。在董天锡看来，方志是历史性质的书籍，故当要讲求实事求是的史法史例，才能称得上是良史，“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家纪载有凡例，褒贬有定法，足以传信垂戒，乃谓之良史，郡志亦然” [39] 。董天锡对于方志性质的认识，可谓是章学诚方志乃史学观点的先声，“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 [40] ，章学诚在跟戴震论辩时，反复宣传方志的史法史例，“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 [41] 。概言之，董天锡以为方志是历史性质的书籍，故应该讲究史法史例，而这史法史例，即是实事求是的修纂态度。

注释

[1] 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首《序》，顺治十七年刻本，第23页。

[2] 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七《秩官》，嘉靖十五年刻本，第172页。

[3] 陈朝羲修，许春晖纂：乾隆《长汀县志》卷十八《人物》，乾隆四十七年刻本，第591页。

[4] 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首《序》，顺治十七年刻本，第23页。

[5] 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首《序》，顺治十七年刻本，第23页。

[6] 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首《序》，嘉靖十五年刻本，第1页。

[7] 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首《序》，顺治十七年刻本，第23页。

[8] 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首《序》，嘉靖十五年刻本，第1页。

[9] 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首《序》，顺治十七年刻本，第23页。

[10] 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首《序》，嘉靖十五年刻本，第1页。

[11] 陈光贻编：《稀见地方志提要》（下），齐鲁书社，1987年，第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