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时，于江西突然倒戈，1.7万人参加了红军。
此次事件被称为“宁都暴动”，是土地革命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不仅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还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实力。
在这次起义中，季振同和董振堂是合作伙伴，王秉璋也参与其中。不幸的是，在漫长的革命中，季振同和董振堂都英勇献身。不过，季振同却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身为季振同传令兵的王秉璋。
1914年1月14日，河南安阳的一户人家诞下了一名男婴，父亲为其取名为王秉璋。
1929年，15岁的王秉璋考入了西北军无线电学校。次年4月，爆发了中原大战，冯玉祥兵败下野，其残部被蒋介石改编。王秉璋所在的无线电学校换了一个名字——第26路军通讯营。
几年之后，第26路军奉蒋介石的命令，调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没料到的是，5月下旬，第26路军第27师在永丰县的中村被红军痛殴。7月，蒋介石又调第26路军前往宁都，并派遣嫡系朱绍良部放在宁都北面的广昌，堵住了后路。
由于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6路军的境遇艰难，战事不利更消磨了士兵的斗志。另外，王秉璋所在的部队大多都是北方人，不习惯江西的水土，部队疫病流行，又缺衣少药，许多士兵染疾而亡。
部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恰逢“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种种因素之下，起义的念头渐渐漂浮在季振同的脑海中。
季振同找来了董振堂、赵博生商议此事，都认为可行。这时，还是传令兵的王秉璋担任警戒工作，亲耳听到了三人对话。
当时，这三人为了掩人耳目，分别从宁都三个城门外出，再到一个小山头上密谈。
有时，季振同还借着看书的由头，让王秉璋给董振堂传送消息。王秉璋每次送书，董振堂都亲自通知门卫，不要阻拦，并一人在房间等待王秉璋的到来。
可以说，整个起义过程中，王秉璋担任的都是传递绝密消息的重任。起义后，以第74旅的底子组建了红五军团，王秉璋升任传令兵班班长，后又升为总指挥部通讯大队大队长。
随后的几年，王秉璋跟随红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战爆发，王秉璋被派往115师，任作战科科长。建国后，王秉璋是空军首任参谋长，负责帮助刘亚楼组建空军。
刚接到军委的命令，王秉璋就亲自驾驶吉普，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开到新华门时，卫兵不让进，王秉璋说：“你通报一声，我是十七军军长，来向周副主席报告。”
周副主席见到王秉璋，没有多说什么闲言碎语，而是直接让王秉璋先去军委航空局报到。就这样，王秉璋干起了空军。
抗美援朝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那时，王秉璋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去实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解决空军飞行员遇到的问题，传达给军委、总部。
另外，王秉璋还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了一些作战计划。有时在安东一呆就是二十多天，甚至更长，情况紧急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在安东和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
根据王秉璋的描述，由于王秉璋不懂飞行，主要负责的是建校任务、修建机场等后勤方面的工作。
1960年，王秉璋结束了在空军的工作，转到了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国防科委主要负责的就是提升军队的装备水平，他还曾有过和钱学森共事的履历。
不过王秉璋曾是115师的旧部，和林总的关系比较密切。九一三事件中，国防科委的绝密材料被林立果带走，这让王秉璋难辞其咎。也因为这个缘故，王秉璋不得不接受隔离审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秉璋和“林集团”的交集愈加密切，一些见不得的人的往事暴露在阳光之下。比如，王秉璋曾挪用公款，为林立果支付私人费用。在法院的审判下，王秉璋和监牢相伴十年。
改革开放后，王秉璋的待遇大不如前，心里的怨恨也就在暗处滋生，他曾多次申诉不公，但无人答复。
2005年，王秉璋离世，因家属不满对其的评价，其遗体竟然安置在冷冻室长达12年。直到2017年，王秉璋才得到了一个“老红军”的称呼，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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