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璋

学术界一直以来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在明朝以前，中国在文化上尤其是科技上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时间长达1000多年。明以后，中国的科技学术却显然开始退步，逐渐追赶不上西方。而西方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说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的突飞猛进等等，这些事情在中国则通通没有发生。

有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一本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了这个追问： 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科技为什么突然落后了？这个追问后来在学术界就变成了一个广受探讨的议题，并命名为“李约瑟难题”。

有很多人尝试寻找这个议题的答案，经过很多大学者包括爱因斯坦、罗素等的思索与讨论后，他们普遍认为有几个原因，概括起来大概是：第一，中国在学术上从来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在中国一直不成熟。形式逻辑是思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展开，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中国的学术不讲究追问，不鼓励怀疑。不讲究追问，不鼓励怀疑，那么学术当然不会有进步，因为怀疑是一切进步的根源。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有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科学不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把大自然看成跟人一样的存在，把物我混为一体。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办法把大自然视为一个客观的实体或对象来研究。比如说，中国人把人看得很神圣，很高大，然后把尸体也看得很神圣，对尸体的尊敬超越了其他的民族，所以中国的医学一直发展不出解剖学。因为中国人不敢动尸体，认为动尸体是有罪的，不认为人死了以后尸体就是一个客观的没有生命的物体而已，可以进行解剖或深入研究，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人拥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天”看得过于神圣和伟大，认为“天”不能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所以中国发展不出科学。

自然，中国人不鼓励怀疑，不鼓励追问，也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中国学术不鼓励怀疑，不鼓励追问，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很多人把中国人没有怀疑精神和追问精神归咎于《易经》，归咎于中国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我认为不尽然正确。因为中国早期的学者依据把天与人混为一谈的天人合一思想做出的对很多自然现象的观察，不一定必然是错的，有的也是对的。比如说，同样观察自然，《易经》就得出了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结论。老子的结论则是“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可以做到“无所不为”吗？当然做不到。同样一个课题，由于大家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理论也不同。

我认为妨碍中国科学精神最严重的是老子。因为读了老子的书，就丧失了怀疑的精神，丧失了追问的精神。因为老子的理论铺天盖地，从大自然、宇宙到个人，什么都谈，什么都懂。而且老子的理论含含糊糊、虚无缥缈，可以做任何解释。他的语言遣字非常霸道，几乎没有追问的余地。他对自己的理论也非常有信心，比如说老子曾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意思是了解我的人不多，可是一旦了解我以后，从我的理论里面就可以追求到很多“贵”。“贵”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富贵，也许是知识上的满足。我们从字面上不太能够清楚老子的意思，可是从字亦可以了解，老子对他自己的理论是多么的自信。

再反过来看看孔子，同样时期的孔子一天到晚跟弟子辩论，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种态度就是已经知道追求知识、真理的道理了。这个跟苏格拉底讲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这句话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怀疑精神和追问精神。整篇《论语》就是孔子跟弟子之间很多次对话与辩论的记录。孔子鼓励学生讲话，跟学生辩论。这种老师我们能说他没有追问精神吗？能说他不鼓励怀疑吗？

另外最重要的，孔子鼓励怀疑的一个证据是，有一次他批评颜回说，颜回这个人呢，对我来讲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我说的理论他没有一句话不赞成的。孔子的每一句话颜回都同意，换一个人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你不管是真的接受我的理论还是单纯为了拍马屁，你从来不跟我抬杠，这个学生我应该很喜欢才对。然而孔子不是，他很严肃地指出颜回这种态度不对。他对我没有怀疑，对我所有的话都接受，这种学生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不能引起我的思辨跟追问。这就是孔子致学的态度，对学生的态度。

所以，假如说《易经》妨碍了中国的哲科思维，《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妨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那么按照这个道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老子犯的错更大。真正妨碍中国学术思辨与怀疑精神的是老子而不是孔子，而不是《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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