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对老夫妇通过公证遗嘱，将名下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二儿子，谁知二儿子竟将老夫妇送去了养老院。老夫妇非常失望，于是与大儿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之后，大儿媳欲继承遗产，却遭到二儿子阻拦。双方争执无果后，二儿子将大儿媳告上法庭。
（来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李大爷离婚后，获得了儿子李某的抚养权，后李大爷带着儿子娶了现任妻子张阿姨，而张阿姨又为李大爷生了两个儿子，老二李小某和老三张某。
几十年过去了，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并且各自成家立业，李大爷和张阿姨也到了迟暮之年。
李大爷的大儿子李某和三儿子张某的条件都不错，只有二儿子李小某的家庭条件一般，所以二老就决定由二儿子李小某为他们养老送终，到时候把遗产都给李小某。
大儿子李某和三儿子张某对二老的决定没有任何意见，就这样二老住进了二儿子的家，之后去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约定李小某为二老养老送终，二老名下房产及存款都留给李小某。
在二老住进二儿子家中后，生活上的一些开销，基本都是二老在支出，这给二儿子家减轻了不少负担。
可谁能想到，张阿姨还没享福多久，就突发中风，脑子虽然清醒，但很多事都做不了了，而李大爷身体也不好。
李小某夫妇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太累，于是将二老送去了养老院，这让二老十分生气。
之后，二老找来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但小儿子家住在外地。无奈之下，二老就找了大儿媳顾女士。
顾女士认为要自己照顾也行，但二老得住在养老院，自己会经常去照顾下。二老左右衡量了一下，便同意了顾女士的方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顾女士不仅为二老支付了养老院的费用，一周还能保证有5天去养老院照顾和陪伴二老。
二老感到十分欣慰，于是在几名养老院员工的见证下，与顾女士签订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顾女士负责照顾二老以及身后事，二老名下的房产和存款均赠与顾女士。
在二老相继去世后，顾女士便拿着《遗赠扶养协议》准备接受二老的遗产，却不想遭到李小某的阻拦。双方争执不下，李小某便将顾女士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李小某拿出那份公证遗嘱称：
1、我手中的公证遗嘱上有父母的签名和手指印，还有公证处的盖章，这符合公证遗嘱的成立条件，且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所有遗嘱中最大的。
因此，父母的遗产应当由我继承。
2、顾女士是我父母的大儿媳，她有照顾我父母的法定义务，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因此，顾女士不具有受遗赠的主体资格，故这份协议应当无效。
3、根据《遗赠扶养协议》签订的时间，当时我母亲已经中风，不可能去签下这份协议，我怀疑顾女士哄骗了我父母签了这份协议。
综上，这份《遗赠扶养协议》应属无效。
顾女士辩称：
1、对于李小某手中的公证遗嘱，我是认可的，因为当初公婆找我们协商过。
可公证遗嘱上明确写了，李小某应当为我公婆养老送终，可李小某在拿到公证遗嘱后，就把我公婆丢到了养老院不管不顾，这已经违背了订立公证遗嘱的初衷。
2、我没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根据上述规定，我只有协助丈夫赡养公婆的义务，不属于子女照顾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
因此，我享有受赠人的主体资格。
3、这份《遗赠扶养协议》是公婆在多名养老院员工的见证下，自愿签订的，我并没有任何的哄骗行为。婆婆虽然中风了，但只是手抖得厉害，头脑一直都是清醒的。
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李小某的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第一，顾女士是否具有受遗赠的主体资格？
第二，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否为二老的真实意思？
首先，《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遗赠的主体，不能是法定继承人。
而法定继承人包含了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由此可见，顾女士作为大儿媳，并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其具有受遗赠的资格。
其次，根据多名证人所言，二老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思路清晰，意思表示明确。
李小某虽主张二老受顾女士哄骗，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说明，故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因此，本案中应当以《遗赠抚养协议》为准。
现顾女士已按协议的约定，对二老尽到了养老送终的责任，故符合受遗赠的条件。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二老的遗产由顾女士继承，并驳回了李小某的诉请。
李小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同样驳回了李小某的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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