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放眼世界军事，从一个班里走出三位将军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真实地发生在解放军中，这三位将军就是开国上将韩先楚、开国上将刘震和开国中将陈先瑞。

奇怪的是，这三个人中，军衔高的两位反而是战士，军衔低的反而是班长陈先瑞。

下面我们就走近陈先瑞将军的人生，看看他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三人的友谊，胜过桃园三结义”

1932年，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在黄安战役和七里坪战役中接连遭遇失利，部队损失非常严重。9月，张国焘电告中央决定率领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下沈泽民、吴焕先等同志率领红25军在鄂豫皖继续坚持斗争。

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国民党除了派出10余万部队追击外，仍将20多万兵力留在鄂豫皖继续围剿。国民党在鄂豫皖执行了“民尽匪尽”、“铲除干净、绝尽根苗”的残酷方针，所到之处，百姓的房屋变成了废墟，田园变成了荒地。

据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鄂豫皖“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合家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陈先瑞将军一家就是国民党残酷政策的受害者，他的房子和家具毁于大火，家里的土地被地主夺走，一家人被迫逃难，逃难途中嫂嫂被活活饿死。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瑞来到了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加入了新成立的红25军。

陈先瑞被分配到鄂东游击司令部特务4大队，这个大队有120多人，原先是四方面军手枪团的一个分队，成员都是从根据地里挑选出的作战勇敢、灵活机灵的青年战士，每人一把德国短枪，每个分队还有一把花机关，可以说是鄂东游击司令部的“骄子”。

由于陈先瑞聪明勇敢，几次任务完成得都非常出色，没过多久他就升为了班长。

当时，陈先瑞班里共有9个人，其中就包括从黄安独立师调来的韩先楚和陂孝北县独立营调来的刘震。自此，他们就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尽管后来韩先楚和刘震的军衔都比陈先瑞高，但他们依然叫陈先瑞“老班长”，刘震可以直呼韩先楚的姓名，韩先楚则叫刘震的绰号“歪嘴子”，陈先瑞则称呼他们为“老韩”、“老刘”。

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是无比牢固的，他们三人的友情一直延续到最后。据医生刘恺回忆，陈先瑞晚年酷爱下象棋，尤其喜欢和韩先楚下。

两人的象棋盘是专门找木工师傅定做的，中间是合页，平常的时候就折叠起来，棋子就放在里面，那时候他们两家住得很近，每次闲下来的时候，两人总忍不住要杀两盘。由于他们两人都是性如烈火的脾气，棋盘上常常为一两个子争个不停。

后来，韩先楚将军和刘震将军接连去世，陈先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三人的友谊：

我想这不仅是我们的友谊关系，而且反映了我们的修养，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格，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品格。每当我想到这些，我很为我们三人的友谊自豪。桃园三结义也好，三剑客也好，或者叫三个火枪手也好，无论中外历史或小说中的什么人物，其政治向往、追求到品德都不能同我们三人比。我们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将领。

由于有陈先瑞这个班长的优秀示范，有韩先楚和刘震这两个得力的骨干，他们这个班的成绩在特务4大队中成绩突出。不久后，陈先瑞就升任了一分队队长。

陈先瑞如何成为毛主席口中的“陕南王”？

1934年10月，程子华同志抵达鄂豫皖，传达了中央要求红25军参与长征的指示。11月，红25军开始成长，他们穿过鄂北和豫西，击破了国民党的前堵后追，于12月到达陕南。此时的陈先瑞是红25军223团政治处主任兼3营政委。

遵照军政委吴焕先的指示，陈先瑞率领一个连的兵力，进入鄂陕边界一带，宣传发动群众，该连对外改称“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为师长。从这时起，陈先瑞就离开了主力部队，开始独立领导开展地方工作了。他之所以被毛主席称为“陕南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在袁家沟大捷后继续向北长征，北上前，红25军给郑位三、陈先瑞留下了指示信，要他们坚持在陕南继续斗争，但是这封信在途中遗失，陈先瑞并未收到主力部队离开的任何消息，直到9月份，他们才在报纸上得知主力部队已经北上。

没有明确的指示，鄂陕游击队应该怎么办？郑维山、陈先瑞随即召开了党委会议，确定了坚持斗争和统一领导两项方针，并确定将现有部队整编为红74师，陈先瑞为师长。

此时的74师虽然名义上是师，但总兵力不过700多人，只下辖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连。

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凭着这支部队在陕南根据地坚持作战近两年的，期间他们不仅站住了脚跟，还掩护配合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会师后的山城堡战役。毛主席为此表扬陈先瑞：“红军主力在西线开展行动，你们就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很好嘛！”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指示成立陕南军委会，红74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军长为陈先瑞。

1937年1月底，红74师奉命抵达商县，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支红十五军团正是以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在看到陈先瑞后，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对红74师坚持陕南游击战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西安事变落幕后，蒋介石要求我军放弃陕南，全体转移到渭河以北，毛主席以陈先瑞的部队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开往渭北，无法勉强”为由，坚持让红74师留在陕南，几经交涉，顾祝同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陈先瑞两年的坚持，为我军在陕南留下了一块宝贵的火种。

陈先瑞的功劳之大，也可以在以下这件事中得到侧面印证：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陕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供养这么大的一支部队有困难，林彪就给中央写报告，提出要到富庶的陕南去打游击，寻找出路。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多次劝说下，他才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能让林彪都羡慕，甚至想来发展，这着实不简单。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先瑞因为留守陕南，没有走完长征，所以功劳要打折扣。这种说法完全是歪理邪说，红军长征不是为了长征而长征，而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才进行的长征。陈先瑞率部创建了陕南根据地，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贡献并不会因为没有走完长征而折扣。

四入陕南，陈先瑞不当政委，要当副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先瑞率领红74师到三原接受改编，编为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后来又被改编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4团和警备2团，承担保卫后方和中央的重要任务。

抗战胜利后，郑位三和李先念同志认为陈先瑞曾经在陕南坚持过两年，对陕南情况非常了解，便于开展领导和斗争，于是陈先瑞率部二进陕南，就任豫鄂陕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其后，他经历了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最终转移到了山西晋城进行休整。

1947年6月，随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军开始从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而战略进攻的重要一步就是恢复中原。

8月，陈先瑞所部在李先念同志的率领下从晋城出发东进，陈先瑞满怀壮志，打算大干一场。然而，他就在他待命出发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了中央的电报，让陈先瑞到38军就职，领导38军到豫西建立根据地，于陕南游击队密切联系，迅速打成一片。

此后，陈先瑞率领17师由潼关第三次进入陕南，再次和兄弟部队一起创建了陕南根据地。48年3月，陈先瑞调任豫西军区副司令，经过一个多月的剿匪作战，最终成功地将豫西和陕南两地连成了一片。

1948年5月，陕南军区即将成立，陈赓司令员考虑让陈先瑞这个元老担任陕南军区政委。陈赓开门见山地说道：“根据你在陕南十几年的革命斗争经历，兵团党委决定让你出任陕南军区政委。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知道你的肩膀能不能扛起来？我们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陈先瑞坦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从红军开始，一直都是干军事工作，始终都是指挥作战，要是行军作战我是不怕的，但政治工作我却没有经验。我这个人喜欢干脆果断，一二三四，不习惯那种婆婆妈妈的说教，我还是继续做军事工作好。”

但是，陕南军区司令员已经有人选了，为了不让组织觉得自己伸手要官，陈先瑞说：“我可以当陕南军区副司令员，这样还可以做好部队的工作。”

陈赓听后拉起了陈先瑞的手说：“先瑞同志，我很赞成你的态度，咱们共产党人不计较职位的高低，是为人民工作的，听了你的看法，我很满意。”于是，陈先瑞就成了陕南军区的副司令员。

1950年，陕西军区成立，陈先瑞被任命为陕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年后，他作为志愿军19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国后，陈先瑞历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政委等职。

晚年的愿望终于满足了

在陈先瑞担任北京军区政委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了他一生的大事——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期间，陈伯达在华北组的讨论中煽风点火，宣扬“天才论”，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奇怪的是一向最了解主席想法的汪东兴也跟着陈伯达表态支持，搞得华北组的同志们都以为这是主席本人的意思，纷纷赞同。陈先瑞在和北京军区的其他领导李雪峰、郑维山、吴德商量后，决定把大家的意见整理成简报发表。

结果事情急剧反转，最后陈伯达、黄吴李邱、汪东兴，包括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都公开做了检讨。

事实上，陈先瑞无论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和林彪都没有什么接触。

据陈先瑞回忆，他这辈子只和林直接接触过5次，第一次是67年5月，他到林家取林彪题写的《战友报》刊头；第二次是同年11月，他向林彪汇报了部队“三支两军”的情况；第三次是九大期间，他和大家一起接受了林彪的集体接见；第四次是他和郑维山将军打算一起陪林去看地形，但因故取消了，林彪在家告诉他们不去了；第五次是他和郑维山一起向林汇报北线设防的问题。

也就是说，除了工作上的事情，陈先瑞和林彪根本没有私人关系。

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在周总理的保护下，陈先瑞过关了，总理说：“陈先瑞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但是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陈先瑞还是遭到了“四人帮”的打击，最后突然被调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二政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赋闲在家在陈先瑞经过数月的认真总结和回顾，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总结了自己在北京军区担任职务期间的历史。

不久后，陈先瑞找到了时任总政主任的韦国清将军，韦国清告诉陈先瑞：“军委认为你的报告写得很诚恳，也可能客观，教训总结得也很深刻。军委对你的报告是比较满意的，你提的要求很合理。”

随后，杨尚昆和余秋里等同志相继找到陈先瑞谈话，这两位同志告诉他，军委和总政经过认真的调查，认为陈先瑞在历史上不存在严重错误。

陈先瑞退休后，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为老部队红25军编写战史。他和程子华、韩先楚、刘震、郭述申、刘华清、张池明等原25军老同志组成了红25军战史修改委员会领导小组，前后历时4年，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1990年3月，这本书正式公开出版发行，并由四方面军的老首长徐向前元帅亲自作序。

至此，陈先瑞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1995年，陈先瑞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他听说刘华清同志想牵头组织拍摄一部反映红25军长征的电视专题片《北上先锋》，并亲自担任总顾问，还想邀请自己来当顾问。陈先瑞将军得知此事非常高兴，他当年编完红25军战史后，就组织人写了一部关于红25军长征的剧本，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没能投入拍摄。

这次在病中，他得知自己的心愿可以实现，自然非常高兴，尽管因病不能参加这部专题片的讨论会议，陈先瑞还是专门派了秘书去转达自己的一些意见。

陈先瑞说：“很遗憾，我可能看不到这部专题片了。但我从内心感到欣慰，红25军总算是有一部影视作品了，我们老同志的心愿了却了。”

一年后，也就是1996年1月10日，陈先瑞将军因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陈先瑞将军病逝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回了鄂豫皖根据地，不留痕迹，也不留标记，他说自己要和革命老区的人民永远在一起。#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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