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批判，清华教授完全认同|先生|军校|军训|小说家|建国|校官|莫言

作者：怀疑探索者，中国科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卫健委互联网科普医学协会会员

莫言先生

我是一直批判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先生的。我一直认为莫言其实就类似于知识分子里的“右派”。但是，极左群体可能要对我失望了——我虽然也批判莫言，但是与其他人都不同，我是坚决反对极左思潮和民粹主义的。

很多极左和民粹也责怪莫言，是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狂热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觉得莫言“抹黑”了那个时代，抹杀了伟人的功绩。我恰恰对此不太感冒。我完全是超脱意识形态的。如果你要问我，莫言的作品有没有“说实话”，我会结合我的知识和经验告诉你：莫言的作品，一半是真实，一半是虚构。

那个时代是伟大的，这毋庸置疑。没有那个时代打下的政治骨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但是，那个时代也是有极大遗憾的，就是由于没有建立起一套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体系，压制了人的创造力，造成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人的自由被压制了。贫困是那个时代无法真正克服的难题，尽管一心为公的治理者们为此付出了心血和代价。

当然，莫言的作品里面又有一些过分的夸大和虚构。比如，他的一篇自传体散文中有大家集体吃煤块的情节。而显然这是违背科学常识的。莫言又有一些言论也违背了客观事实，比如他说自己10岁前没有照过相，也不穿任何衣服，似乎“活得连狗都不如”，结果被人发现他在至少8岁就与姐姐照过相，而且衣服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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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一言”说莫言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惊喜和愉悦。”莫言的作品我是看过的，说实话完全体会不到“惊喜和愉悦”，倒是体会到压抑、萎靡和颓废。把我们的生活描写成猪圈，把我们的革命史写成地主伤痕史，这是其作品的特点之一。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足以让我批判莫言。莫言的作品是有一些不说实话甚至歪曲的地方，但是作家和艺术得有创作的自由度。莫言也可能是真的右派知识分子，但是人类有自己选择意识形态的自由。莫言也确实没有在作品中“歌功颂德”，他也错误的以为“文艺作品必须没有一点儿歌功颂德”，但是这属于他的个人观点自由，即使错误，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批判莫言呢？不仅仅是我，我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也是与我持有共同立场和观点的。

我就做一个直白的比喻：

中国内地某个地方发生了事故，国内媒体纷纷报道，谁都可以报道，大家不会认为这些媒体有什么问题，但是境外的“B某C”也来报道，而且用极大热情的报道，就会惹来中国人的反感。众所周知，B某C一直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它的报道即使没有说谎，但目的不是为了同情，不是为了警醒，而是为了攻击和贬低。

一句话，其出发点就不是善意的。

《聊斋志异》中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也可以说，“有心为恶，虽真不喜”。

如果其出发点是善意，哪怕有了一些错误和夸张，我们也认同。反过来，我们绝不认同。

而莫言的种种行为，真的能体现出善意吗，还是仅仅为攻击而攻击？我还不能确认。

当年，我和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过这个莫言。我跟他说，如果莫言的年龄再增长十岁的话，如果他批判那个建国前30年，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不管他的批判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过分，或者是否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都不反对，最多一笑而过。但是，“什么年代的人，做什么时代的事”，你不能超越这个时代，如果超越了时代，就显得格格不入，显得就是“别有用心”。

我对赵南元教授表示，莫言此人是18岁就参军做了干部，军队的干部已经是在当时脱离了“苦海”，此后他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都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甚至远远超过了城市里面的工人，而他的社会地位也是很高的。

而莫言他的成名作品，是发表于90年代，这个时候距离改革开放已经有多少年了呢？请搜索一下。他已经享受了至少18岁起到改革开放，再到90年代，再到获得诺贝尔奖——好几十年的幸福生活。幸福是他生命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也超越了全国的农民和工人。

也就是说，如果是莫言的父亲那一代，哪怕是比莫言大上十岁，那么他的人生的主要经历的“不愉快”时间阶段，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前。而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莫言的父亲一代人他们是完全有资格用他们的主要的毕生经历去批判前30年。

但是莫言不是。莫言在他成名之后开始批判前30年的时候，他已经接近了50岁。一个50岁的人，这个时候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了多少年呢？

也就是说，即使前30年有一些问题，对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在他的整个人生的这个长度中来说，并不占据主体地位。

而一个主要人生经历与前30年并不完全契合的人，他居然用毕生的主要精力去批判前30年，就让人对他的动机感到怀疑。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莫言的父亲也写文章，也批判前30年，那么我们可以完全理解。甚至他父亲写的过于夸张，我们也不会感到突兀。因为他的父亲有这个资格——他的人生记忆的主体部分，就包含了前30年。这一历史阶段对他的影响力很大，绝大多数的“苦”，就是这一时期吃的。他诉苦一番，认为国家“对不起我”，哪怕有了夸大和虚构，我们也接受。

可是，莫言的“反思”前30年的成名品，发表的时候已经将近50岁，距离他脱离农民身份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0年了。30年，他也享受了很长久的改革开放的红利，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对得起”他了。

他不但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反思”他那人生经历中不占主体部分的历史，而且也没有把他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精力用于描绘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成绩——这本来就应该是他顺理成章去做的事情——毕竟他的主要人生经历是在前30年结束以后。

他把他的主要精力完全的却投入到了与他的主要记忆本能的时代不相符的那个前30年，这是不是一种“别有用心”呢？

就假设B某C，即使报道中国内地的负面新闻时没有夸大，可是全球200多个国家那么多的负面新闻，它们几乎没有涉及，却每天在头版头条重点的说，反复的说，加大加粗标题的说，长篇累牍的说，对中国其他的建设成就一个字却不提。这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呢？

我和赵南元教授也说过，就是一个中国人在特别重要的外事场合必须讲政治原则的事情。

我和一位世界卫生组织顾问也谈过这个事情。我对他说，即使莫言的作品有批判性，即使那个年代也确实过得很贫困——我从来没有否认他的文学性和批判性——但是如果换成是我“怀疑探索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会上如此万众瞩目，甚至有很多不怀好意的外籍人士包括记者等等等等人是在用血淋淋的眼睛来盯着你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像莫言那样用上六七千个字长篇大论，去喋喋不休的讲述他母亲年轻时挨打（这真实性很有争议）等细节。我充其量会一带而过。而他如此不讲政治原则，那是会很让人失望和厌恶的。

我们并不反对在外国人面前暴露什么“家丑”，但是有些话并不是适合在敏感场合，就是那种涉及外事活动的特别敏感的场合去反复说的。有些话，你完全可以等到颁奖礼典礼结束回国之后，继续在你的作品里面说——文艺作品有这个自由——而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特别敏感的场合下，你如此不讲政治原则，就会给敌对势力留下把柄，继而造成很恶劣的政治影响。某些境外媒体可不会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它们就会利用莫言的演讲词，故意的宣传说，中国一直就是那么苦，从建国后一直苦到现在，“苦海无涯”中国人也一直在田地里面挨打，从建国后一直挨打到现在，“非人间”。

莫言一次任性的、不讲政治原则的演讲，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一个人如果不讲任何政治原则，那他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

此外，据说莫言先生也经常参加各种“研讨会”，或者参加一些笔会，与他自己所说的“绝不歌功颂德”不同，莫言先生在这些场合经常也是各种歌颂，然后在歌颂后拿走不菲的车马费等好处。这种分裂，怎么不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一丝质疑？

我们并不反对他去批判前30年，这是作家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但是如此两面性，则让人有点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