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国,无论面临火山爆发、洪涝灾害、地震冲击,抑或是疫情侵袭等严峻挑战,中华儿女总能展现出坚如磐石的爱国情怀。
面对关乎国家大义的问题,我们立场坚定,总有人愿意以身许国,舍己为公,誓死捍卫国家的尊严与利益。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历经无数困厄与磨难,承受过风霜雪雨的洗礼,但无论面临何种艰难险阻,我们总能在逆境中奋发,于困苦中愈发坚韧不屈。
这股力量源自我们民族血液中流淌的自强不息精神。
这种精神,如同古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永不服输。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的文学底蕴,这是我们拥戴文学自信的坚实根基。
我们理应珍视并传承这份宝贵的国学遗产,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两汉· 司马迁《报任安书(节选)》
司马迁曾言:昔西伯姬昌囚禁之时,非但未荒废时日,反而完善《周易》;
孔子困厄之际,撰成《春秋》;屈原遭放逐,挥就《离骚》;
左丘明目盲,仍著《国语》;孙膑虽遭膑刑,犹编《兵法》;
吕不韦被贬蜀地,始有《吕氏春秋》;韩非子囚秦,作《说难》、《孤愤》;
《诗经》佳作,多出自饱经风霜、内心饱受煎熬的圣贤之手。
吾人著述《史记》未竟,便逢厄运(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奸人陷害而受宫刑)。彼时深忧巨著难竟,是以虽身受重刑,仍无怨无尤。
今日书稿终成,拟觅妥善之处藏之,待遇明主,传于世人。如此,所受屈辱亦觉值得,纵遭千般凌辱,万般苦楚,亦无悔矣。然此言唯有智者能解,愚者难悟也。
司马迁之坚韧不屈、矢志不渝,实为典范。他以古之伟人为楷模,借其事迹激励己身,面对困厄,始终坚韧不拔,即使承受极刑,亦未曾退缩。
司马迁深悉其著作对于历史文化的承续之重,故虽身处极度屈辱与痛苦之中,仍矢志完成。此种为理想与使命甘愿舍身忘死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司马迁颇具独立之思与明智之见,深知著述传承之责重大,故毅然舍身忘死,终践使命。
此般对信念的坚守与对文化的挚爱,其精神既令人敬仰,又富含深意,启迪我们在逆境中坚守初心,勇往直前。
司马迁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彰显其对历史文化之深刻领悟与挚爱。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文天祥《过零丁洋》
文天祥为南宋科举魁首,获皇帝钦点为全国翘楚,曾一度享有状元之荣光,官至宰辅高位。
然而,他以一生的际遇昭示世人:身为状元,不仅意味着享有无上荣耀与权柄,更需承担首要责任,甚至付出最高代价。
此即为“身在公门好修行”之最佳注解,身居高位者当造福一方,竭诚报国。
诗题所指“零丁洋”,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北起虎门,南至香港、澳门一带。
文天祥身为南宋宰相,为何会经历零丁洋之行?
公元1276年,蒙古人创建的元朝大军南下,一举攻克南宋都城临安,俘获南宋皇帝,南宋实际上已宣告覆灭。
然而,十余万军民不甘亡国命运,在文天祥等几位大臣带领下,先后拥立两位幼主,退守福建、广东,持续抗争。
然而,元军势力过于强大,抵抗力量屡战屡败。至1278年,文天祥不幸被俘,试图服冰片自杀以身殉国,但未能成功。
元军将他押解至船上,途经零丁洋,送往崖山。时至1279年,崖山成为南宋遗民与元军最后决战之地。
元军将文天祥押至崖山,逼迫其写信劝降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但文天祥坚决拒绝。
为表坚贞不渝的意志与高尚的民族气节,文天祥挥毫写下《过零丁洋》一诗,递予张弘范,借诗明志。
我如今所遭遇的重重困境,皆因研习儒家经典所致。既已接受儒家教诲,便注定作出今日抉择。
孔子云“成仁”,孟子云“取义”。世间无物比仁义更重。故在关键时刻,人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自1275年起兵勤王,至1278年被俘,历时四年。这期间,抵抗力量日益削弱,败局已无可挽回。
山河破碎,恰似狂风中飘零的柳絮;个人命运,如同骤雨中打散的浮萍。
1277年,文天祥于此地被元军击败,妻儿皆被俘。
昔日惶恐滩头,我诉说内心的惶恐;如今零丁洋上,我哀叹身世的孤苦。
自古以来,人岂能长生不朽?唯愿留下一颗忠贞爱国之心,光照青史。
全诗四联,前三联以自身与国家、国家与自身交替抒写悲情,情感逐步升腾。
品读此诗,悲情油然而生,令人悲痛难抑,痛彻心扉。这是一曲人生悲歌,荒凉绝境中透露出不屈英气与担当精神,跃然纸上,震撼人心。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一二五》
清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横跨了古代与近代两个历史阶段。
自1840年后,清朝步入近代,长期闭关自守,对外界风云变化浑然不觉。
清政府落后挨打,外来列强以炮火轰开中国国门,蜂拥而至,如狼似虎地蚕食中国,彼时的华夏大地无力反抗,割地赔款,已至存亡之秋。
龚自珍生于乾隆末年,卒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其一生大部分时光在表面的太平盛世中度过。
然而,龚自珍并未被盛世表象所迷惑,他敏锐洞察到清朝已步入衰世,外强中干,若欲振兴,唯有实施变法,即“更法”。
彼时清朝官员多耽于安逸,不愿轻易变革,龚自珍因此频遭权贵排挤。
面对困境,他最终选择辞官南归。返乡途中,龚自珍一路行吟,沿途所见所感皆化为诗句,共创作出315首诗作。
这一年恰逢农历己亥年,这组诗便被命名为《己亥杂诗》。我们现在所探讨的是其中的第125首。
龚自珍途经镇江时,适逢当地举行赛神会,作为海内知名的才子,他被当地道士请去撰写青词。
所谓“青词”,乃祭祀神明的奏章,以青藤纸书写,内容通常包含对风调雨顺等吉祥事项的虔诚祈愿,旨在展示敬神诚意。
龚自珍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当时的中国宛如一潭死水,急需风雷激荡,打破人人噤声、沉闷压抑的社会状态,这种局面令人痛心疾首。
这是否仅是一篇祈神之作?既是,又非。说是,因龚自珍确实在呼唤风雷;说非,是因为此处的风雷并非自然界之风雷,而是指向社会、人心的深刻变革,他巧妙地借题发挥。
社会亟需风雷,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恳请天公不再昏沉,振奋精神,不拘泥于旧有模式,赐予世间各类杰出人才。
龚自珍此言何其独特!历来人们只知天公降风施雨,怎会降下人才?
这正是龚自珍借题发挥之处,虽是撰写青词,他所求并非风调雨顺,而是渴求人才。
写此诗时,已为1839年,距鸦片战争爆发仅一年之遥。外敌虎视眈眈,而清廷仍麻木不仁。
国之危机已迫在眉睫,挽救中国,不能依赖那些因循守旧、暮气沉沉的官僚,而亟需大量不拘一格、充满活力的人才。
正如他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非无情,而是化为春泥,滋养新生花朵。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看出龚自珍的315首《己亥杂诗》实非杂乱无章,而是围绕着救国育才这一主线展开。
这种报国之志已充盈其胸襟,无论何事何景,皆能引发其对此话题的联想,故能在撰写青词之际借题发挥,脱口而出的并非求神拜佛的哀告之词,而是变革的呼唤与对人才的渴求。
这词句个性鲜明,智慧非凡。试想,一篇献给天公的诗,竟言“我劝你,你睁开眼,抖擞精神,焕发活力吧!”这其中蕴含的热切心情与豪迈精神,何其动人!
【04】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清·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林则徐,作为清朝衰败历史进程中的先知先觉者,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深悟“知彼知己”之要义,编纂《四洲志》,激发国民力量。
林公早年即位极人臣,于禁烟之前已身担要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受命,实乃朝廷忠良之典范。
相较于那些腐败的官僚,林公始终将国事置于首位,尤其当清朝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国门之际,他尤为忧虑国家命运与民生疾苦。
英夷将鸦片输入中国,金银外流,国民沉沦,鸦片一点一滴侵蚀着大清帝国的尊严,对此,林公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主动请缨严禁鸦片,并立下誓言:“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返,誓与此事共始终”。
禁烟之举于国于民皆有利,然在一些贪腐官僚眼中,此举无异于断其财源。林公禁烟成功后,触动了这些人的利益蛋糕,朝堂之上以琦善为代表的众多官员对其极力打压,使尽手段。面对蚕食国家利益的集团,以及昏聩无能的道光皇帝,林公最终被发配至新疆伊犁。
林公抗英禁烟有功反遭贬谪,远戍边陲,心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
以我微薄之力担国家之重,早已身心疲惫。再而衰,三而竭,无论是虚弱的身躯还是平庸的才智,恐怕都难以支撑下去。
此处看似平静的陈述,按常理,多数人会选择退隐避让。然而,我偏不。
此意为“只要对国家有益,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岂能因畏惧灾祸而逃避?”
字面虽平静如水,内里却饱含剧痛,细品之下,如波涛汹涌。“谪居”即指罢官归乡或流放偏远之地。
按封建时代的规矩,官员无论遭受何种惩处,只要未遭极刑,都应感恩皇恩浩荡。
“我到边疆做个以体力劳动为主、少动脑筋的戍卒,正合我‘养拙’之道。对我来说,被贬谪至新疆,实为最大的恩宠。
我还与老伴戏言,此番我怕是要变成杨朴了,说不定会搭上这条老命。
这正是中华民族铁骨铮铮之魂,不甘压迫,不甘落后,不甘被侵略,不断抗争,追求国家强盛的生动写照。
【05】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谭嗣同《狱中题壁》
前有龚自珍寄望天公降下济世之才,后有林则徐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如今更有谭嗣同为国慷慨赴死,气贯长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之年,六月间,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
至八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积极参与改革大计。
然而,九月中旬,慈禧太后悍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
变法失败之际,四散奔逃的难民随处可见,挚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远赴日本避难,期盼他们能在异国得到庇护,安然无恙。
谭嗣同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完全有机会随同挚友东渡避祸。然而,他秉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信念,毅然决然撕毁了通往日本的船票。
在他看来,中国欲求振兴,必行变法,而变法之途,必然需要有人为国捐躯,他决心以身殉道,从容就义。
人生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谭嗣同临刑前挥毫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丽诗句,其豪情壮志,令人荡气回肠。
漂亮国的网友惊呼,中国人之坚韧与勇气,堪称真正的“战斗民族”。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在朝鲜战场上迫使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并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便在后续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亦不敢轻举妄动。
回顾近代中国,列强凌辱,上海租界甚至公然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民族尊严降至谷底。
然而,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国人民在动荡岁月中,面对死亡威胁无所畏惧,亲手撕裂了命运的枷锁。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再次崛起与翱翔,其根源就在于谭嗣同、张自忠、邱少云等无数志士仁人,他们为了国家,置生死于度外,以热血铺就民族复兴之路。
今日之和平生活,得来不易,切勿身在福中不知福,误以为眼前的一切皆为理所当然。
环顾全球,俄乌冲突、巴以矛盾战火纷飞,18岁的青年被送上战场,弱小国家的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生灵涂炭。
战争带给平民的,唯有家庭破碎、骨肉分离、家园毁灭。若认为这些离我们遥远,不妨看看邻邦缅甸,战火连绵,缅甸民众不得不在中缅边境搭建帐篷以躲避炮火,一水之隔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避风港。
国家的强大,即是民众的天堂,安居乐业,便是最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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