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前期曾在边疆实行过一个“开中法”的制度，即由商人往边镇输送军需物资，领取盐引，然后到各盐场支取所值引盐，运往指定区域销售。

一些商人为获取更高的盐引利润，免去运输之苦，主动招募劳力前往边镇拓边垦殖，建筑商屯，就近纳粮上仓。

但到成化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商人只须在扬州纳银，便可领到盐引。“开中法”遭到破坏，北方商屯撤走。于是，大批山、陕富民及徽州商贾，纷纷迁居淮扬。

嘉靖年间，这些富商中徽商势力最为庞大。他们外出谋生，通常是全乡经商，集体迁徙。因此，十六世纪以后的扬州，几乎完全成了徽商的“殖民地”，大批盐商的迁居，对于扬州社会风尚，文化习俗都有着深刻影响。

盐是中国封建经济中垄断性的商品，自晚唐以来，随着赋税重心的南移，两淮盐业兴起，逐渐在全国盐政中占据首要地位。因此，淮扬盐商获利之巨，为其他盐区和其他行业的商人所无法比拟。

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政疏理道袁世振创行“纲法”，把食盐专卖权托付给特许的商人，政府则坐收盐课，清初沿袭此制未改。尤其是雍正以后，少数盐商凭执“根窝”，世袭引岸专利，获利更巨。殷实富商，挟资以千万计。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淮扬一带盐商的总资本急剧增加。

万历前期，在广陵的盐商资本己超过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这九百万两中，除了以百万输帑以外，还花费三百万两打点公私各处及施舍僧、道、丐、佣和构建桥梁、庙宇等，尚有余五百万，供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用于奢侈性消费的资金，及至乾嘉盐务全盛时期，更加挥霍无度。据估计，在1750-1800年间，盐商平均每年可获利润为五百万两。半个世纪中，统共获利就达二亿五千万两。

要知道乾隆初年，户部银库存款仅有三千三百万两，到高宗三十七年，清王朝处于极盛时期，户部所存库银也不过七千八百余万。两相对比，就不难理解贵为至尊的乾隆帝，为什么会发出“盐商之财力伟哉”的感慨了。作为淮盐总汇之区，“扬州繁华以盐盛”，丰厚的盐商资本基础上，扬州在明万历和清代前期的两度畸形繁荣，为之服务的“艳区”也就应运而生，并由此逐渐形成具有扬州特色的青楼文化。

02.

“养瘦马”一词出自香山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但“养瘦马”风俗的形成，与大批盐商，尤其是徽商聚集扬州有密切关系。

根据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男子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

绩溪人胡适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便是这种情形。为了满足长期独身生活的生理需要，徽商在娶妾、宿妓方面，往往挥金如土。有钱人享受生活，无非是美食和美女，许多盐贾暴发横财以后，便沉湎于美色。

明代小说《石点头》中，有个盐商叫谢启，“祖、父世代扬州中盐，家私巨万，…年纪才三十有余，好饮喜色，四方寻访佳丽。后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美脾六、七十人，其他中等之脾百有余人。”

吴敬梓笔下的盐商宋为富，甚至夸口说“我们总商人家，每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明清小说笔记中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徽商财富的急剧膨胀，追芳逐艳的故习，愈益变本加厉。

盐商在扬州的青楼行业看来就是“狗大户”，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扬州倡家为了应对新的市场形势，开始训练雏姬，

“瘦马”从小受到特殊的严格“教育”，家教好，懂得礼法，严守闺门妇道。于是，扬州姬妾成了纳宠者竞相聘娶的理想人选。

“要娶小，扬州讨”，在大江南北尽人皆知。到万历前期，更是蔚然成风，成为举国上下竞相趋逐的时髦风尚。例如，在福州，应试及第的诗书举子，分到江苏做官，首先想到的就是穿湖绸，娶扬妾。甚至连皇帝也没能例外，崇祯的宠妃田氏，便是来自扬州的漂亮女子。清初，也曾有朝廷使者奉旨到扬州买女子的传闻。

据《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讲述，明代后期，扬州城内每天靠介绍“瘦马”生意谋生的，就有数十、百人。这些牙婆中介，每天搭桥牵线，忙得不亦乐乎。扬州娼家四处买些女童，教以书、算、琴、棋诸艺，待价而沽。买的时候不过十几贯，一旦嫁出去，则多达数百贯。

很多百姓见到有利可图，纷纷加入其中。“养瘦马”之风，在扬州愈煽愈炽，“以致四方商贾密游者，买妾皆称扬州”。万历时人沈德符曾亲眼目击，当时，每天由广陵钞关而出的鼓吹花舆（娶小妾），几乎是日夜不绝。对此，清初官员曾加严禁，痛打、惩革官户，并勒石于小东门瓮城，昭示百姓，但收效却甚微。

“瘦马”根据个人的天赋品貌，共分三个等级，分别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明末清初的李渔曾以清客身份四处帮闲，后来写了一本《闲情偶寄》对“瘦马”进行点评。

他认为，“买姬妾如治园圃”，主要是为了“娱情”。因此，应当以才色为重。

扬州“风俗重盐商”，故而第一等“瘦马”必须是“聪明清秀,人物风流”,学会“弹琴吹箫、吟诗写字、画画围棋、打双陆、抹骨牌”等百般技艺，举止言谈，超尘脱俗。

这些芳菲丽质，经过一番刻意雕琢，个个“俱养成画生牙人一样”，独特的风致，使得无论是北地胭脂，还是南朝金粉，全都瞠乎其后，此是第一等。

盐商家资千万，账房会计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于是，稍具算学头脑的四方游民趋之若鹜，纷纷跑到扬州。后来，不少人贪图俸金，让儿女学习书、算。很多商家账房会计都是由亲眷负责，本地人便延师教读，寻找机会嫁给豪商做妾，以索取优厚的聘金。

适应这种需要而培养的“瘦马”，“人才中样，上不得细功夫，叫他多少识点字，学两套琵琶弦子，打算子、记帐目、管家事、做生意，多有客人使银子娶去掌柜的。”此为二等。

至于末等“瘦马”，主要是为了满足服务性阶层的需要。“不叫他识字丝弦，只教他习些女工，或是挑绒洒线，大裁小剪，也挣出钱来;也有上灶烹调，油炸蒸酥，做炉食，摆果品的，各有手艺，也嫁得出本钱来”(《续金瓶梅》第53回)。

这是因为自从盐商云集扬州以来,相关服务行业的手工艺人,也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万历年间，扬州城土著人口只占外来移民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男性占绝大多数，而且又以徽州单身男子居多。

03

与“养瘦马”风俗相辅而生的，便是扬州的“清堂”艺妓文化。

早在隋唐时期，广陵（扬州）佳丽便令无数诗人为之倾倒。《唐阙史》记载：“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

杜牧就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叹述自己的花丛游历。

在东水关一带，有“东城吟墅”等画舫，专供盐商游玩选美，“歌弦丝管日横陈，千古莺花属美人，一样风光谁记得，秦淮风月广陵春”，扬州青楼文化与秦淮风月呈相互影响之势。

及至清代康熙朝以后，长江流域人口的急剧增加，淮盐畅销，盐商获利甚巨。扬州的青楼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原先新、旧二城间的市河，经过改造专供东城画舫出入。

从此，自龙头关至天宁门水关，两岸秦楼楚馆鳞次栉比，各地名妓，本帮娇娃，全都荟萃于此。其盛况堪与金陵河房相互媲美。到了康熙年间，这条河便有“小秦淮”的艳称了。

乾隆时期，小秦淮两岸成为扬州清客评话、戏法女班和丹青画工等三教九流杂居之地。昆剧史上著名的女戏“双清班”，就曾一度寓居于此;当时，扬州画坛名流竞逐，不少丹青高手，都与青楼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外，小秦淮一带，还有很多琴师、奕棋国工和烹调名厨。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扬州“清堂”艺妓文化也渐趋完美,琴棋书画，清曲戏剧，均颇具特色。

身怀一技之长的曲中名姬，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无不龄习之;间或也有能诗、画、琴、棋者，令人耳目一新。“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

一些文人，如剧作家庄问樵，晚年居住在淮扬一带，教群芳歌舞，手持檀板，俨然是一位梨园严师。

扬州恰巧处于南北冲要之地，很多曲中名姬与四方游士来往甚密。有些纨绔浪子，甚至专门评花选柳。

如《扬州画舫录》记载的某公子，携资百万，先至苏州、江宁，继居小秦准。

据说，所见大江南北佳丽极多，凡是曲巷幽闺之中，未经公子谋面者，都是“村妓”。故此，扬州青楼妓女趋之若鹜，一经品题，顿时身价百倍。

名妓苏殷，又名苏高三，号凤卿，居住广陵小秦淮，不仅知书达礼，而且豪爽有大丈夫气概。自谓“愧他巾帼男司马，饷我盘餐女孟尝"，气度不同凡俗。她与扬州的文化名人，来往频繁。

林道源，便是其中之一。一次林道源与人在净香园中射箭，苏殷旁观很久，挽起袖子请求射箭，三发而三中。

林道源因此作诗记录，一时附和者百余人，其中包括当时著名学者阮元在内。没过多久苏殷身患绝症，临终前自画兰竹，挥毫题诗。

袅袅湘筠馥馥兰，画眉笔是返魂丹。

旁人慢疑图花谱，自写飘蓬与自看。

类似苏殷这样的广陵名姬，在乾嘉年间尚有不少。扬州人梁桂林，擅长三弦及压笛，还喜欢谈诗，相传作有《梁桂林未是草》诗集。乾隆年间的另一名妓顾霞娱，工于词曲，娴解诗文，被江南才子钱起封为女榜眼。

04.

古代儒家所推崇的“男女授受不亲”原则，极大束缚了士族男女间的人性生活状态。但作为卑贱阶层的女妓群体则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有相当大的女性自由空间，她们可以拒绝“授受不亲”的伦理原则，而更加体现人性之欲望。

青楼女子，素来为良家妇女所鄙视;但往往却是青楼女子开风气之先，又为后者窃慕和效仿。青楼文化，逐渐为市民社会所接受，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天下上元灯烛，以闽中为盛。福州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这种风气始于明朝，据说原是青楼狎客藉以祝愿诸姬“添丁”之意，但由于这跟传统农耕社会的市民心态相合拍，及至清代，良家皆然，风俗衍替，流传至今。

在南京，明代后期，南曲衣裳妆束，崇尚淡雅朴素，不以鲜华绮丽为主。原先在画舫青楼中流行的《绣荷包》新调，逐渐风靡于社会，以致坊市妇稚也琅琅上口，甚至连贩夫走卒亦能哼上一、两段。

此外，人们今天所用的衣食住行器具中，也有不少出自青楼。例如盛夏季节所用的折叠扇，原先只有青楼女妓才用，当时称为“撒扇”。大概到明代中叶，良家妇女才开始人手一把，至今，折叠扇成为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家碧玉与曲中诸姬，互相倾慕、效仿，青楼文化的熏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以发饰为例，青楼女子的“双飞燕”、“到枕松”成为扬州城妇女梳发的时髦。

青楼的梳头妈，专为诸姬理妆，以致“扬州头，苏州脚，松江娘娘会装着”也就成了尽人皆知的著名谚语。总之是“私门则多效良家妆，而良家爱诸姬新式，亦转效之”。

与此相类似，扬州服饰也是多姿多彩，妇女衣服时时翻新花样，款式稍旧，便束之高。

有些绣衣裳，上绣《西厢》或《红楼》人物，一衣甚至价值数十金至数百金。

不知是谁说过，金陵城中，即使是卖菜佣也有六朝烟水气而在扬州瘦西湖上，“渔家小脾能吟诗”，可见青楼文化的潜移默化。

05

两淮盐务全盛时期，领引行盐的运商有数百家，资本充裕，财力雄厚。到道光初年，因财力消乏，仅剩数十家“半虚半实之商”;道光九年，著名的理财专家包世臣指出，两淮领引办运的本银需要三千万两，但当时各商的实际资本却不到四分之一，其余的都靠举债挪垫。到道光十二年，有力办盐运者只剩下十数家。

两江总督陶澍鉴于淮盐积弊，实施改革，裁撤根窝，删减浮费，并在淮北改纲为票，北盐大畅，但淮南盐商却因此“一败涂地”;及至十七年，仅剩数家运商行盐；道光二十九年，汉口后塘角盐船大火，烧去课本银五百余万，商人“胆裂魂飞，同声一哭”，不得不公禀请退。

至此，煊赫一时的徽商，基本上退出了淮南盐业的运商队伍。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三次攻占扬州城，侥幸脱身的旧商仅十余人，家资耗尽。

扬州的青楼文化，主要依附于徽州盐商的伴生物。盐商家境中落，盐务的剧烈变革，也必然会引起青楼的衰败。

首先，随着徽商的衰微，市民阶层的贫困化加剧。城中人家多以借贷为生，卖亲生子女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蓄养之风，有愈煽愈炽之势。不过，这时的“养瘦马”风俗，与盐务全盛时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养瘦马”之风随着徽商衰落也趋于末流，到后来几乎成了训练妓女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盐商家业调零，原先依附商家的帮闲文人也都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纷纷移徙他乡。于是，“清堂”艺妓文化也迅速式微。

其次，因盐商和扬州小康之家的贫困破产，无数商家妻女沦为娼妓。新、旧二城，十里长街，“似妓非妓”的野花闲草触目皆是。

再次，妓女的激增，导致扬州难以容纳，于是大量外迁。尤其是光绪以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逐渐盛行，外出谋生的妓女，愈益增多。

扬州妓女呼朋引伴，分往各省，南至闽粤，北到辽沈，处处都可看到“扬”的踪影。《九尾龟》小说作过估计，当时在北方各地，“南班子里头的人，扬州人差不多十居七、八;苏州、上海人却不过十之二、三”。

青楼文化是士大夫穷奢极欲的一种畸形表现，扬州姬妾被当作商品可供买卖;而且，就在娶妾宿娼最盛的徽商的家乡，宋明理学的梏也最为沉重。儒家文人一边纵情声色，一边却对“风化所关，猗欤盛矣”的“节妇”观念却大唱赞歌。

迄至今日，在“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仍在无声地低诉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和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