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汪"清乡"运动，是怎么来的？杀人放火不是最狠，这3招更加阴毒|占领区|日伪|日汪|沦陷区|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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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在日本的指使与支持下，于1941年至1945年间，在华中和华南沦陷区进行了一个以军事清剿为主，兼具政治整肃、经济劫掠和思想奴役等等多方面内容，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剿共反人民的运动。

汪伪政府把这一运动称之为“清乡”。

1、汪伪政府清乡的背景

汪精卫则把进行“清乡”的地区称之为“和平剿共建国的实验场所”。

“清乡”发端于汪伪政权的中心地区江苏南部，扩展于江苏、浙江两省大部分沦陷区，尔后又推广到安徽、广东和湖北三省沦陷区的一些县份，上海、南京两市也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清乡”。

“清乡”作为一个运动，是在1941年夏被正式推上汪伪政权的舞台的。这时，日本侵华战争已临近第五个年头，太平洋战争的发动也已是箭在弦上。

“清乡”运动的提出，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灭亡中国的一贯方针的一项手段和方法，又是配合其发动和进行太平洋战争，而在中国占领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对于汪伪政权而言，是企图采取“清乡”的方法，清剿和整肃长江下游地区的新四军和一切抗日力量，巩固其统治区。

归根到底，“清乡”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的产物。

1940年9月27日，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德日意三国同盟协定》。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同盟关系成立后，日本军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判断重庆政府与日本妥协停战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主张采取更为明确而有力的行动，支持汪精卫政权。

时任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回忆当时军部和总司令部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时写道：

“日德意同盟一实现，重庆政府内心打算可以使英、美、法各国的援助加强，减低了非及早实现日华和平(指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妥协媾和)不可的必要程度，因此逐渐离开了和平问题，日华谈判暂时没有实现的可能。”

事实上，在这年3月至8月间，于香港、澳门等地进行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与蒋介石政府双方代表的秘密谈判，也由于德日意三国同盟的成立和日本的条件过于苛刻，而在 10月初终于停止了。

这时，新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变本加厉地推行军部的法西斯侵略政策，力主军部“断绝”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关系”，注重于支持与巩固汪精卫政府。

同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汪精卫政府。并且，进而采取从各方面、包括发动“清乡”在内的各项措施，以图加强汪伪政权的实力和地位。

2、日本为何要支持汪伪“清乡”？

于是，日本御前会议于1940年11月13日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

《纲要》确定：

“如到昭和 15年(1940年)11月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

为此，《纲要》着重强调要树立“长期作战体制”，要求其在华占领军“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并提出“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在经济方面，《纲要》要求在中国占领区“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并且“借此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

对于汪精卫政权，《纲要》规定，“重要的是使其专事协助帝国加强综合作战力量，而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要“使它向我占领地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

《纲要》明确指出，上述一切规定，目的是为了使日本“适应于进行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设大东亚的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

也就是不但要适应在中国战场上的长期作战，而且要保证日本的“国防力量”实行“机动”的需要，准备在太平洋区域进行更大规模的，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发动的军事冒险。

日本最高决策当局作出的上述《纲要》，是在新形势下，在中国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的具体表现。

日伪的“清乡”，可以说是贯彻实施这个《纲要》的一个具体行动。

《纲要》提出的所谓“整顿占领地区的治安”，所谓要使汪伪政权“在(日本)占领地区渗透其政治力量”，所谓要“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等等，这些要点，实际上是为以后“清乡”运动的“确立治安、改善民生”两大宗旨，定下了基调。“清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

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出笼的前后，日本政府和驻华派遣军，分别对中国占领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策略问题作出决定，对这一时期贯彻“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1940年11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对中国经济紧急对策的决定》，提出要在中国占领地尽一切可能获取物资，迅速开发与利用国防资源，极大地增加从中国向日本的物资输出，实行强有力的物资统制政策等等。

1941年1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订《昭和十六年(1941年)以后长期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这个文件虽然还没有提出“清乡”这个名称，但第一次规定：

“逐步地划出要地，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整肃”，“首先从处于长江下游的小地方开始，取得成果，同时根据当地各种条件，逐步扩大之”。

这是日军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逐步进行“清乡”的最初规定。

这个《概要》，对日军在占领区实施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办法，从政治、战略和思想3个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包括了以后“清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概要》提出：

“在政治、战略上的要地，军队的给养及国防资源的产地和当地民食产地，要确立高度的治安”，“要划分区域，将政治治安逐步委托给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给予其基本根据地。”

《概要》提出：

“对于占领区内的共产党军队，依靠军事政治协力的政策，积极的肃清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及土匪部队，除了进行“肃清讨伐之外”，还要“促使其归顺”。

《概要》在经济方面，要求“在占领区确保军队目前的独立生活”，“谋求满足我国防必需之物资，筹划民生的安定，巩固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

《概要》提出了思想统制的要求：

“将目前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为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的抗战思想，驱逐共产主义思想。”

显然，这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已经把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清乡”的血腥步骤，提到日程上来了。

3、日汪在“清乡”上的盘算

在同一期间，日本“中国派遣军”驻上海的第十三军(登部队)司令官泽田茂和派遣军总部参谋、汪伪政府军事顾问部顾问晴气庆胤，按照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及派遣军总部的意图，具体谋划了“清乡”计划。

“清乡”计划的直接酝酿，当在1940年冬。第十三军拟定了名为《肃清方案》的“清乡”计划大纲。

不久，晴气即与汪伪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进行密谋。对此，后来晴气在清乡委员会第一次筹备谈话会上追述道：

“关于清乡问题去年(一九四○年)与李(士群)主席时常研讨，最近即本此过去之研讨所得，逐渐见诸实施。”

1941年初，李士群与晴妻正式提出了“清乡”的设想，随即通过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提交给了汪精卫。

日本这一计划与汪精卫渴望的扩大和稳固其在苏浙一带统治中心的要求正相一致；因而，深受汪伪首要们的赞同与支持。

泽田茂在他的回忆中写道：

“国民政府汪主席，欢欣于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提出的这一设想，这设想也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赞成，约定全力支持。”

“清乡”计划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日军对原来的突击式的军事扫荡，也就是所谓“暂时性的讨伐”深感难以解决确立治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日军改而袭用蒋介石过去对红军根据地“清剿”的故伎，妄图对抗日军民发动新的进攻。

“清乡”计划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适应日本侵略者巩固其在长江下游占领区，强化汪伪傀儡政权，并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新的军事冒险这一总的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而出笼的。

4、“清乡”的目的——日本战略基地

日伪的“清乡”运动，是在华中和中南地区进行的。

在华北地区，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中，也包含有“清乡”的内容，但它是作为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作为独立的“清乡”运动，则出现在华中和中南的沦陷区，而主要又是在华中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南京和安徽，以及湖北的部分沦陷区。

日伪为什么要把“清乡”的重点置于华中地区呢？它进行“清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第一，华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企图通过“清乡”，把华中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大东亚战争”的一个后方战略基地。

抗日时期的华中地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日军侵占的上海、南京、杭州、徐州和武汉等城市和苏、浙、皖、赣、鄂等省的部分地区，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人力、物力的一个主要场所，是它在战略上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也是它实施南进侵略计划，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

“清乡”以这里为重点，正是企图巩固这个基地。

但是，对于日军及其傀儡政权来说，在江南和华中占领区虽已盘踞多年，可是统治却很不巩固。

1938年以来，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蓬勃地发展起来。这年夏，陈毅、张鼎丞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苏南敌后，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新四军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进军，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

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在芜湖至大通带开展对敌作战。同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第二团、第四团、第三团、第六团、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丹阳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

江南指挥部派出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展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争；并成立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开辟了皖东根据地，第六支队与八路军一部创建了豫皖苏根据地。大江南北，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日军对新四军游击战争进行频繁的军事“扫荡”。

1939年8月，日军4000余人对苏南游击区小丹阳地区发起“扫荡”。同年秋冬，日军向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大小“扫荡”20多次。

1939年，日军先后5次向繁昌地区发动“扫荡”。1940年4月至10月，日军1万余人，两次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1941年春，日军以盐城为主要目标，向苏中、苏北地区发动“扫荡”作战。同年初，日伪军向茅山地区实行“驻剿”，春天又向太(湖)、滆(湖)地区和苏常太、澄锡虞及丹北地区进行“扫荡”。

然而，这一次次频繁的“扫荡”，不仅没有能扑灭抗日游击战争，相反，抗日力量在战斗中逐步有所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

单纯的“扫荡”难以奏效，于是日军施出了“清乡”这一招。

5、“清乡”的目的——引诱蒋介石

第二，华中沦陷区是汪精卫政府的基本地区，日军企图以“清乡”运动来强化汪伪政权，引诱蒋介石投降，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策略。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伪政权，形式上也已统一。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和日本军阀内部的派系争斗，以及中国亲日派封建买办势力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华北、华南甚至华中一些地方的伪政权同汪伪南京政府之间，依然是貌合神离，各自为政；尤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受南京政府领导，实际上是独立于汪伪政权之外，直接受华北日本占领军的支配。

汪伪政府当时所能管辖的区域，只不过是原属维新政府的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与南京、上海两市而已。

而且，汪伪政权当时政治权力能够达到的地方，仅仅是上述地区的“点”和“线”，即大、中城市及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对广大农村，根本无力占领。

以苏南地区而言：

“在苏南一万七千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敌人据有公路干线二十条、支线六十四条、据点近四百个。然而，广大的乡村地区仍在抗日人民和新四军手中。……日寇企图将苏南地区由梅花式的点线占据，展开到面的占领，强化伪政府，以伪军代替日军的守备，以达到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军队，遂采取最毒辣的手段，向我苏南地区实行‘清乡’。”

通过“清乡”，强化汪伪政权，以此来引诱蒋介石政府投降，实行蒋汪合流，这是日汪进行“清乡”的另一个企图。

在“清乡”过程中,日军在“强化育成国府”的口号下，把汪伪政权扶到前台，在形式上更多地赋予“独立”的“权能”，除以武力配合伪军“扫荡”作战外，其他如行政、治安、财政、文教等等，都只采取“协助”姿态。

日军使汪伪政府俨然以“独立”政府的姿态出现，要求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树立和平模范区”，真正的意图就在于给蒋介石政府“树立”一个“模范”，引诱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与日本握手言欢，实行“全面和平”。

汪伪政府在“清乡”期间，反复鼓吹所谓“从局部和平扩展为全面和平”的论调，就是日本政府的上述企图的反应。

汪精卫在“清乡”一周年时宣称：“清乡目的固在树立局部和平模范，尤其在促进全面和平。”

所谓“全面和平”，就是要蒋介石政府同他一起实行全面投降。汪精卫把这种诱降蒋介石的新阴谋，称之为“清乡”“政治的运用”。

他说：“清乡工作，在政治的运用上，有一个更远大的任务，那便是树立和平的模范，由此以贡献于国民政府的强化，也由此以贡献于全面和平之促成。”

显然，在汪精卫和其主子看来，诱降蒋介石是“清乡”的“一个更远大的任务”。

6、“清乡”的目的——敛财

第三，华中沦陷区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日伪“清乡”的一个主要企图，是搜括战略物资和掠夺经济资源，以供给其侵略战争的需要，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华中沦陷区，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江苏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皖中与湘汉平原的米粮生产冠于全国，素有中国谷仓之称。华中又是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江浙一带，各种近代工业企业颇为集中，蚕丝、纺织、面粉等业的规模都占全国首位。战前的上海更是全国工商业的中心。日本侵略者占领华中后，到处贪得无厌地掠夺财物。

但是，“新四军的抗战，大大破坏了敌掠夺的计划。加上日寇处于战争危机、经济恐慌、资源枯竭、粮食缺乏的极端危急状况，加紧对江南的搜括是必然的，而清乡则是‘确保占领区’保障掠夺财物的手段。”

在汪伪政府看来，为“清乡”即是为“大东亚战争的资源”。

汪精卫说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