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的郭沫若和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顾颉刚|马克思

1947年，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最为推崇的，大约非郭沫若莫属。顾称郭是“最有成绩”的“大师”之一。这是发自肺腑的真话，毫无造做矫饰的成分。

顾颉刚说：“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索中国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

一，从出生到30年代。

郭沫若，经历极其丰富。中国近现代，几乎没几个史学家或文人可与之相比。说“几乎”，是因为还有沈雁冰（矛盾）和周扬算是例外。

他祖籍福建汀州，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原名郭开贞，号鼎堂。笔名有杜桁、麦克昂、藤子夫人等。其父，为咸丰年间进士，在贵州连任县令。

郭沫若早年于嘉定府中学、成都高等学校等校肄业。

（中学肄业文凭）

1914年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 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五年后毕业。

因受斯宾诺莎、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影响开始研究文学，1921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从事新文学创作。当年，出版诗集《女神》,高举浪漫主义旗帜，对传播“五四”精神，有相当重要影响。

1923年回国，编辑《创造周报》,任大夏大学教授。创作了《漂流三部曲》,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以及诗集《星空》等。

1926 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发表《革命与文学》等论文。同年参加北伐，始任国民革命军宣传科科长，后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国民党清党后，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于南下途中由周恩来等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八一起义失败后，经汕头、香港转至上海。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翌年3月，受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化名吴诚逃亡日本。

此后，郭留日10年。曾被东京警视厅作为中国红色疑犯缉捕，因查无证据释放。这10年间，他在生活极度贫困条件下，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甲骨文字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果。并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于1931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一书。

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明显赞成顾颉刚的观点。鉴于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就专门论述了何以“殷代为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

他说:“《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根据最近考古学的知识所得的结果是:
（一）中国的古物属于有史时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可以说是金石并用的时期。
（二）商代已有文字（三十年前中在河南安阳县有龟甲骨板锲刻着的贞卜文字出现），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象形图画，而且写法不一……可以知道那时的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
（三）商代的末年还是牧畜为主要的生产时期，卜辞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证据……
我们就根据着这三结论，可以断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
他接着说: “ 在商代都还只是在文字构造的途中，那么唐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帝典》、《皋陶谟》、《禹贡》，在黄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内经》、《素问》以及已经消灭的一切道书，更在以前的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更不用说了。”

作者在“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之前，以人类社会历史经过的共同规律，即“把社会发展的阶段一般，简略地叙述了出来”，并指出:“不过中国的古人只知道有那种生活的现象而没有人详细地去研究过那种原始社会的各种结构，在这儿我们仍然不能不多谢近代的学者，特别是美国的摩尔根与德国的恩格斯了。”

郭沫若非常推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认为此二书，“是把古代社会的秘密——特别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国家组织的变迁，已经剔发了出来。这两部书不久的将来定有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

（郭沫若的父母）

他结合中国古史的实际，论述了商代以前“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关于古史所谓“禅让”，他认为，“那不是一各姓的酋长军长在开氏族评议会，在推选新的酋长或军长的吗?”

关于尧舜禹的传说，他认为，“都是二头政长，在尧未退位以前是尧舜二头，在尧退位以后是舜禹二头，尧时又有帝挚为对，均与西印度人之二头盟主相合”。“这些正是古代传说中所保存着一些氏族社会的影子”。

在当时，这样的观点，比另一些通史著作，或者自秦代开篇，而略去商朝和西周以上的历史；或者称之为“传疑时代”，要大大前进了一步。即便与以商代为开篇的通史著作相比较，也较他把商之前一概称为神话传说，同样大大前进了一步。郭沫若把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历史影像，纳入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经历过的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之中来考察。

这大约是顾颉刚读此书后拍案叫绝的缘由。

（1938年，与周恩来和叶剑英）

郭沫若还首次提出了“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奴隶制国家的这个关键，古人也是注意到了的”，即“用古代的话说来便是‘由帝而王’，古时的人以为尧舜传贤而夏禹传子，是家天下的开始，贬称帝号为王，所以在夏禹以前都是帝，在夏禹以后便成了三王”。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于1931年出版。此书可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续篇。在此书中，《释籍》、《释勿勿》、《释朋》等篇，继续对商代社会经济基础进行了研究。《释臣宰》等，则分析了商代“臣民均古之奴隶，宰亦犹臣”；但“臣宰视民为贵”，“民”是被征服民族中的较为强悍者，而“臣”、“宰”是较为顺从并帮助征服者统治本民族的。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二书，被认为是他，也是中国，最早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范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其所运用甲骨文中的资料，对商代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等历史实际的考察，使其后来居上，迅速与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名气并列，被称为“甲骨四堂”。再往后，郭沫若随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全面和深人的理解，以及文献材料、青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了全新的进展，他对中国史的认识也愈加深化。

他说， “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我们要根据它作为社会史料，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出发”。

1945年，郭沫若出版出版了《十批判书》，进一步全面论证了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说,要对自己“十几年前认为殷代是原始公社制末期的那种看法，当然要修正才行”。“靠着殷墟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靠着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勉强半表露了出来，以前由后世史家所累积构成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已被证明全属子虚，即是夏代的有无，在卜辞中也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至少殷代的存在是确实被保证着了。” 1950年，他对《十批判书》再次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